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农业技术如何影响农政变迁?

在数字农业发展过程中,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不同的原有农业生产关系延伸出不同的围绕数据的生产关系,导致不同的农政变迁结果。在西方发达国家,土地私有制和数字农业公司主导产生基于私有制的数据生产关系,推动土地集中,增加大农场的竞争力,并强化资本对农业生产者的控制和剥削。在中国,生产端的农地集体所有制结合目前的政府主导为基于公有制的数据生产关系提供了可能,其中蕴含着迥异的农政变迁结果;销售端的电商平台主导产生基于新型私有制的数据生产关系,结果是电商销售引入了新型中间商,并强化了农民与商业资本间的不平等关系。如何对接小农户与数字农业技术、保护农民的数据主权,是该技术助力共同富裕的关键。     

谁的土地？何种发展？——《土地的终结：一个边疆土著地区的资本主义关系》

在资本主义关系建立的过程中,一个关键步骤就是使土地与农民相分离,并与资本相结合。最为典型的方式就是英国“圈地运动”,这是一种宏大的、公开的资本主义关系建立路径。但李.塔妮娅.穆瑞的新著《土地的终结：一个边疆土著地区的资本主义关系》则向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关系还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建立起来。这或许可以给当前中国的农政变迁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中国的农业转型——基于农村四十年发展历程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农业正在经历快速的转型,就小农生产何去何从、中国农业将会走向何方等问题学界仍存有较大争议。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在当下中国农业转型问题的讨论中引入一个历史的维度。基于农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重点从农地制度的演变、农民群体的分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等三个方面梳理中国农业转型的具体历程。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农地制度一直是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和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两个矛盾面向之间演变发展。“三权”分置政策的出台调和了上述矛盾,但其结果是农地出现被部分商品化的倾向,土地集体所有制对小农生产所具有的保护作用不断被弱化。第二,日益深化的商品化进程,不断冲击农户的兼业模式,在边缘化大部分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的同时,推动着一个中农群体的产生;同时,又不断分化农民群体,使得大农与小农的分化趋势愈发明显。第三,在农业产业化战略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兴起,但他们并没有带动和组织小农生产发展,反而是全方位地排挤和吸附小农户。上述三方面的变化正推动着中国农业生产从小农农业经营体系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对小农户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应当引起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现代农业分工体系与小农户的半无产化—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再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竞争推动分工不断深化,生产走向社会化,个体化小生产必然要被社会化大生产所淘汰,小农变成无产者。 当今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农业生产已经高度社会化,小农家庭经营的生产组织形式没有消失,但小农户已经被整合进高度社会化的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从属和依附于大资本,处在半无产化状态。 个体小农分散经营已经不能适应生产社会化的需要,通过农民组织化重构食物生产与流通体系,成为必然要求。     

小农户自发农业去过密化研究

为探究小农户在“去过密化的‘转折点’”如何自发应对,基于云南省凤庆县马庄村实际案例,以小农户的劳动过程为研究视角,归纳了不同类型农产品生产过程的特点,小农户据此制定的作物搭配策略、生产节奏配置和劳动力投入方案,以及小农户在实际生产中根据客观条件变化所作出的调整。研究发现,劳动力要素在小农户各项禀赋条件中居于核心地位,“快速增长的城镇化和非农就业”是促成中国农业生产进入“去过密化的‘转折点’”的关键变迁事件。在此背景下,小农户在“去过密化的‘转折点’”的自发应对,集中表现为其在农工商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调动。     

小农体系、渐进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国家的现代化,也是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建立在小农体系基础之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城镇化”秩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现领域之一,也即当前农民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城镇化恰恰是中国城镇化的制度优势,而非独特的中国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同时,不断调整完善城乡关系,形成了以小农户为主体的、有制度保障的小农体系,其最新体现就是乡村振兴战略及其配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小农体系的稳定深刻影响了农民流动的逻辑,形成中国特色的“渐进城镇化”秩序,表现为诸多具有过渡性特征的机制：农民家庭收入的“半工半耕”、居住格局的“城乡双栖”和身份认同的“亦城亦乡”。从实践来看,特别需要警惕政府主导推动的激进城镇化,通过资本下乡和土地流转人为地加速推动农民进城,消解小农体系。     

