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之再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这对于加强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促进法治国家的实现无疑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然而,由于受传统法律文化、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立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范并非尽善尽美.为此,有必要从罪刑法定的基本法理、价值取向诸视角,对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的内在冲突加以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其冲突的建议.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功能

本文从人权的内容及其逻辑形态的转变条件入手,揭示出切实保障人权需要借助于国家政权采取法律手段,而为了充分发挥法律手段的积极作用,消除其负面影响,禁止国家机关及其司法人员滥用刑罚,必须将其限制在理性范围之内,而根本方法就是罪刑法定,由此,文中揭示了罪刑法定原则对人权的保障作用。     

关于刑法中盗窃行为的概念分析

“公开盗窃”不属于盗窃行为的行为方式。在汉语语境中,盗窃是指用不合法的手段秘密地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法律的制定和颁布实质上是立法者与调整对象之间的交流,因此,法律中所使用的“盗窃”概念必须与其所调整的对象之间保持统一。不同语言人群之间,因不同的社会历史实践经验,所形成的概念及其语词通常会存在差异。汉语中的“盗窃”概念,在有些国家是没有的。翻译家们对于外语词汇的不精确翻译,在法学研究中不能当然地接受。刑法学家对于盗窃行为的解释,不能超越人们日常生活中众所周知的内容,否则不仅会阻碍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的发挥,而且也违反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略论我国罪刑法定下的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以其确立为里程碑标志着我国从此走上刑事法治文明的轨道.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事法治文明的集中体现,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保障人权与限制司法权的滥用.罪刑法定的应有之义包括形式罪刑法定与实质罪刑法定,只有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互为表里,才能真正践行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     

论我国刑法的人权思想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强调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对人权的保护,并要求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我国新刑法诞生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嬗变必然引起刑法价值观念的转变,新时期的刑法突出强调了对个体价值的重视,体现了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但毕竟我国现阶段还处于价值观念转变时期,我国对人权的保障还存在历史的局限。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权思想也将不断深入人心,个人权利的保护将在我国刑法中得以更彻底的体现。     

关于“身份盗窃”行为的入罪化思考

＂身份盗窃＂行为的日益普遍造成了巨大的现实危害,现行刑法的制裁体系严重滞后。依赖于＂招摇撞骗罪＂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伪造、变造身份证罪＂的制裁体系,虽然在客观上可以部分实现对于＂身份盗窃＂行为的刑事制裁,但这一体系的形成,更多地不是一种立法的主观追求,而是一种意外形成的立法效果。深入思考和研究＂身份盗窃＂行为对于传统刑事立法的冲击和对于传统刑法理论的挑战,逐步实现＂身份盗窃＂行为的独立入罪化,已经越来越有必要。     

关于“使用盗窃”行为在网络背景下入罪化的思考

"使用盗窃"行为在传统的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中,处于争议地带。尽管在大陆法系国家"使用盗窃"多有立法例,但是中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对此加以回避。而网络日益普遍的现实,以及网络空间中违法犯罪的高发态势,导致将网络空间中危害巨大的"非法使用网络资源"的"使用盗窃"行为,加以入罪化,已经迫在眉睫。     

关于"使用盗窃"行为在网络背景下入罪化的思考

“使用盗窃”行为在传统的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中,处于争议地带。尽管在大陆法系国家“使用盗窃”多有立法例,但是中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对此加以回避。而网络日益普遍的现实,以及网络空间中违法犯罪的高发态势,导致将网络空间中危害巨大的“非法使用网络资源”的“使用盗窃”行为,加以入罪化,已经迫在眉睫。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自其产生发展至今,已成为各国刑法普遍确认的基本原则,一些国际人权条约也对该原则予以肯定。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三权分立思想和心理强制说为罪刑法定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但随着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这些思想已经衰落。现代为罪刑法定提供理论支持的是民主思想、法治思想和人权思想。     

“严打”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严厉打击经济和刑事犯罪”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与经济建设紧密相联的重要刑事政策。笔者在充分肯定“严打”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有效性的基础上,尝试运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刑罚效率观与刑法正义观相结合的方法,侧重研究“严打”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而认为,站在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高度,“严打”应该随着现代法制系统结构的建立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系

