解读极端皇权专制下的明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集权政治的愈益发展,对监察制度之依赖程度必然不断加深。有明一代,随着专制皇权统治向其巅峰状态发展,导致政府的运转对监察制度的依赖程度超过历代王朝,以各级官吏为对象的监察活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可以说,明代以分权制衡为基础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有效运行,是以无所不监的双轨制监察体系的同步发展为条件的。监察制度为专制皇权服务的根本政治功能,更体现为皇权对监察权的严重制约,并随着专制皇权的空前强化变得更加绝对。明代监察官向专制皇权之附庸的急剧蜕变已不可抑制。     

明代的教育制度

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逐渐衰落的时期。建国之初朱元璋手订各种宗规祖训,提倡“节俭爱养,藏富于民”的艰苦奋斗精神,曾一度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景象。中叶出现了商品经济生产的萌芽,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西方科学技术也由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已渗透到中国。明代统治达到封建社会官僚政治的高峰,极端的专制主义是空前的,其统治思想意识方面,程朱理学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明代政府实行许多强烈控制思想的措施,注重文化教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使得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发展得更加缜密,为其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明初诗歌中的“元朝情结”——兼论明代文学的分期

出于政权合法性的述求,明初统治者高调倡导“元正统论”,明初文人诗歌中的“元朝情结”与统治者的“元正统论”有密切关联,而明初各族属群体对“元朝情结”的表达,情形各异,特征复杂：明初上层精英对元朝的眷慕和上层贵族对元朝的猎奇情绪;元遗民群体对元朝的哀悼与伤怀情绪,这其中色目、蒙古族群及汉族文人各因明初的统治政策而表现出不同情形的感怀情绪;而明代普通士人的“元朝情结”甚至在明代中叶还隐隐若现。迟迟不能退去的“元朝情结”致使明代文学的真正更张迟至明嘉靖时期。一定程度而言,明初上层统治者及上层精英的“元朝情结”对明代文学的分期有着较为内在的深远影响。     

从“贤良文学”探悉汉代知识分子之性格

中国汉代知识分子处于封建皇权专制的大背景下,具有独特的个性。通过对《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的解析,分析了汉代知识分子在皇权专制下的理想与抱负受到前所未有压制的社会现实,论述了汉代知识分子继承儒家传统,具有积极入世和以"道"自任的精神,阐释了汉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独特个性。     

从"贤良文学"探悉汉代知识分子之性格

中国汉代知识分子处于封建皇权专制的大背景下,具有独特的个性.通过对《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的解析,分析了汉代知识分子在皇权专制下的理想与抱负受到前所未有压制的社会现实,论述了汉代知识分子继承儒家传统,具有积极入世和以"道"自任的精神,阐释了汉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独特个性.     

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

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言官群体在与阁臣的对抗中,其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势张,压制阁臣,言路与执政相水火,争斗不已,迄于明亡,晚明时期言官的制衡作用已走向反面.言官和阁臣都是明代皇权强化的产物,二者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过程,揭示了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中国历史演进的自由线索

在中国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中,存在两条线索,一为维持皇权专制的"秦制线索",一为追求自由的"儒家线索"。秦代以后的二千年国史,基本上就是这两条线索互相交缠、较量的历史。当皇权愿意接受儒家政治哲学的塑造时,王朝的专制烈度就会降低、社会自治的空间就能得到拓展;而当儒学无力左右皇权的运作时,王朝的专制程度则会加剧,社会自治空间也受到压缩。通过对蕴含在秦后历史中的专制线索与自由线索的整理,可对费正清先生的"冲击—回应"模型论提出修正:中国近代化不仅是西方"冲击"的结果,也是内在于儒家历史的自主诉求。     

中国历史上长期专制--人治统治的特征与根源探析

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实行专制———人治统治 ,其主要特征是 :向上型的权力结构 ,“朕即是法”的权与法的关系 ,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超强度控制 ,以义务为本位的权利义务观。专制———人治统治的长期存在具有深厚的经济、社会、思想根源 :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保守性和分散性的特点 ,决定了专制———人治是与之最相适应的政治模式 ;森严有序的等级身份制度和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社会组织 ,是专制———人治统治厚厚的社会根基 ;主要强调礼治、道德教化和领导者的德性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占据统治思想地位的儒家思想 ,是专制———人治统治深深的思想源泉。     

康雍乾廉政建设的特色及演进

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把廉政建设作为巩固皇权专制统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继承明代廉政基本制度基础上,并加损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廉政体系,有效地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康雍乾廉政建设的首要特色是"乾纲独断",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康雍乾廉政建设的另一特色,在于将吏治与民生联系在一起;制度的创制和改革也是康雍乾三帝廉政建设的一道风景。     

明代内阁与中央政权体制演变的互动关系

明王朝出于加强专制皇权的需要废除了丞相制度,从而导致中央行政中枢体制的严重失衡。为了巩固统治和完善封建官僚体制,内阁开始崛起并逐渐成为明朝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从内阁的兴衰及其权势的变化看,它完全依顺于皇权,其政治功能是皇权的外延与扩张。内阁大学士参与中枢决策,故而阁权在国家权力体制运作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决策权,但这并未抑制住皇权的恶性膨胀。     

