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博弈：乡村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基于社会互构论的阐释

基于社会互构论的理论视野,运用交叉对比分析的方法,探讨乡村贫困治理场域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乡村贫困治理的地方性实践中,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并非整体性的静态固化格局,而是因不同的互动情境呈现出多元性的动态实践特征和持续演化过程,表现为一种制度化程度低、策略性行动强的“合作博弈”的实体关系。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动态博弈过程中寻求贫困治理合作的可能性,贫困治理的目标一致程度和行动主体的利益契合程度是影响二者博弈最终走向的关键变量。借助于这种互动模式,社会组织在当前行政治理体系异常强大、社会主体性发育水平尚处低位的时代背景下,嵌入到乡村发展场域中,不仅发挥了贫困治理的实际功能,还获得了组织自身的发展空间。不过,由于转型期国家的主导地位,合作博弈的过程本质上还是以呼应政府部门偏好为核心特征,从而强化贫困治理中工具主义导向的事本逻辑,而更长远的社会价值的追求依然任重道远。     

邻避冲突引发地方政府非常规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与改进策略

面对“建在或将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设施,社会民众与地方政府易形成“冲击—回应”模式,促使地方政府产生停建、迁建、改建、缓建的非常规政策变迁行为,为地方社会治理带来巨大隐忧。本文运用fs-QCA对选取的40个具有明确非常规政策变迁结果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来自组织、主体、客体、社会、文化五组变量的因素拟合成九条主要路径,相互交织、同频共振,促使地方政府以“压力—回应”模式主动开启非常规政策变迁。同时,文章亦从地方政府、冲突群众、新闻媒体构成的“邻避三角”出发,提出冲突消解策略,为地方政府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回应民众诉求,消解邻避冲突提供建议。     

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结构转型与功能变迁

基于豫北33个新型城镇化社区的调查分析并以结构转型与功能变迁视角,考察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结构转型与功能变迁的实践逻辑,从而提出一种“重构论”以回应“解体论”与“延续论”的学术争论。(1)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重构虽然由国家推动和政府主导,带有一定程度的自上而下强制性,但基层社区并未完全被动接受,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并通过“变通”实现新制度的落实。(2)豫北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重构遵循政党—政府—社会三维一体的多元共治理念,主要包括“四委一中心”的新型社区组织架构、党员群众服务站和社会管理综合服务站、网格化管理模式以及“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程序等。(3)文章打破村庄治理与社区治理的传统二分转型逻辑,将新型城镇化社区视作城乡连续统一体框架内的一种特殊人口聚落模式和社会空间,采用生成性视角考察社区组织转型和功能变迁的实践逻辑,提出作为一种通向共治之路的“重构论”实践逻辑。     

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功能、困境与政策调适

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方,社会组织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发挥着“资讯—预警”“协商—对话”“治理—服务”以及“修复—善后”的功能,是群体性事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实践中,社会组织却面临着参与空间受限、参与意愿不强、参与水平不高、参与深度不够以及自身公信力较低的困境,严重阻碍了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功能的发挥。为此,必须从完善立法、拓展制度空间,构建评估、激励机制,提高专业化水平以及强化社会组织自律等方面进行政策调适,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确保社会组织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基层政府行为——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分析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调整,基层政府的行为逻辑也由此发生了深刻转变。税费改革前后,我国中西部基层政府行为先后经历了“管控与汲取—松散与悬浮—合作与协调”三个阶段的变迁。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既依赖于基层政府的制度创新,也是基层行政体制转型的根本诉求。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中西部基层政权仍然展现出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治理目标偏离、互动角色错位、执行行为离散等偏差行为,为了有效矫正行为偏差,未来中西部基层政府治理应重点从加强制度建设、创新考核模式、优化治理结构等方向做出努力。      