虽然处分行为是区分盗窃与诈骗的关键性要素,但只需认识到财物外形上的占有转移即可,因而“处分意思不要说”相对合理;三角诈骗与盗窃罪间接正犯的根本区别在于,受骗者是否具有处分他人财产的权限和地位,此应以阵营说为基础,结合社会的一般观念进行判断;盗窃罪与诈骗罪不仅可能形成想象竞合,还可能存在法条竞合,同时符合两罪构成要件时,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承认二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有助于认识错误和共犯问题的处理。     

从人权的国内保护视角谈我国散杂居少数民族权益的法律保障

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人权法”已是家喻户晓。世界各国都在这盏灯塔的指引下,探索前进,其合理性已举世公认,并为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民主、进步提供了指挥棒。但是,人权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人权只有与各自国家的具体国情、历史相结合,才是现实性的,具体的。本文以我国历史的具体的国情为立足点,从人权的国内保护的视角谈我国散杂居少数民族权益法律保障机制,旨在为我国散杂居少数民族权益研究寻找一个新的视角。     

盗窃罪新增行为方式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对盗窃罪的行为方式的增设凸显了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强化对法益的保护方面具有鲜明的功利性色彩,同时,也是刑法理性逐渐趋向边缘化的结果。从司法适用的角度看,有必要对三种新增行为方式作出准确解读。对于入户盗窃和携带凶器盗窃应根据此前的有关司法解释作出相应的阐释;而对于扒窃行为则可以从地点特征和对象特征两个方面加以限制。就犯罪形态而言,盗窃罪依然是结果犯,既要准确解读,也应清醒地看到立法修改中所存在的问题,如罪刑设置均衡性缺损、罪状设置规范性不足以及刑事处罚边界的模糊。     

青年法律教育的理念误失与重建——福冈灭门公案的法理学议论

青年法律教育理念的误失主要体现在法律教育广普性、深厚性之缺失,内在根源在于人权保障理念的缺席。对青年,法律更应人性化。重建中国青年法律教育理念任重道远。     

论人权法律关系理论

法律关系理论具有普适性,也是分析和研究人权、刑事诉讼人权保障问题的工具性理论。人权法律关系,是由人权法规定的国家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从法律关系的三个构成要素来看,其权利主体主要是自然人,义务主体在公法领域主要表现为国家,在私法领域主要表现为自然人和法人;人权法律关系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即义务主体所承担的义务,包括尊重、保护和实现等义务;人权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人的生命与健康、自由与尊严、幸福。     

论犯罪构成的诉讼机能

犯罪构成的阶层性或平面性。不能决定“法庭话语权的平衡”和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犯罪构成模式能够设置一定的诉讼规则，体现一定的诉讼职能和目标。大陆法系阶层递进式犯罪构成模式，设置的是普通法系的可废除诉讼规则。由于缺乏程序要件的保障，虽然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却有损司法公平，不利于人权保障，不值得借鉴。     

论欧、美、非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

欧、美、非三洲的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既有共性又各具特色。与全球性国际人权保护制度相比,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更具可行性。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在人权保护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对人权的国际保护有重大启迪作用。尤其是个人申诉制度,对人权的国际保护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完善了国际人权的权利主体体系,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法的发展。     

论交通肇事逃逸的司法认定

交通肇事罪是一种常见的过失犯罪,在刑法中罪名较为普通,交通肇事罪中行为人不一定逃逸,但行为人一旦逃逸一定构成交通肇事罪。多年来,交通肇事逃逸问题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逃逸对肇事者而言无疑在情节定罪上还是量刑上都有很大程度的影响。从法益保护和刑事政策的角度来分析,准确认定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将有助于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通过法律的强制作用来敦促肇事者主动履行救助和民事赔偿义务,共同构建法治和谐社会。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权益的法律保护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城市化在改变传统社会生产方式的同时,也造就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和农民工。他们在社会变革中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劳动权益屡遭侵害,政治权益难以实现,社会权益得不到尊重,其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十分严重。本文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探讨了农民权益遭受侵害在法律方面的缺失,进而从法律的角度提出了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