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扶贫机制的构建

农民合作社具有与生俱来的益贫性,发展合作社是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我国农民合作社正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健全规范阶段,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异化问题,特别是对贫困农户相关权益排斥性问题突出。构建农民合作社扶贫机制,需要在有效克服农民合作社组织机制、扶贫机制和产业扶贫机制固有缺陷的基础上,从农民合作社治理机制、贫困农户互助机制、合作社间合作机制、政策构建等方面进行创新。     

政和县农民合作社推动精准扶贫的实践与思考

农民合作社是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在政和县精准扶贫中占据重要作用。从政和县的实际出发,分析政府、合作社和贫困户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参与目标和参与方式,总结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着主体利益关系不协调、合作社脱贫带动有地域性以及政府支持力度弱等问题。建议加快建立参与主体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合作社品牌建设,强化政府激励机制。     

“区块链+”小农户生产扶贫:模式与机制

小农户生产扶贫是产业扶贫的重要补充,对贫困小农户的资源和能力禀赋要求低,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抵御疫情等自然或社会风险、稳定脱贫成效有重要意义。只有建立将小农生产消费关系嵌入社会关系的巢状市场,小农户生产扶贫才能持续。在小农户生产扶贫实践中,存在着无法建立巢状市场的现实困境。通过在线下对接贫困村庄与城市社区,在线上利用小农电商专用平台对接贫困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运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建构小农户生产扶贫新模式,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且安全可靠的巢状市场。推行“区块链+”小农户生产扶贫新模式,可以保障贫困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无障碍直接对接、有效有限筛选认同小农价值的城市消费者和扩大贫困地区小农生产规模提升流通便利性,从根本上解决小农户生产扶贫无法建立巢状市场的难题。为此,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搭建“区块链+”小农户生产扶贫的综合平台、优化运营环境和完善基础设施。     

精准扶贫、信息共享与贫困农户金融服务创新 ——以张家界金融产业扶贫为例

精准扶贫的特点在于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与信息共享,并以此降低金融机构向贫困农户获取信用的搜寻成本,为贫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创新奠定了新的基础.精准扶贫将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户识别出来,集合为贫困户数据库,在此基础上与农村的社区信用结合形成了基于精准扶贫的信息共享机制,从而扩大了农户的信用范围,提高了贫困农户的金融缔约能力,降低了贫困农户企业家行为的成本,为提高贫困农户的自生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民间组织参与我国贫困治理的角色及行动策略

民间组织是参与贫困治理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我国扶贫开发进程中,民间组织在贫困治理中扮演了扶贫资源有益补充、践行微观贫困治理理念/技术、专业扶贫服务供给等多种角色。民间组织的贫困治理行动是民间组织汲取各类资源并将其传递到扶贫对象的过程。在大扶贫格局中,民间组织扶贫资源汲取已由传统的社会领域延伸至政府部门和市场领域,形成了慈善捐助、政府购买扶贫服务、市场化运作（社会企业）等多种扶贫资源汲取策略。相应的,主要形成了项目机制、市场机制两种扶贫资源传递策略。项目机制的运用表明了民间组织在分化发展的过程中扶贫资源传递的整合,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协同推进贫困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市场机制（社会企业）是民间组织扶贫行动的策略创新,对民间组织独立实施贫困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精准扶贫中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精准扶贫是30年来扶贫治理的经验总结,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4个环节,从“漫灌式”转向“滴管式”,注重“靶向治疗”,使贫困资源聚焦贫困人口,保障扶贫政策精准落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落实精准脱贫需要在社区治理结构与治理基础上,依靠社区治理主体的配合进行。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有利于贫困社区整体转型,更影响着精准扶贫的实施及其效果。基于陕南F村的实地调研,以精准扶贫为背景,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在贫困社区治理中遭遇的实践困境,进而探讨通过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有效落地的可行性。通过倡导参与式贫困治理、构建弹性治理结构、完善动态治理机制、强化社区治理技术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最终落实精准扶贫的4个环节,实现“六个精准”。     

