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精准扶贫研究:基于福建省下党乡的调查

精准扶贫是中国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系统工程。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依托信息技术手段,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机制,向公民提供无缝隙服务。从理论层面看,精准扶贫目标的靶向性、过程的整体性、主体的多元性以及执行的技术性契合了整体性治理的目标导向机制、信息技术机制、协调整合机制。从实际操作上看,整体性治理理论在福建省下党乡的精准扶贫中得到了有效检验:通过意识整合、主体合作、技术支持构建了精准扶贫的目标体系、协同机制、服务平台。然而,在反贫困治理情景中依然存在着行政内卷化与主体性认同偏差问题。这决定了今后的反贫困治理既要立足制度层面,建构多维度的贫困治理机制;又要考虑价值层面,重塑反贫困治理的主体性认同。     

中国西部农村的反贫困治理研究

对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治理的国际国内背景、难点问题、西部农村反贫困治理新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框架进行论述,认为:西部农村的反贫困治理要充分考虑反贫困战略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建立全新的反贫困治理模式,实施以满足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生产和发展能力为主体的反贫困战略,治理重点是调整扶贫制度、强化社会服务、发展特色产业、重视教育培训、依靠科技进步和推广小额信贷。     

保障济贫与发展脱贫的主题变奏——中国反贫困发展与展望北大核心CSSCI

提供生活救济、增加就业机会、开发人的潜能,反映了人类反贫困的逻辑和政策演进的过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极大地改写了世界贫困数据。如何评估、解释这一成就,这对于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与世界反贫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两个维度考察反贫困历史,中国减贫所取得的成就,应该归功于建立了反贫困的经济开发与社会保障双重政策体系并得到有效执行。中国反贫困从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的生存救济,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再到新时代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并重的精准脱贫,正在进入国家—社会—公民协同、以消除人们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制度性限制为核心的贫困治理新时期。2020后贫困治理的努力方向,应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的理念下,持续建立、优化、完善制度,由救济扶贫、开发扶贫、精准脱贫转向以制度化建设为方向的贫困治理,不断推进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型贫困的主要类型、成因及治理对策

实施精准扶贫,新型贫困不容小觑。知识贫困、精神贫困、隐形贫困、代际贫困是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的4种新型贫困。贫困治理的四重属性、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扶贫制度体系不畅是其三个层面的原因。亟需以精准扶贫成效为目标,不断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与实践;以优化扶贫资源为关键,构建具有多元主体参与的扶贫格局;以完善扶贫制度为保障,构建中国特色的扶贫制度体系来寻求新型贫困问题的治理之道。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何以可能 ———基于 L 市 Q 镇乡村治理积分制实践的案例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政策要求。 L 市 Q 镇通过“133”乡村治理积分制,即用好“一 种制度”、成立“三支队伍”、完善“三种机制”,对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政策要求进行了实践创新探索。 实践结果表明 Q 镇乡村治理积分制模式增强了农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力,提高了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培育了良好的文明乡 风,形成了乡村治理的有效抓手,有效推动了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时代农村生态治理：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新时代农村生态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议题,然而,农村生态治理在价值理念、行为主体、技术支撑、生态产业和制度体系等方面存在系统困境。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必须突破困境,从以绿色理念引领农村生态治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农村生态治理体系,加强生态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加快农村生态产业发展,健全农村生态治理制度体系五个维度实现农村生态治理理念、主体、技术、产业和制度的生态化转型,提高农村生态治理能力,尽早实现乡村全方位振兴。     

乡村治理转型与农村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为当前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提出了新的战略,也成为脱贫攻坚阶段国家的一项政治任务,在乡村治理的转型过程中如何使精准扶贫与农村社会的政治生态相适应已成为决定农村减贫成效的决定性因素。鉴于此,本研究从乡村治理中治理方式、治理主体、治理社会环境、治理单元、治理动力等方面的转型来阐述对于农村精准扶贫的影响。面对转型的影响,必须进一步提高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加强对于扶贫资源的监管,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推广网格化的精准扶贫治理模式,大力提高贫困村专项扶贫资金额度,从而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与选择

政府治理工具是指参与治理的各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一定治理目标,而采用的可辨别的行动机制或策略。地方政府治理工具的创新与选择对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关键作用。大数据为地方政府治理带来挑战,传统治理工具逐渐失去了治理效应,但同时大数据也为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提供了空间和路径,整体性工具、网络化工具、契约化工具等成为大数据时代治理工具创新发展方向与选择。根据不同治理工具特征,针对不同治理目标、制度环境、行动者等制约因素,可以对地方政府治理工具进行评估与最优化选择。     

国家治理现代化：缘起、实践及整体框架

国家治理是政府等治理主体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维度上运用权威配置资源、维持秩序的一个过程,它具有过程性、协调性和持续互动等特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标准化治理: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供给研究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传统的以政府为核心的一元社会管理逐渐向多元互动的社会治理过渡,我国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但也面临着治理手段缺乏、制度供给不足、治理创新难持续等一系列现实挑战。社会治理既需要可持续的制度保障又需要能够灵敏回应社会需求的治理工具。在已有社会治理的框架下,本研究引入并从理论上建构了“标准化治理”这一制度工具,其可以从三个方面推进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准化治理强调多元协调机制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多元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标准化治理作为法治的有效补充,能够填补社会治理的制度缺失区域;标准的反馈机制能够敏感及时地回应社会多样化需求,提高治理效能。     