中国式农民工的社会性质——以农民工的身份转换为切入点

中国式农民工有着“半结构化”的身份,他们是农民,却从事着工人的工作。以“挣钱”、“过日子”等本土概念进行测量分析,试图呈现出中国式农民工身份转换的困境,以此为基础来展开对于农民工社会性质的讨论。结论是,工业文明想要把农民工规训为“结构人”,而工业文明却没有给与农民工相应的权利意识和社会保障基础,农民工在承受工业风险的时候退回到了小农逻辑。最终,农民工无法完成身份转化,他们还要固守着以小农逻辑为基础的“过日子”：在小农生产与工业生产之间寻找到最有利于自身的结合点,以完成小农家庭的再生产。中国式农民工特殊的社会性质使得他们成为继农业、农村、农民之后的“第四农问题”。     

基于“互联网+小农户”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路径探索

小农户家庭经营是目前我国主要的农业经营形式,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大国小农”的格局不会改变,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必定是基于小农家庭经营基础上的现代化。在小农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还面临“技术设施瓶颈”“组织瓶颈”和“人才瓶颈”亟待破解,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可以为小农家庭经营注入新的活力,将农业改造成有较高收益的产业,使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我国应加快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建设,加快构建与信息化相适应的农业经营组织,加快培养新型农民,探索出一条基于“互联网+小农户”的农业现代化的新路径。     

论农地经营的规模——以安徽繁昌调研为基础的讨论

本文以安徽繁昌调研为基础,讨论了土地经营规模与劳动投入和粮食产量的关系。以此讨论为基础,文章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小农经营将不仅是被迫的选择,而且也应该是主动的选择。当前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正在力推正规化、大规模的土地流转,竭力引进外来资本,这对于粮食生产、农民增收、农村基本秩序维护,都将造成严重不利的后果。国家应限制资本下乡,限制大规模、正规化的土地流转。     

农业经营主体分化:价值取向及其效益分析

在市场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政策体系冲击下,农业经营主体发生分化,依据经营价值取向,可划分四类经济主体,即“留守农业”、“中农”、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形成多元化的农业经营主体体系。通过比较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价值取向及其社会效益,发现占主要比例的“留守农业”和“中农”是粮食安全的坚实保障,也为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双向流动秩序提供经济基础。家庭农场是农业经营效益最佳的生产方式,也是返乡农民创业致富的途径之一,其经营者是新型农业价值观的承载者。农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天然地具有排挤小农的取向。出于农村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地方政府应该认识到小农的农业经营主体地位的重要性而予以保护。     

从适应到自主：资本下乡背景下农业雇工管理模式变迁

下乡资本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农业经营主体,破解资本化农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雇工管理困境对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方式与传统的小农农业生产体系之间存在张力,使得资本主体在下乡初期会遭遇雇工管理困境,此时资本主体必须通过适应性自我改造才能实现入场。但当资本深度参与农业经营后,会从生产者属性、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外部社会结构等多个方面改造农业生产体系,使之适配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方式,进而化解资本主体的雇工管理困境。研究认为,随着资本下乡参与农业经营的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农业生产领域将逐渐适应资本化的经营方式。     

人力资源开发与农业现代化——中国农业现代化模式探析

本文以可持续发展的“三种生产理论” 为依据,详尽 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口——资源——环境状况并参照西方发达国家农 业现代化模式,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生物现代高科技可持 续农业模式。欲达此目标,须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农村人口素 质,使传统农民转化为现代市民,使传统小农成为现代农业的经营 者。通过向农村和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应对加入WTO后中国 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小农社会化：对农村垃圾问题产生原因的重新审视

农村垃圾问题的凸现是与小农社会化过程结伴而行的。随着小农社会化的加深，农民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的改变成为农村垃圾问题产生和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要解决农村垃圾问题，必须注重对农村和农民的研究，必须及时解决小农社会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以防陷入城市垃圾处理方面“先污染后治理”的悲剧。     

