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破语言常规到语言偏离

本文从“a grief ago”着手，试图从英中两种语言诗歌中存在的语言偏离现象着手，分析诗歌中这一“偏离”对诗歌意境的升华，并由此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这种手法并非新创，而是古已有之。不论是在现代诗人的笔下，还是在古人的诗中都有表现。     

中西诗歌内在人物性探异——兼谈诗歌的戏剧性

诗歌是擅长于抒发感情的艺术。可是,诗歌却并不纯粹是诗人的自我表现或个人感情的再现。诗歌内部的“说话者”可以是诗人自己的声音,也可以是诗人借托别人的声音自所以,诗歌的情感抒发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情感的现实,二是情感的主体,包括情感的动机和方式。换言之,诗歌除了能以强烈的情感打动读者之外,还能让读者了解说话者的个性心理特征。恩格斯说:“人物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怎么做”。尽管诗歌的主     

浪漫主义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华兹华斯的《独自云游》

华兹华斯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湖畔派”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名作《独自云游》堪称浪漫主义诗歌中的一朵奇葩。本文对这首诗的自然主题、情感与想象力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诗的语言特色等方面进行了解读，发现华兹华斯自然诗歌的一个突出特点：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人与大自然相依相伴，大自然使人的心灵得以净化，大自然是人类的羽友、良师和保护者，从而唤醒我们热爱大自然，善待大自然。     

论鲍照诗歌的主体意识

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逐渐自觉，诗歌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诗人们更加注重诗歌“缘情”这一原始功能与本质。作为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寒士诗人，鲍照在作品中倾注了其大量的个人情感与思想，从而使得诗歌的个体性与主体性分外鲜明，以自我意识、个性意识、自由平等意识、责任意识等为内容的主体意识成为鲍诗的一大特色，并对后世的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杨宪益诗歌翻译的中庸之道

杨宪益的诗歌翻译思虑严谨，注重语言的美感，具有自己的特色，“诗体译诗”还是“散体译诗”并不偏执于一端，而是一种彰显了中国传统中庸哲学的调适性选择。杨宪益的翻译实践对20世纪80年代成长的诗人在诗歌语言方面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杨宪益诗歌翻译思想的中庸之道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翻译理念追求真、美、善的统一；翻译原则遵循允中的信达观。     

论高启诗歌观念及诗歌风格的前后变化

高启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号称“诗淫”的天才诗人,身处元末明初,其诗歌创作与文学观念具有易代时期独有而鲜明的特色。他针对诗歌是政治的附庸和工具的传统文艺观,提出并坚持文学主要的是诗人聊以自适和自得的特殊精神活动,是诗人用来抒发诗人内心情感的语言符号,他把诗歌当作一项神圣的事业来追求,并通过诗歌创作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精神上的满足,使他的诗歌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诗的情感空间

针对当今诗坛由于过份地偏执理性贬视诗人的情感个性及情感在诗中的作用因而导致了诗歌的“冷血期”与读者的远离等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对诗的情感空间进行了较为深入与详尽的探讨。认为不同的诗人由于各自的天赋气质、素养、知识结构以及个人境遇的不同，因而个人的情感空间也是千秋各异的。综观文学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诗人的诞生意味着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的出现，意味着一种独特的情感空间的确立。故而构建诗人的情感空间对今后诗歌的发展将具有深远的意义     

骑在马背上的中国革命精神——论毛泽东诗词作为革命理性史和情感史的美学意义

用毛泽东的诗歌活动及其语言系统来证明和揭示英雄的历史活动及其操作意图,事实上有着严密的逻辑联系.就像“重上井冈山”中的“井冈山”的特定政治哲学涵义一样,它既指那座山,也指那段革命史,然而更加深指的却是军事共产主义胜境,是通达本源的精神家园.诗歌语言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独异人文色彩的审美语言,它从来就是中国诗人用以把握世界进行精神实践活动的一种情感和意志语言.     

论《泥土的歌》的两大模式化写作

臧克家的诗集《泥土的歌》有两大模式化写作，即“三代模式”与对比模式，这两大写作方式对于表达诗人的情感、支撑诗歌的结构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大模式化写作也成为其诗歌写作的一个“烙印”。     

也谈当代诗歌的"小众化"

诗人余光中提出“新诗”不求“大众化”,但求“小众化”;然而,由于诗歌和诗人自身的问题,当代诗歌呈现出了“小众化”而不得的尴尬状况。造成该现状的深层次原因,可以归结为诗人们三种不同的创作态度。为了实现诗歌的“小众化”,诗人们应加强对诗歌理论的反省力度、对诗歌语言的锤炼力度、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力度以及诗人间彼此融合的力度。     

烦厌公务的菅原道真和杜甫

自称“为儒为吏报国家”的日本平安时期伟大诗人管原道真，在赞州时期诗歌中却对公务频发牢骚。而对工作不满乃至厌烦，在早于道真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唐代诗人杜甫的诗歌中就有宣泄。这样的情绪，似乎不应属于这两位诗人，但这恰恰表现了特定环境中他们真实的精神世界，体现出两位诗人的精神相通之处。更应注意的是，在两住诗人表现这种情绪的载体中，特别是《行春词》和《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这两首诗歌中，还存在着语言以及表现形式上的相似之处。     