善治视野下的乡村生态治理

乡村生态治理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的乡村生态治理缺乏整体意义上的治理机制,出现了社会资源整合有限、政府角色错位、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合作治理主体单一等多重难题。唯有在善治视野下重塑乡村治理中公民与政府的角色定位,在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推进乡村生态治理,方能将外部的政策、资金支持转化为乡村生态治理的内生力量,从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的实际效果。未来应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完善政府与社会、市场三个维度的合作治理范式,健全乡村生态治理的有效运行机制,改善乡村生态的公共服务体系。     

从制度批判到制度治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理论集中体现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与批判。中国共产党以此作为思想基础,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前提,围绕物质、精神和民生保障,展开了反贫困的制度探索历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带领人民围绕“精准扶贫”治理物质贫困;通过把教育扶贫、“扶志”与“扶智”相结合,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式,加强对精神贫困的治理;以全民性、公平性和差异性为原则,实施共享型民生保障制度。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已经做到系统化的制度治贫,完成了从制度批判到制度治理的跨越,全面推进了反贫困思想和实践的深化,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      

从多元治理走向全元治理——兼论反贫困命运共同体构建

面对当前扶贫攻坚以及即将到来的2020后扶贫时代,构建一个更加适应环境需求,更加有效,更加稳定持续的贫困治理体系迫在眉睫。在这一背景下,该文提出构建集共生、共建、共享为一体的反贫困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确保实现可持续减贫,给出了反贫困命运共同体相关概念的内涵外延,论证了反贫困命运共同体系统特性,并就如何构建反贫困命运共同体进行了探讨,并对反贫困命运共同体机制设计及目前重点等进行了阐释。     

赋能式治理: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以川南林镇为例CSSCI

基于川南林镇的治理创新实践,结合授权赋能理论,从结构赋能、心理赋能与领导赋能三个维度阐述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研究发现:基层政府通过结构赋能即优化治理模式、重塑治理方式、创新治理理念和打造治理平台,为其实现有效治理提供制度支撑;通过心理赋能,将外在激励与内在激励有机结合,以增强各主体的效能感及其参与治理的内在动机;通过领导赋能,提升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以促进其自主能动性的发挥。应从优化治理结构、强化治理激励、增强治理能力等维度进一步促进基层政府有效治理。     

特色型大学内部治理运行体系的构建逻辑——基于南京邮电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提升特色型大学内部治理有效性和办学质量效益,要加快大学内部治理的运行转向。从三个维度对特色型大学内部治理运行体系构建进行研究探讨：即坚持系统性思想、整体性思维,基于时代特征、中国特色、问题特点的现实逻辑维度;大学形态功能实现与内部运行治理独特属性相结合,以正确的价值取向为牵引,实现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调整机制的有机统一的理论逻辑维度;遵循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依法治校、社会参与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加强学校党委全面领导和顶层设计,鼓励多主体共同行动,实现不同主体由协同向合作转变的行动逻辑维度。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反贫困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村贫困人口的关注作为一种初心贯穿着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的整个过程。 1949 年之后中国的扶贫治理可以分为“救济式扶贫阶段”“发展式扶贫阶段”“开发式扶贫阶段” “综合式扶贫阶段”以及“脱贫攻坚阶段”五个时期。而且随着阶段不同,国家所采取的扶贫治理措施与手段有着很大的差异。 扶贫治理 70 年,逐渐形成了国家主导下的扶贫治理体制,治理手段也越来越专业化与精细化。 中国扶贫领域的治理实践典型地呈现出共产党革命成功经验、中国传统治理资源和西方国家先进治理方法的“三江汇流”之势,同时中国的扶贫经验也为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治理术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属于治理理论中的治理术范畴。治理术包括政府理性、“如何”执政和政府的“艺术”三个方面,其核心是法治理性和善治理性。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治理主体以法治思维和善治思维运用治理机制和治理工具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点,在于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时,慎用专断性权力并善用建制性权力。这是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群众会”工作模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探索 ——以贵州省湄潭县金花村为例

创新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省湄潭县金花村在这方面树立了良好的典范。金花村以"群众会"工作模式为依托,保证农村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大民主权利;在组织机构上大胆创新,设立了"村支监"三委联合办公,有效实现了村民的自我监督;在治理主体上积极探索,吸引多元主体参与到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形成了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金花村基层社会的治理经验为我国农村地区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主要包括牢牢坚持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村民的主体和主导地位,积极探索将自治功能下沉到村民小组或者自然寨一级,以及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社会各类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协同作用等。     

非洲多层安全治理论析

安全治理概念的兴起反映了当今全球生活的复杂性与碎片化趋势以及国家与国际安全性质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包括安全威胁的多样化、安全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安全指涉对象从国家向人的转向。从这三方面看,安全治理概念比较适用于分析非洲安全现实。由于非洲多数国家的脆弱性以及安全治理自主权向非洲的回归与安全外部依赖性的并存,非洲形成了一种包括全球体系、非洲大陆、非洲次地区、非洲国家、非洲公民社会、私人行为体等六个层次的多层安全治理体系。这一安全治理体系因为其有效性将长期存在。     

农村照亮城市:精准扶贫视角下的城市低保制度反贫困政策调适

精准扶贫在农村反贫困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城市低保制度反贫困提供了政策思路和宝贵经验.当前城市低保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对象识别不精准、脱贫措施不精准、资金使用不精准、人员配备不精准、脱贫效果不精准等精准化实践偏差.需借鉴精准扶贫的成功做法,从政策对象的精准识别、脱贫措施的精准实施、低保资金的精准使用、治理主体的精准选派、脱贫效果的精准强化等方面,对城市低保制度进行政策调整,以适应城市反贫困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