从地主经济的持续发展看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一) 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建立在广泛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而小农经济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它必然分化并走向土地的高度集中,但这种发展过程常被农民起义所打断,“这样,社会走出了旧王朝的螺丝圈,开始了新的轮回,虽然每一个王朝都有盛有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却实现了万世一系,中国封建社会就在这样的循环轮回中延续下来了。”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值得讨论。他们所说的小农经济实际上是指小自耕农经济。上述论点就是靠小自耕农经济是专     

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农政问题及农政变迁

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对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的分析严格遵循经济学学科的分析范式,将农民界定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个体,将农业视为可以从生产要素角度进行拆解的经济部门。该视角坚信,农业的发展即是不断优化资源配置进而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 为此,新古典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致力于减少资源流通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 在农地要素方面,产权变革与市场流转是该视角关注的重点。 虽然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学说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的农政变迁历程,但学术界对其质疑始终存在。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强调要从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出发,建立解释自身农政转型与农政变迁的理论体系。     

小农格局下的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阐述与国际镜鉴

基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小农生产格局下中国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短板的理论阐述，针对性梳理日本、韩国等典型小农国家提升农业发展质量的国际经验。研究表明，保障供给、结构优化、质效提升、体系完善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但小农生产格局下，生产效率低、成本高、品质和环保水平差等固有不足，使中国农业距离实现高质量发展尚存一定差距。提出中国可借鉴日韩两国推进结构改革、健全社会化服务、强化科技创新、推进产业融合、造就新型农民队伍、推动绿色转型和夯实“软实力”的典型经验，以立足小农、服务小农、强化小农为政策主线，促进人、地、资金等关键要素的整合与流动，不断强化种业创新和装备创新，推动农户生产行为实现绿色转型，同时注重将增强“软实力”作为提升“硬实力”的有效补充。     

农户家庭长期投资行为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农户的农业投资行为,特别是农户对农业的长期投资行为对实现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繁荣农村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外,农户投资行为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学派:组织和生产学派与理性小农学派,前者的核心观点是“自给小农”,而后者却认为农民是有经济理性的。在理性小农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对农户长期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由于研究的角度和包含的因素、使用的研究材料等不同,得出的结论往往不一致。因此,要深入研究我国农户长期投资行为,必须结合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将农户分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农地市场不完备等情况引入研究范畴并进行深入研究。     

生产者视角对农业发展转型和农业污染关系的一个解释

梳理了“规模路径”和“传统路径”两种不同研究路径对农业发展转型和农业污染关系的研究,并从生产者视角对农业发展转型和农业污染关系进行了解释。“规模路径”认为通过扩大农业规模最终会改善工业化农业的高污染问题,因此要减少农业污染,应该继续扩大农业规模,减少农户和农场数量,淘汰非专业化的农业生产者;“传统路径”则认为,规模并不是决定性影响因素,集约生产的小农资源和养分的利用效率高,要改善农业污染问题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应该采取“小农农业生产方式”。生产者视角的引入解释了上述两种路径研究结论的不同,提出以农业生产者为基础进行农业转型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耕地“非粮化”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耕地“非粮化”现象日益普遍,主要表现为：经济作物用地增加、粮食生产用地减少;产业融合发展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土地撂荒闲置或用于“非农”建设。耕地“非粮化”原因多样,生产者层面包括粮食作物收益较低、土地流转租金逐步提高、农民从事“非农”行业机会增多;消费者层面包括饮食结构变化、休闲需求增强;政府层面包括执行政策的认知偏差、法律制度不够健全、补贴政策有待优化。建议采取以下对策防止耕地“非粮化”:优化补贴政策,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严格耕地管理,优化粮食生产条件;完善产业链条,提高粮食种植收益;树立科学理念,增强耕地保护意识;压实主体责任,加大违规处罚力度。     

走向“终结”抑或迈向转型：传统“小农”的现代转向

农民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在现代化的洗礼中,我国农民群体的未来走向并不明朗。跳出现有的小农“终结论”与“再生论”的二元格局,需将眼光投射到整个农民群体进行研究。基于中国特殊的户籍政策和土地制度,农民未来的走向在小农长期存在的基础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现代化,进而呈现村落的终结、农民的职业化、就地非农化、农民工市民化以及城乡一体化这五种符合国情的现代化路径。农民群体未来走向的更深层意义是：如何在国家制度变革的过程中,激发农民自身的主体性作用,创建适应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