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乡村公共财政危机与治理——鄂东南X镇个案分析

Governance(治理 )是指统治者或管理者通过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作 ,管理公共事务 ,以支配、影响和调控社会。治理是有成本的 ,公共权力组织据此向公众收取税费 ,形成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危机会严重影响治理绩效。以鄂东南 X镇为个案 ,深入剖析了当前乡村公共财政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对乡村治理产生的负面影响 ,认为乡村公共财政危机的不断加剧 ,会导致乡村公共权力组织的瘫痪甚至崩溃。最后提出了解决乡村公共财政危机的思路     

能源领域社会公正的法治化保障策略分析

目前能源领域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存在已经严重阻碍社会公正理念的落实,解决能源不公问题已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与营造公平社会环境的重要体现。能源领域社会公正的基本保障策略应该保证社会制度的公正以解除能源领域实现社会公正的实践障碍,促进伦理观念更新以解除能源领域实现社会公正的主观障碍,保持经济正义以完善能源领域实现社会公正的支持手段。     

乡村公共文化内卷化困境与对策

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主导下的乡村文化建设存在供需不对称、重“植入”轻“培育”、项目制弱化了本真文化等问题,广大村民成为了乡村文化建设的“观众”。乡村文化的执行主体、承接主体、责任主体和参与主体缺位,出现乡村文化内卷化现象。因此,必须通过创新文化服务的供给机制,从空间的角度理解乡村文化建设,重构乡村居民的生活空间、物理空间、价值空间、制度空间、角色空间。通过空间转向建构社会资本,提升乡村居民信息交换效率,提升互信水平,拓展行政权力与乡村居民的对话通道,改变乡村居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激发村民的文化情怀,形成乡村文化发展共同体。乡村发展环境已经从初期发展阶段时专注农业产业转轨到目前的乡域整合发展格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目标在于转变乡村居民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形成基于乡村本真的文化氛围,提升村民的内在素养。     

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良性再生产——以湖北恩施州咸丰县严家祠堂为例

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也是乡村居民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公共生活场域。基于空间生产理论,采用个案深描的方法,以湖北恩施州咸丰县严家祠堂为例,探析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衰落表征及其再造逻辑。权力、阶层和资本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的错位和缺场,使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呈现物理空间压缩、社会空间冷场和精神空间逼仄三重衰落态势。空间再生产的过程是权力、阶层和资本三种要素在空间重新协调匹配的过程。在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再造过程中,政府和民间力量充分在场,二者通过物质场所修复、社会关系生产和道德共识凝聚的交织互动不断优化空间再生产实践效果,但是市场资本的力量相对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空间生产的能力。     

罗尔斯正义观视野下中国当代社会公正问题探析

从起点公正、过程公正和事实公正三方面阐释罗尔斯正义观的内容,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分析我国社会现实,根据罗尔斯正义理念,要在公共领域中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经济领域中使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充分实现,在公民社会中全面加强公民监督机制,形成三维制衡的动态体系,从而实现社会动力机制和社会和谐机制的内在统一,有针对性的解决中国社会公正问题。     

论公共健康的社会正义问题

社会正义是公共健康的核心价值.在公共健康领域,社会正义关系到公民权利的公正对待、医疗保健资源的合理分配和社会弱势群体健康问题的正确解决.公共健康的维护本质上依赖于公共政策,政府必须从制度设计方面着手解决公共健康的社会正义问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公共权力边界调整

公共权力边界是公共权力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界限,它本质上体现了权力与权利的辩证关系。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公共权力与市场、社会边界的调整和再造,形成科学的公共权力边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总体而言,我国的公共权力边界划分日趋清晰,但也仍然存在着内部边界重叠交叉、外部边界规范化不足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公共权力效能的提升。公共权力边界受到政治体制、社会发展、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应当重点从政府职能定位、社会力量培育、程序正义规约、制度体系完善等方面来入手为公共权力运行设定合理边界。     

近一百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兼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在近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不断衰败凋敝,这跟近百年来我国所选取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无关系,更与人们对于“乡村冶和“乡村发展冶的认识紧密相关。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简单地将“乡村冶与“农业冶、“乡村发展冶与“农业发展冶相提并论。 如果不能将乡村视为一个社会的概念,并着力乡村社会建设,即便在经济发展上用尽全力,也将事倍功半。     

环境正义:政府弘扬正义美德的新领域

正义作为古往今来人类在社会活动中孜孜以求的真谛及坚定不移捍卫的崇高理想,不仅为思想家所推崇,而且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环境领域亦然如此。对环境利益的“分配”失衡和环境责任的“分摊”不公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贫困和环境危机,深刻地触及到环境伦理价值的核心——环境正义。当环境问题危机四伏,公众的环境权受到不公正对待,而市场却对环境问题束手无策之时,作为正义代言人的政府应以其绝对优势来捍卫环境正义,践行其永恒的政治理想。     

我国水污染与环境正义研究

分析《全国环境统计公报》的相关数据和典型水污染事件,研究发现,我国水污染引发的社会不公主要表现为：①上游企业、居民等排污,下游地区居民、政府等承担水污染的后果;②城市将河流当作排污通道导致农村环境致病社区化;③严重的水污染导致水资源与环境代际分配不公。治理环境不公,走向环境正义需要经济高效、社会公正、环境友好的科学发展观,需要鼓励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和公民的有效参与。     

正义与公共善孰为优先——论桑德尔与罗尔斯政治观的分歧

在政治哲学的规范性问题即政治制度、政治社会建构的目的与依据是什么的问题上,桑德尔和罗尔斯有着根本的分歧.罗尔斯认为评价一个社会公正的标准是看它是否合乎正义原则,桑德尔认为评价一个社会公正的标准是看它是否促进了公共善,因而桑德尔断定正义内在于善.     

