禳灾文化记忆在乡村旅游中的价值重构——基于三个藏寨的案例研究

民族村寨禳灾文化记忆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存环境中的集体记忆与防灾减灾的经验总结,是负责任乡村旅游的内部资源与旅游者超越自我的精神动力。在新冠状肺炎疫情影响下,人类需要重新审视禳灾文化记忆,它贯通了禳灾、抗灾和救灾的集体记忆,禳灾文化记忆在乡村旅游中的价值重构,需要生态、社会、经济价值的系统性重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禳灾仪式具有体验功能、治愈功能、重塑功能和价值转化功能,禳灾文化记忆在乡村旅游中的价值重构,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博弈与和解,建构了神圣与世俗之间的桥梁。文章基于“鱼通官寨”、“龙哇寨”、“蟹螺堡子”三个藏寨的案例研究,研究认为民族村寨禳灾文化记忆与乡村旅游结合有着传统文化根基和后现代精神纽带,禳灾文化记忆的价值重构还需深挖民族村寨内部资源,激活禳灾仪式的体验功能、治愈功能、重塑功能,强化禳灾文化记忆中旅游者的身份认同和旅游产业的价值转化。禳灾文化记忆在乡村旅游中的价值重构,有一个主客互动、文旅融合的过程。不仅要调节与平衡禳灾文化记忆旅游开发中的权力-利益关系,也要适应所处传统村落聚落形态、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主体与客体、文化空间与历史时间的互动与融合。     

凉山彝族诞生礼仪式的文化解读

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就凉山彝族诞生礼中求子礼、孕期禁忌、出生礼等仪式进行描述和解读,管窥凉山彝族诞生礼所承载的以自然崇拜为基础,神灵崇拜为核心的文化观及所反映的凉山彝族驱邪除秽,禳灾除害,祈福人丁兴旺,家族强盛的思想和愿望。     

凉山彝族“说布”仪式文化意蕴

“说布”①是彝族原始宗教活动中最为普遍的仪式现象,是一种多样化的季节性仪式.它反映了彝族丰富多彩的鬼神观念和对自然现象的认知.其具有神学思维特征和神圣意识形态.“说布”背后隐藏的是人类应与自然和谐相处及和谐之美的思想意识和文化意蕴.在彝族“说布”仪式中,几乎每一件使用的物品、每一个动作手势、每一段唱词,都对应有特定的文化符号和隐藏着深厚的文化意蕴.     

神药两解的“斯觉都”：凉山彝族民俗医疗仪式与治疗机理

“斯觉都”是凉山彝族民间治疗顽固性皮肤病、风湿病和痨病的民俗医疗仪式,因其治疗效果显著,已成为具有地方性权威的本土医学实践共识。从医学人类学和象征人类学视角分析“斯觉都”借助“神”与“药”的两解方式,揭示其“巫”与“医”的结合过程,从而达到治病救人的医疗效果。“斯觉都”仪式治疗有着深刻的文化寓意与实践价值,一方面通过民俗医疗的疾病解释模式与治疗仪式,患者在族群文化中找到疾病的治疗方法。另一方面,仪式治疗使用的仪式植物,是民众千百年来地方性植物药知识的实践,构成彝族民族药物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神话、仪式与生态：凉山彝族的禳灾表述

凉山彝族灾难观的形成与其神话传统、仪式实践以及生态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神话解释了灾难的起源与肇因，将灾难归咎于道德观念的失范与生态格局的失序。仪式为灾难的禳解提供了神圣路径，以自然崇拜和鬼魂观念为信仰核心，体现了彝人在与自然的长期相处中形成的生存策略和发展之道。生态伦理则在社会、心理两方面奠定了应灾的基础与策略。这使得彝人面对自然灾害时，在文学、仪式以及身体实践三个层面，形成了一套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禳灾表述传统，亦可称为减灾实践的“地方性知识”。作为中国多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这样的表述值得进一步关注和开掘。     

仪式、归属与重构——中国彝族“尼木”祭祖送灵仪式与韩国棺头洁净仪式比较研究

通过对中国彝族“尼木”仪式和韩国韩民族“洁净祭”仪式的含义、程序与功能进行对比后,发现二者形式差异和性质相同。仪式差异点：彝族“尼木”仪式是两个父母去世后才进行,而韩民族是死者出殡前晚上进行;彝族用竹子制作灵牌代表亡灵,韩民族是用死者衣物代表亡灵;彝族是通过毕摩念经和象征行为模拟来完成,韩民族是巫堂以多种专门的乐器伴奏下用歌曲或说话来完成。仪式共同点：主要以五个程序构成;宗旨是将亡灵送往极乐世界;目的是通过象征仪式和娱乐活动把悲伤绝望转化为希望和喜乐,追求人类延续和幸福。彝族的“尼木”仪式和韩民族“洁净祭”在宗教意义上都是以象征的形式把亡灵送往极乐世界而变成祖灵,重构了对立统一的人界和神界,以便达到重构人们和谐生活秩序的目的。     