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诗歌审美特征再思索

讨论浪漫主义诗歌的美学特征应从诗人本身把握。浪漫主义诗歌其情感是诗的灵魂、主题 ,是审美化、典型化的情感 ;其语言是表现性语言、非逻辑性语言。因此浪漫主义在当代应该引起人们再思考     

论韩作荣对诗艺诗美的不倦探索

论韩作荣对诗艺诗美的不倦探索吴开晋每一位诗人的作品中，都有一个诗歌世界，他是用自己的心血营造出来的。正如苏珊·朗格所说：“创造诗歌世界并把它虚的生活因素组织起来，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情感与形式》第１４章）。作为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中年诗人，韩作荣的...     

论诗歌写作

青年学生喜欢诗歌是因为“诗言志，歌抒情”，诗歌是以抒情的方式反映社会生活、表达诗人的愿望和理想的。而人们都有很多感情需要抒发，这感情包括正义的、庄严的、愤怒的、悲伤的、温柔的等等，这种情感的抒发就涉及到诗歌的写作问题。     

激情与恬静的和谐统一——从《丁登寺旁》解读华兹华斯的自然观

抒情诗《丁登寺旁》是著名湖畔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诗歌代表作。在这首长诗中,作者表达了他对大自然深深的热爱,自然震慑着他的身体和灵魂。本文主要从诗歌的语言及情感的角度来赏析华兹华斯的自然观与诗人恬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论王维五言律诗的情感倾向

本文认为王维的王言作诗，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赠答、送别、游览、述怀”四类；此四类诗是因表现内容及描写对象之不同而显出某些差异，但从整体上看，在这些作品中，情感的抒发．大都平和中正，温柔敦厚，呈现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感倾向，典型地表露出儒家所倡言的“中和之美”。本文指出，此种精神风貌的获得，来源于王维儒——禅杂揉的文化心理结构，主要是其以儒家“忠、孝”观念为核心的论理道德观的显现，因而鲜明地打着儒家文化的印记。本文还认为，此种内在精神影响了诗人对诗歌体裁及抒情手法的选择，而这些艺术的抉择则又完美地表达了诗人的情感；在这一互为因果的艺术体系里，充分展露出王维五言律诗“诗意雅秀”的独特风格。     

易卦爻辞与中国古典诗艺之滥觞(之七)

“意象”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的艺术范畴之一,是诗歌语言最基本的最富审美魅力的组成部分。 自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先把“意象”这一概念引进文学理论领域起,经过一千多年来的探讨,对于“意象”的本质学术界才有了初步共识:以可感性语词为语言外壳融入了一定情感指向的客观物象。然而这一界说并不完全符合早期诗歌（尤其是先秦）的语言实际。概言之,早期诗歌中十分明显的宗教、宗法情结使之表现出有悖于情感指向的强烈的认识功利     

从顺应论看一首中国古诗中"情"的文化翻译

情感是诗歌的灵魂.诗人往往将内心的主观情感外化于客观的景物.诗歌翻译不仅仅是韵律形式的翻译,更要关注诗人内心情感的传神表达.顺应论作为对语言使用的综观,已被应用于文化翻译的研究,但从未有学者将之应用于诗歌中情的翻译.翻译实践说明顺应论是解决诗歌中"情"的文化翻译的有效方法.     

论狄金森的基督教情感与宗教诗歌

狄金森的诗歌与《圣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包括诗人对上帝的背离与对天堂的向往等各种复杂的基督教情感。诗人以其独特的方式运用《圣经》的语言和意象对这些情感都加以具体和细致的描述。尽管狄金森不是基督教教徒式的虔诚宗教诗人 ,但是由于狄金森对基督教有着浓厚的情感和宗教诗歌在现代社会中所发生的衍变 ,狄金森诗歌的确具有某些宗教诗歌的某些特点。通过对这方面的讨论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认识到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宗教信仰发生变化的客观性和主观性 ,从而导致了人们对上帝的信仰由传统的盲目性向现代人的更高思想境界追求的转变。     

近年我国现代诗歌“失落”之因窥析

最近几年，我国现代诗歌有些失落现象，而且似乎诗歌是受欢迎程度最低的一种文学作品类型。其原因是：诗歌语言的杂碎和陈腐；由信息媒体的迅速传播而造成的诗人与读者心理、时间、空间三个距离的缩小；各种文化信息和知识的爆炸为诗人全知全能的时代划上了句号；新时期诗人精神准备的不足与玩“诗”不恭；欣赏习惯的惯性也是造成读者与诗歌作品相互阻隔的原因；读者爱好、兴趣、追求的多元多层性决定了对多种文化选择的随意性；因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引起的文学地位的滑坡与诗歌品位的低落；文学批评的失重与批评家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丧失；批评家的迎合心理与诗人对批评的逆反心理，耽误了诗歌的正常发展；由西方现代派诗歌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关系处理不当而产生的诗歌的迷路；对诗言志传统与诗歌多种功能理解的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