明初社会变革及其后果－－明杂剧社会背景探源之二

元明易代不能仅仅看作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 ,它是一次重新确立儒学正统权威的深层文化转型 ,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汉族政治力量重建大一统的最后一次努力。由于统治者特有的专制和独裁本性 ,它不仅将中国的皇权专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且封闭保守、自甘束缚 ,以至扼杀人才、窒息创新能力 ,造成了此后百余年思想文化的冷落萧条。所有这些 ,都构成明前期杂剧最终衰落的的必然命运。     

晚清王府的堂会演剧

自明初朱元璋赐词曲予王公贵族开始,王府就一直延续着演剧的传统。至清代,尤其在晚清时期,王府的堂会演剧更加兴盛。王府堂会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由王府戏班表演,可自娱可娱宾,最具王府演剧的代表性;一种由传差来的职业戏班演出,主要用于酬宾。王府堂会演剧为戏曲演出史增添了一段辉煌。     

明代儒经学术与科举制衡作用下的儒家类丛书编纂

明代儒家类丛书的编纂大体经历了明初汇纂注疏、正嘉自抒议论、隆万浅说评点、启祯儒经新说四个阶段。明代科举制度、科举的主试文体、举业文风等都影响着儒家类丛书的编纂,使其形成了重视群经总义、注重指导举业文章、遵从规定注本等特点。儒经思想学术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制衡和取舍,决定了明代儒家类丛书编纂的复杂性——阐说儒理又要兼顾功利,秉承程朱也不回避阳明,兼有经学和文学的性质、学术与治道的功用。     

明前期统治政策对戏曲发展的影响

戏曲发展总是与社会政治因素相关,明代戏曲发展也是如此。通过对明代前期的统治政策对明前期及其后戏曲发展影响的分析,找出明前期禁戏政策、科举制度、独尊程朱理学、纵容藩王沉迷声乐、禁官僚狎妓等一系列政策与明代前期戏曲创作的空白、藩王戏曲家的出现、戏曲文人化、娈童妆旦这些现象之间的联系,以更深入地了解明代戏曲的发展。     

明代惠水八番土司探析

使用大量史料,对明代在惠水地区八番土司的治理措施进行了介绍,并从建置沿革、职官设置、土司承袭、奖惩、朝贡等方面作出详尽分析说明,从而揭示了明代土司制度的逐步成熟与完善的进程。     

明代廷杖探析

廷杖古已有之,至明代发展到极致并与国运相始终,殆尽于一种制度,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是有明一代著名粃政之一。廷杖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前期从太祖登基到英宗去世（1368～1464）,中期从宪宗即位到张居正去位（1464～1582）,后期从神宗掌权到明亡（1582～1644）。明代廷杖是＂重刑治吏＂之封建专制治国理念的必然结果,是皇权与士大夫之间对抗的产物,其泛滥也与此时期文官制度的不完善密切相关。     

明代湖南科举述评

明代湖南科举整体水平下降 ,科举人才地区分布较为均衡和广泛。明初的战乱、书院的禁毁、地域的局限 ,是制约明代湖南科举水平的主要原因     

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

明代科举处于中国古代科举发展的鼎盛阶段,具有以下明显特征:完全与官学教育融为一体,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以及以科举功名为主、学校功名为辅的层级功名体系,科目单一和考试高度统一,防范和惩治作弊之制空前严密,分地确定解额和录取比例制度合理、完备,实行进士观政制度,规范性、包容性、适应性、公正性和吸引力都空前加强,明中叶后科举功名成为决定士子个人前程和朝廷分配政治资源的决定性因素。这既是科举制自身发展和明代社会内在要求的产物,也是明代统治者统治理念的反映和其高度重视的结果。既对选才和普及儒学文化尤其是促进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带来人力和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败坏和压抑人才、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进程等消极影响。     

少阳院与唐中后期太子权力之迁移

唐中后期,太子不居住在东宫,而随皇帝居住在大明宫里的少阳院。大明宫前后建置了东西两处少阳院,由于两少阳院分剐与翰林院、左右神策军等权力机构相近,两处少阳院位置的差异,不仅可以折射出大明宫内政治格局的状况,而且影响到太子权力于宪穆之际发生的重要转折。少阳院位置的迁移,使太子远离内朝,以至于内朝翰林受控于宦官,宦官掌握草诏等权力之后,废立随意而为,间接造成了太子权力的下降。     

论明代科举发展对选官世袭制的遏制作用

中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中的世袭制是维系贵族特权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动乱和腐败蔓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科举制的实行使选官世袭制受到遏制,但是唐宋在发展科举制的同时还保留了凭借父祖官职入仕的门荫和恩荫制度,这实际上是选官世袭制在新形势下的遗存和变种。明代科举制发展到鼎盛,选官必由科举,非科举者毋得授官和扩大科举取士数量等措施的推行,有效地遏制了长达数千年的选官世袭制,确立了远比唐宋更为完备的名实相符的以文官考试为基础的科举政治,对社会的稳定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