反对称热流边界条件下双弥散多孔介质内对流传热研究

从不完全契约的理论视角,运用“剩余控制权”的概念,分析产业精准扶贫中政府、扶贫企业和贫困农户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研究发现,产业精准扶贫的剩余控制权冲突主要表现为：扶贫产业选择合理性与紧迫性之间的冲突;扶贫产业开发盈利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冲突;扶贫产业发展嵌入性与挤出性之间的冲突。应当从明确产业精准扶贫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制定产权整合规则、提高社会嵌入程度和完善法律解决机制等方面化解剩余控制权冲突,以降低扶贫产业开发风险,减少扶贫产业开发的交易成本,增加贫困农户的内生工作能力,促进产业精准扶贫质量的提升。     

精准扶贫的政策建构及演化逻辑

精准扶贫是我国当前扶贫开发的主战略。文章从政策情境、政策诉求、政策问题界定三个层面出发,揭示精准扶贫政策建构的逻辑关系及演化机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以及偏远落后贫困地区与贫弱失能人群叠加,共同形塑了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情境。由于所处角度不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贫困农户有着不同的政策诉求。对此,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贫困人群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合理的责任分担,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明确不同责任主体的责任范围、行动方式和行动目标,形成规范化机制,实现贫困的有效治理,可被视为精准扶贫政策问题的实质。     

边疆民族地区实施高等教育精准扶贫的探索与研究

滇西边境山区贫困规模大、贫困程度深,不仅表现为条件型贫困,更表现为素质性贫困,常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产教融合相比于传统的教育扶贫优势突出。针对云南省滇西、滇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源普遍科学素质不高、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科技尚未能成为重要支柱的状况,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应运而生,成为边疆民族地区践行高等教育精准扶贫目标的探索者。通过高校与产业、高校与社会、高校与政府的资源和能力互补,形成"政府—高校—产业—社会"的教育共同体和扶贫共同体,实现人才培育、社会服务和知识创造功能叠加,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发挥优势,服务经济社会更加平衡和充分的发展,提供了样本。     

内部治理机制对农民合作社盘活资源绩效的影响——来自山西省左权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证据

随着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的加快推进,移民区将出现大量闲置资源,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源成为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关注农民合作社在盘活迁出村闲置资源中的作用,以农民合作社盈利能力和稳定能力反映其盘活资源绩效,结合山西省左权县的三个农民合作社案例分析了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如何影响其盘活资源绩效。通过比较案例分析发现,工商资本领办型农民合作社虽然有资金优势,但较难形成与农民合作共赢的治理机制,限制了其盘活迁出村资源的能力;大户领办型农民合作社更容易在信任的基础上形成有利于盘活乡村资源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但对社员退出的约束力较差,可能对其在经营困境下的稳定性造成影响;村干部领办型合作社更可能基于村中社会资本形成有利于盘活迁出村资源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鼓励这类合作社发展是盘活迁出村资源的有效途径。     

NGO参与政府的村级扶贫分析——以江西省可持续发展促进会在宁都的实践为例

“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规划试点项目”是我国政府扶贫资源首次向非政府组织开放、我国扶贫事业的创新举措。但这个试点项目也还只是一个探索,是一个创新,能否推广还需要更多的实践来完善。NGO等公共组织参政的村级扶贫实践将进一步促进扶贫的进程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研究

为准确分析建立脱贫长效机制面临的重大问题,对精准扶贫战略决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进行分析,探讨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推进思路。基于脱贫攻坚进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贫困人口存在自主脱贫意愿薄弱、贫困地区社会经济自主发展条件较差、社会保障政策对贫困人口的激励性不足、部分贫困地区相关产业扶贫投入与产出比率未达到预期水平等,研究认为,需要政府和企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融合发展来改善贫困地区内生发展条件,提升贫困人口自主脱贫能力,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扶贫绩效激励机制和脱贫考核退出机制;已脱贫地区要分梯次、分阶段推进重点工作转移,扶贫政策和工作体系向常态化转型,保障贫困地区扶贫工作持续、高效推进,形成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     