制度变迁与社会共识的分析框架——基于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基于社会共识视角审视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为推进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制度变迁与社会共识存在相互作用、动态演进关系,通过交易成本的负向效应,社会共识在制度变迁的“收益—成本”动态平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制度变迁引致的制度环境变化通过“个体认知—群体共识—社会共识”过程反作用于社会共识。另外,《土地管理法》修订（修正）历程表明,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社会共识经历了“匮乏—显化—强化”三个演化阶段,新发展阶段下,深化改革共识持续发酵。基于此,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应从事前、事中、事后环节逐步突破改革社会共识中存在的困局,凝聚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巩固制度改革思想基础;推动行动共识,破除制度改革利益藩篱;逐步形成一般化的制度共识,强化制度改革监督保障,为深化改革提供有利的共识基础。     

建党100年的技术变迁与贫困治理

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消灭剥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为执政的重要指向,持续进行了多个阶段的反贫困治理,并取得了彪炳史册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技术的推动比较关键.回顾过往,技术变迁与贫困治理的耦合,经历了基于农业技术的广义化贫困治理、基于信息技术的规范化贫困治理、基于智能技术的精准化贫困治理三个阶段.这些技术在提升贫困治理效率的同时,也重塑了贫困治理关系,使贫困治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贫困治理对象由瞄不准向精准、贫困治理手段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贫困治理结构由金字塔向扁平化转变.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建党100年积累的贫困治理技术与经验仍大有可为,仍然需要持续利用新技术来完善返贫动态监测与帮扶机制、进行扶贫资产管理、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     

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组织整合路径

深入分析农民工具体务工与生活实践，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依托多重组织整合，其组织整合深嵌于产业形态、关系结构、精英连接及有效治理需求，因而具有深厚的经济基础、关系基础、人力资本及制度基础。不同于传统主流的“权利—冲突”视角，基于“功能—融合”角度，探讨在多重组织体系下农民工群体与当地村民及基层政府的主体互动样态，揭示农民工内部互助、社会交往扩展及其社区归属感培育的实践机制。从流入地基层治理而言，多重组织体系的形塑成为地方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降低与分散了农民工个体的协调成本，最终实现“以外管外”的治理秩序。     

契约治理:现代政府的治理变革

随着社会的变迁与治理理念的发展,传统的“命令式”政府行为模式正在向现代的“契约式”模式转变。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契约治理打破了以往政府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格局,增强和提高了现代政府的民主合法性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但由于缔约双方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契约治理模式中也存在着交易成本、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寻租腐败等潜在风险。因此,设计相应的防范机制,如承诺机制、激励机制、透明机制、代理权竞争机制等,对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路径探析——基于国内基层管理创新的典型模式分析

基于国内基层管理创新的典型模式分析,提出了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路径：即第一阶段从“强政府弱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状态转变;第二阶段从“小政府大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的转变;第三阶段从“强政府强社会”向“好政府好社会”转变,经过这三个阶段发展,可以达到政府和社会的理想状态,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奠定基础.     

社会治理新格局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构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是继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后,再次关注政府和社会关系,使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互相补充,共同发展。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在彼此信任、权责明确、规范保障的前提下,构建起相互独立、合作互动、政府主导的新型关系,而要达到这样的关系需要政府对社会组织放活,社会组织同时自立自强,共创社会治理新格局。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形成机制

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表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存在策略性特征，但尚未厘清达成合作的基本条件与形成机制。组织学理论普遍强调，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信息知觉的清晰性以及行为意向的一致性共同构成的“共识性认知”是实现合作目标的前提。温州市苍南县政府与当地印刷包装行业协会、印刷企业合作治理大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相关实践证明了上述理论推断。达成有效合作治理的条件在于，多元主体根据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的认知结果，自觉实现组织间规范结构和行为结构彼此嵌合、相互支撑。作为治理目标的利益相关方，合作行动过程中的多元主体通过秩序构建、意向生成、优势整合与行动调节四个机制，最终形成信息互通、知识互享、情感互融、行动互补、价值互惠的治理共同体。     

信任型社会资本对社会组织发展影响机制研究

信任型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基础资源。然而,传统观念和“管控”机制的影响,社会组织内部监管体系不完善,公众对社会组织公信力下降等,严重影响了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构建信任型社会资本发展机制,要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完善内部各种制度,加强公众、媒体等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提升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信力,由“管控式”行政管理转向治理、服务和利导,为增加社会组织信任型社会资本的拥有量提供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社会环境。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作用探析--以杭州市为例