凉山彝族“说布”仪式文化意蕴

"说布"是彝族原始宗教活动中最为普遍的仪式现象,是一种多样化的季节性仪式。它反映了彝族丰富多彩的鬼神观念和对自然现象的认知。其具有神学思维特征和神圣意识形态。"说布"背后隐藏的是人类应与自然和谐相处及和谐之美的思想意识和文化意蕴。在彝族"说布"仪式中,几乎每一件使用的物品、每一个动作手势、每一段唱词,都对应有特定的文化符号和隐藏着深厚的文化意蕴。     

“国家在场”的展演：明清洮岷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重构

“国家在场”是研究“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重要表达理论。民间信仰是地域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变迁体现了地域社会和民众文化心理的历时变迁。区域内部不同的文化因子,孕育出不同的信仰事象。洮岷位于甘青民族走廊核心地带,也是汉族与土族、蒙古族、藏族等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区域。洮岷汉人的民间信仰系统中,最为推崇的是“湫神”崇拜。“湫神”崇拜作为水神信仰,在洮岷地区历史悠久,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仰记忆。明清时期,国家力量在西北边地下沉和进入,引起了洮岷地区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变迁,信仰变迁主要体现在信仰记忆的重构。在“国家权力的强势嵌入”和“地方社会的积极回应”两种力量的驱动下,洮岷汉人“湫神”信仰实现了湫神原型、祭祀仪式、祭祀地位和湫神传说的重新构建。洮岷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重构,是明清时期西北地域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彰显了洮岷汉人在“国家在场”理念下所表现出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实现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利和双赢。此外,洮岷区域信仰文化具有多元性,该研究有利于民族交融区域不同族群的民间信仰在保持文化差异基础上实现信仰文化认同和信仰文化共建,对构建凝聚力更大的民族共同体也颇具价值。     

凉山彝族“斯色那”疾病的传统表达与当代解释

凉山彝族传统社会对疾病没有明确的医学知识分类系统,医疗活动通常是信仰、仪式等文化实践过程的一部分。当地常见的“斯色那”疾病在传统毕摩文化体系中被认识、理解以及治疗,毕摩经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其来源、症状和治愈措施,成为彝人理解身体疼痛和病变的重要路径。“斯色那”虽是一种有关地方疾病的传统话语,但在当代社会的医疗实践中呈现出相对宽泛的定义和多元化的内容。彝人将许多外显的身体病变症状纳入到“斯色那”范畴,并以大致相同的疾病观点进行解释,“斯色那”如今是当地人在现代社会与不同疾病遭遇后产生的具有动态性的疾病理念。多元化的疾病理解方式既缓解了特定疾病给患者带来的“污名化”问题,构建良好的就医环境,同时也是患者及其家属寻求被治愈的不同医疗策略。     

社会记忆的表达与建构——基于麻山苗族“亚鲁”记忆的个案研究

社会记忆并非完全仰赖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基于麻山苗族有关英雄亚鲁的仪式操演及口头叙事的人类学考察,社会记忆亦可通过丧葬等社会日常生活仪式的操演来表达,并且在表达的过程中,来自国家、学者、社会团体等外界他者的建构,使原本属于族群的记忆超越民族的界限而成为全社会的公共记忆。社会记忆的表达和建构与生态、历史进程、社会文化、人群互动等要素紧密关联,只有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生活与实践,才能把握它的运行机制与逻辑。     

查玛乐舞在蒙古族地区藏传佛教寺庙的传播、继承与弘扬

自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之后,其宗教乐舞"羌姆"也逐步流传至蒙古族地区各寺院,并与蒙古族文化交融,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查玛"乐舞。蒙古族地区佛教寺庙每年定期举行查玛乐舞仪式,其宗教目的在于断除我执、法执,慑服一切内外魔障以祈福禳灾、普度众生。文章从历史角度对蒙古族地区查玛乐舞源流、形式与内容进行梳理、分析,进一步阐释当今查玛乐舞在"寺庙"场域与"非遗"场域传承过程中的发展与演变,以及存在的问题。     

民族学视野下的义诺彝族“吉觉”仪式

本文从民族学视角出发,对凉山美姑县义诺彝族的吉觉仪式进行了研究。吉觉仪式,作为毕摩宗教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彝族驱遣类仪式中以遣返祸害、扭转劣势和转返他人咒术攻击为特征的季节性仪式。不仅反映了彝族丰富多彩的鬼神观念,也折射出了鲜明的象征思维、对超自然界的刚硬态度和控驭意识,以及人力胜天、和谐平衡的思想特质。     

竹子与宗教习俗——竹文化研究(上)

竹子与人类的生活关系极为密切,构成了灿烂的“竹文化”。竹文化丰富多彩,这里仅从竹图腾崇拜、竹卜、祀鬼禳灾、祈求丰收等宗教活动加以概述。 一、竹崇拜与神话传说 竹崇拜包含的画很广,为便于集中论述,这里归结为以竹图腾为中心的崇拜活动,所谓“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的人们     

