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编纂学:编纂原则与演进路径

近代是急剧变革的历史时代,受社会转型的影响,近代历史编纂学所包含的编纂原则和演进路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时代内涵,揭示其中所蕴涵的规律和价值,探讨它在中国历史编纂长河中的地位,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为建构中国历史编纂学体系提供重要的素材.     

希腊古典时代的历史编纂学及其特色

本文论述了希腊古典时代历史编纂学的巨大成就及其特色，认为研究和探讨希腊古典时代的历史编纂学。有利于我们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及当今史学的发展。     

宋朝历史编纂学研究述评

宋朝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历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与时代相融合的历史编纂格局和特征.近年来,学术界对宋朝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在史馆制度、官修正史、史书体裁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反思现有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总结.今后的研究应该将宋朝历史编纂学的总体特征和编纂特色,以及宋朝历史编纂学的主要成就和历史地位做进一步的研究.     

梁启超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与实践

梁启超在建构具有近代特色的中国历史编纂学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关于历史编纂理论的认知和思考、传统史书体裁的评价和改造等方面展示了卓越的史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他的一些论述和思考对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编纂学的演进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元朝历史编纂学研究综述

元朝历史编纂学既继承了两宋、辽、金历史编纂中的优秀成果,又具有时代所赋予的多民族融合国家对历史编纂的认知。最能反映元朝历史编纂学成就的莫过于对前朝正史的修撰和典志体史书的编纂,这两部分是元朝历史编纂学的鲜明特色和重要成就所在。有元一代,产生了一批在后世有重要影响的史学家,他们的历史编纂思想和经验是元朝历史编纂学的重要部分。     

论档案文献编纂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

档案文献编纂学与历史文献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在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范围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而在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等方面又有密切的联系,它们均属大文献学范畴.     

简论中国古代编辑的编纂特点

古代编辑的产生是和古代正式书籍的出现连在一起的。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编辑家。古代编辑的工作特点 ,囿于历史的局限和社会的分工 ,表现为编纂、校雠和注释 ,且三者紧密相连 ,同步进行     

现代性概念对20世纪历史编纂学的意义

历史学家借助历史范畴或概念整理 ,编排和解释历史事件。“现代性”概念是 2 0世纪历史编纂学的核心范畴 ,它指出了大多数国家 2 0世纪历史发展的目的。本文讨论了“现代性”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的特征的内涵及其对 2 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意义     

古代湘学与中国精神的历史发源

巾华民族的历史十分悠久,号称“上下五千年”,与古希腊、古印度、古巴比伦并称为世界四人文明古同,并是其中唯一一个文叫延续至今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生活在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的各民族彼此融合,在交融发展中渐渐形成了勤劳勇敢、仁爱友善、热爱祖国等其同的精神特征,这些民族性格经过岁月的熔铸和洗练,一起构成了中国精神的历史源泉。今天,当我们追溯中国精神历史源头的涓涓细流时,不能忽视的是出自湖南的这股清泉,它产生于湖南独特的历史、地理、义化土壤之中,具有浓郁的湖湘特色,又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息息桐关。     

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礼记》49篇的初本,为西汉今文礼家戴圣所编纂。自西汉至东汉,《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的本子。东汉末年郑玄据诸本加以校勘,并为之作《注》,列之为《三礼》之一。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除一度几为王学夺席,他皆惟郑学独尊,且唐于《三礼》独重《礼记》。宋元明时期,《礼记》学颇染宋学习气。清代号称经学复盛,然《礼记》学则未堪其称,诸经独《礼记》无新《疏》。     

概念文字的数学背景及哲学意味

概念文字是弗雷格为实现从逻辑推出数学而创建的推理工具.它为求真而创立,适用于科学研究,对于人们日常所用并不适用.概念文字经过进一步改进,“将能够成为哲学家们的一种有用工具”.这种运用首先是一种逻辑分析方法,而不是形式化方法.弗雷格明确地区分了未加判断的“纯表象组合”与判断,也区分了语句与语句所要表达的“概念内容”；他使用自变元和函数取代语法结构中的主词和谓词.以上二方面基本上奠定了概念文字逻辑分析方法的核心.概念文字中并没有严格清晰的语法与语义概念.     

近代以来认识论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史学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极其深刻地表现在认识论层面。这一层面的影响大致体现出三种途径：一、与中国古代思想交锋，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连带而来的间接影响；二、与历史学结合，在由此产生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等概念及讨论中，追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相关知识；三、转化为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史学。这几种途径既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也在横向意义上从属于不同的层次。无论哪种途径，有关研究与认识都呈现出浅尝辄止的状况，既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也不利于中国史学在认识论层面的发展。对此，我们需要提高自觉意识。     

中国古代财政管理研究

本文认为早在春秋时期中国的理财家就已明确指出了财政管理的重要性，早在西周时期就对国家的财政职能和责任有了明确的规定；本文着重分析了中国古代财政管理中可资借鉴的生财、用财管理举措与经验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马丁·路德年谱》的编撰与中西史学融合的路径

1517年,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改变了西方的历史,同时备受争议。西方学术界对路德已经进行深入的研究,出版了很多传记和编年著作,但目前仍缺乏一部完全按年月日的时间顺序展现路德生平和著作及宗教改革的背景与过程的著作,即使如最权威的《路德全集》魏玛版也没有按原计划贯彻完全按时间排列路德著作的理念。本文提出,可以尝试用逐年逐月逐日地将背景、生平和著作年表与概要结合起来的中国传统史学方法———年谱来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将阐述编撰《马丁·路德年谱》的结构和方法,从而探索中西史学融合的新路径。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生态情结

由于受到“天人合一”这一传统哲学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蕴藏着难解难分的生态情结,其核心是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而这也正是当今生态危机重压下全球性的诉求。     

中国古代家具审美思想成因的研究

中国古代家具作为社会文化功能和艺术审美功能的载体,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体现了各个不同时代的审美意识。本文从哲学、社会意识等方面来研究我国古代家具审美思想的成因,追溯我国古代家具的文化内涵,以期从深层次上把握中国古典家具提供参考。     

中西方古代政府理念比较

中西方古代存在不同的政府理念。在政府起源方面,中国认为政府是君王“受命于天”而设立的,西方则认为政府是人们通过“相互约定”建立的;在对权力性质的认知上,中国认为政府权力只能是“君主独制”,西方认为权力具有“公共性”;在制约权力方面,中国主张以君主的内在修身为主、以外在约束为辅,西方则主张以权力制衡为主;在对最高统治者的认知上,中国认为最高统治者就是“天子”,而西方认为统治者是“民选执政官”;在对政府官员的认知方面,中国认为官吏就是“事君之臣”,西方认为是“公职人员”;在对政府的管理对象的认知上,中国认为老百姓是天子之民,西方认为老百姓就是国家的公民。     

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转向

在先秦,音乐是礼的仪式的一部分,具有道德和政治意义,音乐教育的目的主要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秦汉以后,音乐失去了鲜明的政治意义,而成为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音乐教育也随之转向。     

论古代希腊史学家的游历传统及其影响

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有过丰富的游历经验。这一现象成为西方史学的传统,它对后世的西方史学乃至于世界的史学发展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泛情论倾向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理论在明代中期以后表现出一种泛情论倾向,这同西方文艺美学理论中的泛爱论、泛性论明显不同。泛情论倾向的出现同中国文学史上重情的传统有密切关系。其理论意义和思想价值突出地反映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对人性和人的生命意识的张扬,二是对作者主体意识和主体情感的肯定,三是重视情趣的审美观念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