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与国家法的契合

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演进过程,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秩序整合作用。近代以来,乡土社会的剧烈变革不断解构着村规民约的社会权力基础,国家权力向乡村地域的下沉不断冲击着村规民约的生存空间,村规民约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这时,能够契合现代乡村公共精神和“乡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期的契约性权力便进入了视野,这种基于同意而形成的社会权力作为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最具理性和持久力。契约性权力为村规民约提供了权力支持,有利于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共生共存基础上的有机契合。     

环境正义视域下邻避运动的本质、成因与治理

环境正义理论源自对邻避运动的研究,是认识邻避的根本视角.从邻避于与环境正义关系入手,将邻避运动的本质界定为居民争取环境平等权的环境正义的运动,分析其合理性来源即居民基本环境权并藉由此批判极端环保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邻避理论.将邻避运动的成因归纳为居民环境权利的界定不清、认同缺失致使承认不正义问题出现;成本与收益分配不平衡致使分配不正义问题出现与决策模式黑箱化致使程序不正义问题出现,进而从明确居民环境权边界,实现承认正义;引入多元化补偿手段,实现分配正义;重视邻避设施建设各阶段,实现程序正义这三个维度探讨邻避运动治理路径.     

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有关政治正义的探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中国社会取得共识的远景目标和战略选择,更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正义的社会,而一个正义的社会是一个系统,在其中,政治正义成为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政治正义应包括实质的正义和程序的正义两方面,前者指政治制度本身应该体现两个价值目标,即给予公民平等的基本权利,同时要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分流到大众手中;后者指公共权力的行使要符合正义.为了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必须要加强法治建设和民主建设,通过立法、司法和群众的监督制约公共权力的运行.     

罗尔斯顿与克里考特的荒野论争及其反思

罗尔斯顿和克里考特对美国既存的荒野观和荒野保护路线存在不同的看法.罗尔斯顿捍卫美国既存的“无人”荒野观,主张荒野保存;克里考特批判美国既存的“无人”荒野观,主张建立生物多样性保留区.实际上,克里考特的生物多样性保留区,虽看似解决了对印第安人的环境不正义问题,但却更易导致对环境的破坏.而罗尔斯顿揭示了环境不正义的根源,即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因此,只要在荒野保存中坚持生存原则,尊重文化差异和环境权利原则、公正原则(含补偿正义原则),就能在保护荒野的同时,实现环境正义.     

论公共理性精神

公共理性是有限理性、渐进理性,作为导向制度正义与政策正义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尺度,其核心功能在于塑成权力的合法性与利益的协调性。它表达的是公正理念,倡导的是社会合作,追求的是协商民主,运行的是共赢思维,发展的是公共治理的逻辑。作为公共领域的核心精神,公共理性精神是和谐公共空间成长与良善公共生活营造所必需的一系列精神观念、文化要素与心理习惯。践行公共理性精神,就意味着在公共管理中充分彰显公共价值、以公共的视野和思维逻辑进行治理,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达致公共生活的民主化与效能化。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构与建构

发展乡村公共文化需要在实体空间基础上拓展包括制度空间、生活空间、思维空间、对话空间等在内的虚拟空间。场景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社会结构理论等都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构与建构提供了支撑。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面对记忆空间、生产空间和制度空间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改变行政指向下单向度的文化植入模式,形成"政府+社会+村民"的文化生产多元主体,依托乡村文化发展的实体空间,展现文化张力,拓展处境空间和形成多元发展动力。发展乡村文化不仅要重复过去,还要创造未来,乡村居民需要通过体化实践增加记忆空间,拓展生产空间,完善制度空间,改变乡村社会的几何图式,形成更加完善的文化图景。     

外包制乡村旅游“公地悲剧”的产生机制及调控路径——基于安徽黟县N村的调查

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迅速发展,乡村旅游的开发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乡村旅游资源的“公地悲剧”现象。从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视角,以安徽黟县N村外包制乡村旅游开发为例,对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形成机制进行探析,认为约束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不明确、政府权力寻租、社区居民参与缺失等是“公地悲剧”形成的主要原因,提出通过建立多元治理模式、重视社区参与等调控路径,以破解乡村旅游中的“公地悲剧”现象。     

外源现代中的公正问题

外源现代化的政府肩负更多的矫正正义的责任;外源现代化所需要的内部积累意味着重大的代际公正的责任;外源现代的后期转型混乱了公共物品与商品的界限;同时不同步的横向比较使社会公正感的获得更加需要理性;由乐于奉献到强调公正的转变是外源现代化后期转型遭遇的独特问题。     

外源现代中的公正问题

外源现代化的政府肩负更多的矫正正义的责任;外源现代化所需要的内部积累意味着重大的代际公正的责任;外源现代的后期转型混乱了公共物品与商品的界限;同时不同步的横向比较使社会公正感的获得更加需要理性;由乐于奉献到强调公正的转变是外源现代化后期转型遭遇的独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