社区治理必须树立现代治理理念。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必须彼此交换资源、合作互动、持续协调才能顺利实现各自目标。目前政府与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关系尚未理顺,政府职能转变进程的滞缓和主导性强势行为直接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要改变现状,政府必须正确定位,摆脱自身社会管理的重负,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快培育发展社区自治组织,使之有能力以主体姿态参与社区治理,实现社会管理社会化。     

云时代公共危机事件的跨界合作治理--基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视角

近年来,频发的各种公共危机事件超出了单个的行政区域,具有一定的“跨界”特性,某一行政区域政府的单独治理已经出现了明显弊端,因此,公共危机的跨界合作治理成为世界各国危机治理研究的焦点。云时代各种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有效合作,为解决公共危机的跨界合作治理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支持。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社会地位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志愿服务意识薄弱,缺乏社会公信力;沟通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和政府的不信任也导致合作的局限性。因此,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治理中应进一步完善合作法规、改变政府职能、扩大合作领域、加强资源整合并加强志愿服务意识的培养。     

社会中介组织的增值功能——以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分析

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说明社会中介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就社会中介组织的含义、产生的原因及其作用进行分析,认为社会中介组织存在增值功能。在此基础上着重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外部审计的增值功能进行具体分析,其增值功能主要体现在改善公司治理,并对当前我国市场环境中存在的限制审计功能发挥的因素进行了讨论。     

“社会组织”发展:现实困境、环境制约与基本路向

现代社会,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自组织力量,其合法存在是以自治性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所依托的国情是复杂的,形成了独特的成长路径和制度环境,这使其呈现出明显的本土特征,构成其有序发展的现实困境。社会组织成长的宏观环境,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社会自治力量发育、党政社关系模式等,都对其发展轨迹和运作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社会组织发展的环境约束。新时期,推动社会组织有序发展,需要从根本上破解相关制度壁垒,重点从政社关系重构、制度环境创造、治理网络形成等方面展开,全面释放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     

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何以“取信于民”?——以“乡村振兴”样板的山联村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与守规绩效兑现是建构社会信任的充要条件。从信任建构的二维性出发,农村党组织通过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取信于民",可以破解"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坏"的社会怨念。"未富先污"的山联村成功转型"美丽乡村",富含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经验。从山联村经验来看,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一方面应选培具有"新能人"特性的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健全农村党组织"上下级"关系协调的日常制度,增强农村党组织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夯实自身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应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治村政策,"有诺必践"兑现村民守规绩效,创新农村事务合作共治,实现互联网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食品安全共同监管的多主体博弈

通过对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政府监管部门、食品行业生产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主要行动主体进行博弈分析,发现：政府与生产企业的“监管—被监管”关系一直处于变动状态,主要表现为政府增强监管力度,促使生产企业规范生产,保障食品安全监管效果;而高昂的监管成本让政府不得不降低监管概率,从而为生产企业机会主义行为选择提供了空间,导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政府继续增强监管力度。此时,政府选择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监管的概率决定了社会组织选择合作的演化稳定结果,影响了食品安全共同监管体系的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监管过程中的沟通协调成本以及对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需要在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共治中不断探索和明确。     

项目化运作中社会公益组织和政府之间互动关系研究—以上海市X区为例

本文旨在探讨项目化运作中社会公益组织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运用了质性研究中的个案研究方法,将X区内6家社会公益组织及其同一业务主管和业务指导的政府部门视为个案,通过访谈和分析,发现项目化运作中的社会公益组织和政府之间存在着两种互动关系,即线性互动关系和并行互动关系.线性互动关系下的社会公益组织往往处于非项目驱动型组织向项目驱动型组织转型的过渡中.并行互动关系下的社会公益组织已经成为了项目驱动型社会公益组织.因此,本文认为政府培育和支持社会公益组织积极转型成为项目驱动型社会公益组织,是发展的趋势,也与我国“十二五纲要”中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规划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