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的法治路径研究

中国精准扶贫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长效不足的问题。扶贫权力的"双刃性"、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性"和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是精准扶贫长效不足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现代化、规范化的贫困治理机制，依法治贫有助于扬弃扶贫权力的"双刃性"，缓解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效应"，改善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因而能有效保障精准扶贫的长效发展。但同时，当前依法治贫也面临着精准扶贫的法律供给不足、扶贫权力运行的实施体制滞后、社会参与扶贫的激励机制低效、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虚置等问题。因此，研究建议：完善精准扶贫的法律规范体系、优化扶贫权力运行的法治实施体系、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法律激励机制、构建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体系，使扶贫活动在法治框架内规范运行。     

关于社区林业可持续扶贫模式的探讨

社区林业作为新兴的参与式林业,改变了“刀耕火种”的传统林业与“规模开发”的政府林业的经营方式,对于农村扶贫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中荷扶贫社区林业项目面对山区反贫困的各种挑战,积极探索和帮助山区贫困农民,建立起“农户林业+科技示范机制+农民专业协会”的可持续扶贫模式。以“开发式”生态扶贫方式,促进社区林业从生存角色向脱贫致富产业的方向转变。     

喷动床最小喷动速度的计算颗粒流体力学数值模拟

基于第二期“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中的706个合作社样本,采用OLS和Tobit方法分析了合作社经营绩效对其精准扶贫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精准扶贫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在对模型进行改进和选择代理变量检验后结果依旧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获取政府补贴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同样存在“U”型关系,后者正是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动机所在。鉴于此,政府应加强对精准扶贫参与主体的核查,同时须支持合作社发展,以壮大其帮扶带动能力。     

增材制造技术在陶瓷制备中的应用

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农村相对贫困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和多元,其中以个人发展能力不足为主的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部环境通过内因加重贫困发生概率。在后扶贫时代,治理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可以从全局出发选择包容性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的三支柱治理策略,构建一套稳定、有效、可持续的新型综合扶贫治理体系和一套具有动态性、可调整性的长效治理机制,并从益贫性产业发展、创业就业扶持体系建设、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扶贫、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精准施策。     

脱离“贫困陷阱”——以西南H村产业扶贫为例

扶贫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诸多限制性因素导致其自身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贫困群体脱贫存在对起始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交织的最低需要,即投入的“关键性门槛”.从长期来看,提高人力资本是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短期飞跃的现实情况下,则需要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外来物质资产的介入.西南M县H村展开的扶贫实践表明,用外来物质资产暂时替代人力资本,通过人工干预扶贫措施来实现村庄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结果显示,H村的产业扶贫不仅带来了主营产业收入,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外溢收入,H村采用干预扶贫措施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未采用干预扶贫措施的农户.研究表明外部援助对于深度性贫困群体脱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意识到摆脱深度贫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输血”资源到“造血”功能的转化,需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提升.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扶贫开发与低保政策的有效衔接

扶贫开发政策和低保政策是我国政府主导实施的两项重大民生工程。扶贫开发是贫困地区首要的民生工程,最低生活保障是特困群众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农村反贫困的两项基本制度,从政策取向来说二者有一定区别,但它们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在新阶段应注重二者的有效衔接,以充分发挥扶贫开发与低保“两轮驱动”反贫困的整体扶助效应。提出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脱贫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目前扶贫开发政策和低保政策的有效衔接,应发挥政策合力;衔接的核心又在于“瞄准”贫困,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建立精细化的管理和考核体系。     

增材制造钛合金微观组织及性能研究进展

科学选择的扶贫产业可以保障其长期稳定发展,对贫困农民更友好的公平分配可以实现产业精准脱贫。以现有的产业扶贫理论和产业选择理论为基础,结合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的实际情况,构建了科学的扶贫产业精准选择指标体系。以指标体系构建和多主体参与运作为核心,分析并解释了基于不同贫困层级的产业精准选择机制和内生的利益分享机制,认为持续的产业脱贫是外源性的产业扶贫与内生性的利益分享机制的统一。     

困境与超越：扶贫工作的政治学分析

扶贫开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有着丰富的政治意涵,展示着执政党执政、政府治理的基本过程和价值归属。中国的扶贫工作带有着明显的运动式、项目制、压力型的色彩,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有着走向无序化、无效化的风险。以现代国家建设和政党建设的基本理念,构筑多中心的贫困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化的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走向法治化、制度化、民主化、规范化是扶贫开发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