史诗演述的仪式效力与知识共享：对彝族诺苏支系“勒俄”口头表演的民族志研究

基于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叙事和仪式话语的关联性分析视角以及雅柯布森的文化翻译理论,本文探究了史诗演述的公共仪式性特征。通过在四川省美姑县进行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发现彝族诺苏支系的“勒俄”史诗演述在祭祖送灵仪式中为人类的起源、语言分化和谱系文化建构的稳定转化提供了一个基于口头表演和社会互动的文化翻译过程,也因此史诗演述者能够以社会建设性的方式来引导、阐释和确立社会宇宙时空的秩序更新,并基于仪式参与公众所理解和共享的听觉文化渠道来唤醒和调度整个仪式的赋灵效力。本文通过对史诗演述事件的分析,发展了“史诗演述人-仪式主人家（及家族亡灵）-仪式参与公众”的分析模型来理解神话和起源叙事所凝聚的知识、智慧、记忆、情感等社会价值;指出以感官和话语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能够拓展对仪式沟通、口头表演和日常语言之关联性认识。     

老司城“申遗”:路径的选择

永顺老司城遗址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终跻身于申报世界遗产行列,经历了长达五十三年的准备期。老司城遗址申遗个案表明：土司遗产走向申遗,主要是能够揭示价值、凸显价值、宣传价值和肯定价值。申遗准备的周期可以缩短,关键是要有效地整合地方考古、高校调研、权威媒体报道、大型会议肯定和政府的决心等五大优势。     

彝族地区“人命案”刑事司法的最佳本土模式——读《彝族本土刑法与国家刑法的司法实践对比分析》一文有感兼与马林英教授等商榷

马林英教授等撰写的《彝族本土刑法与国家刑法的司法实践对比分析——以凉山彝族农村人命案司法实践为例》一文,肯定了彝族民间刑法及刑事司法对“人命案”处理的合理性。笔者的分析指出,从实体法角度,彝族刑法对“人命案”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的界定存在不合法且不合情理之处;从程序法角度,本土刑事司法程序不能很好保障“人命案”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在此基础上,提出彝族地区“人命案”刑事司法最佳本土模式的可能方向是,构建与彝族传统司法接轨的刑事和解机制。     

开启“理解”彝族文化之门的“金钥匙”——评沙马拉毅主编的《彝族古代文论精译》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1]伽达默尔进一步指出“能被理解的更好存在物就是语言”^[2彝族文献典籍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但由于历史和语言的遮蔽，阅读与理解困难重重，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彝族文化，只不过是灿烂的彝族文化中的一角，大量的古代文献典籍亟待整理和研究。     

小凉山彝族“二人转”

川西南的大凉山,承载着数千年的彝族文化,小凉山,更有无数彝族的传统文化孕育其中,彝族“说唱”便是其中之一,它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彝族“二人转”。彝族“二人转”产生于东汉以前,与东北“二人转”如出一辙,距今已有200多0年的历史,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不唱山歌冷啾啾,唱起山歌闹说唱艺人在表演凉州。好个凉州闹坏了,我的山歌才开头……”“各种柴火碰到一起了,就能生出熊熊的火焰。各种人聚在一起了,就会发出智慧的光芒……”就这样,“唱”了“说”,“说”了“唱”,你方唱罢我登场。彝族说唱多为两人表演,与东北“二人转”确…     

从“无礼不婚”到“以礼入婚”:凉山彝族抵制高价彩礼的田野观察

本文基于对凉山州美姑、甘洛、越西、盐源四县的田野调查,发现自抵制高价彩礼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实施以来,凉山彝族彩礼经历了从“无礼不婚”到“以礼入婚”的过程。无礼不婚,指彩礼在凉山彝族婚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没有彩礼就无法成婚。高价彩礼强化偿付和资助功能,使其在维系社会关系、婚俗礼仪上的社会文化功能弱化。以礼入婚,是指通过对彩礼数额的调整,使彩礼在功能和意义层面发生改变,并将其纳入新的文化系统中。从“无礼不婚”到“以礼入婚”的动态转变,表明彩礼仍然是婚姻缔结程序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其文化价值是值得保留的。通过对彩礼功能与意义的重新整合,使之切合群众利益,这样彩礼作为彝族地方性知识才能具有兼容现代化的能力与空间。当前抵制高价彩礼的具体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彩礼在彝族地区所出现的变化如何影响其社会结构与文化系统,二者在移风易俗进程中的互动与整合是值得研究与思考的。     

“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思考

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有两个，一是民族独立，二是近代化。本文从“近代化”的角度出发，以民国时期云南政坛上出现的彝族官僚群体为切入点，集中考察了清初“改土归流”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滇川黔边（主要指今云南省昭通地区及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族社会的发展历程。认为，“改土归流”和咸同年间各族人民大起义是滇川黔边彝族历史发展的两大转折点，彝族人民通过自身的调整、努力和发展，为民国年间彝族官僚群体的崛起准备了政治、经济和人才条件。彝族官僚群体崛起后，又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促进了本地区彝族社会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彝族社会的近代化。以此为基础，本文就中国近代民族史的研究理论提出了“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的概念。其内涵主要表现为“近代化”潮流影响下中国边疆地区各民族人民朝向资本主义工业化、民主化方向的种种努力，及与此相关的观念转换、习俗变迁、文化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