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协商民主探讨

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创新了我国乡村群众自治制度。它用于乡村治理中的动力来自于村民的民主参政意识和维权意识,并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我国乡村治理中政府与村民互动机制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解决乡村治理中的民主困境。近年来,协商民主在基层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了鲜明的实践特色,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乡村社会的经济压力导致对协商式治理方式的冷漠,相关制度的缺失,协商主体参与能力的差异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完善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首先应该健全相关制度,其次要规范协商程序,最后需要培育村民的民主意识。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嵌入式治理：协商民主推进乡村治理有效的内在机理——以浙南H村“百家合议会”实践为例

以田野政治学为视角,选取浙南H村“百家合议会”实践为个案,通过建构“嵌入式治理”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了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及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协商民主可以通过组织嵌入、过程嵌入与行为嵌入三种机制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弥补乡村既有治理结构的功能性局限。组织嵌入、过程嵌入、行为嵌入以及彼此间的嵌入程度影响协商民主整体嵌入性,进而深刻影响乡村治理效果。当然,嵌入性并不排斥自主性,“高嵌入性-强自主性”形成的嵌入性自主,是协商民主嵌入式治理的理想类型,也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路径。     

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可持续创新的强化机制与实践进路

协商民主是实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形式,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创新有利于弥合基层治理中“民主”与“有效”之间的张力。协商民主的导向价值、运作过程和实践效能为乡村治理创新提供了方向指引、内源动力和优选方案。典型实践中的乡村协商治理创新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在于从议程触发、资源整合和动力维持等方面建立了强化机制。通过治理创新的问题导向与多元选择主体内生需求的持续满足,治理创新的制度化发展与多种参与力量内在优势的持续积聚,以及协商治理文化氛围的营造与多主体理性协商意识的持续强化,促进了协商治理的可持续创新。面向未来,协商治理创新需要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促进民主和治理的互嵌共融,厚植协商民主的文化土壤,以数字技术赋能协商治理,接续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引导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

乡村精英是在中国农村对村民和社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最具尊重和影响力的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上接天气(党和政府)下接地气(村民)的中介作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具有推动乡村文明发展的正面作用,同时也有利己行为和权力偏向等局限性。我们要积极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模范带头、组织管理、技术服务、经营管理、观念更新等积极作用。同时要建立健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机制和精英吸纳机制,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搭建舞台。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育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     

乡村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融合研究

我国法定村级治理模式是村民主导的自治模式,但实践模式是由少部分人主导的精英治理,不能对普通村民的诉求作出很好回应。基于传统接续与现实基础,乡村精英治理有其存在的历史性和客观性,并在引领乡村社会发展、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发挥示范引领功能、促进村庄秩序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在治理理念、制度、方式等方面存在现实冲突,具有向村民自治转化的必然。通过健全非治理精英吸纳机制、完善乡村精英外在制约机制和内在道德约束、提高村民民主参与意识等策略,使乡村精英治理逐渐过渡为广泛参与的村民自治,在融合过程中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     

协商民主：村民自治过程中廉政治理的生长点

近年来,在多元利益分化、中国协商民主体系化、村民民主自治困境等现实逻辑下生长出的农村协商民主,有效推进了农村公共事务解决,拓展了农村治理新空间,但协商民主制约监督村级权力运行、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价值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事实上,协商民主这一价值体现在村民自治过程中：补充民主选举,规范权力生成方式;融入民主管理和决策,制约权力运行;推动民主监督,完善村级权力监督体系,因而可成为廉政治理新的生长点。在进一步推动农村廉政治理中,还需加强协商民主自身建设：衔接高层协商与基层协商,创新协商民主具体路径;改善农村政治贫困,培育协商主体公共理性;构建协商民主制度,规范村民参与程序;准确定位参与主体,保证协商民主质量。     

数智赋能农村协商治理的实践路径——基于衡南县D村“人工智能+屋场恳谈”的社会实验

当前农村协商治理面临主体缺位、官方主导、协商结果满意度差等现实困境。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采用数智技术解决协商治理难题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赋能理论和“人工智能+屋场恳谈”社会实验,考察了农村协商治理中数智技术的主体赋能路径。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的深度访谈发现：数智技术通过虚实场景再造、沉浸式体验、村务“云扩散”的心理赋能机制,唤醒乡村集体记忆、增强参与效能感、培育公共精神,提升了村民参与协商治理的意愿;通过数智平台拓展协商渠道、共享议题信息、回应民众关切等结构赋能机制,突破了村民参与的时空阻隔及知识结构、权力结构限制,提升了村民的参与能力;通过成果分配共商、决策过程公开、共创结果公示的成果赋能机制,增强了村民的参与获得感,提升了村民对协商结果的满意度。数智技术的有效赋能有助于农村协商治理中集体共识的形成。     

协商民主视域下农村公民教育探析

协商民主与我国农村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有一定的契合,将之嵌入乡村治理,是谋求乡村善治的可行路径。推进协商民主所内在的对公民素养和能力的要求与我国农村公民意识缺失和能力欠缺的矛盾,是当前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所面临的主体困境。公民教育是培育理想公民的最佳途径,协商民主视阈下的农村公民教育应将农民培育成具有主体性及权、责意识,具有参与意识、公民能力和公民美德的现代化公民。     

试论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与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确立起来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逐渐变成了“乡政”主导“村治”的一元化治理.在探索实现“乡政”与“村治”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村民自治和基层政府管理相结合的民主协商、良性互动的乡村协商治理形态,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的失效或缺失以及民主传统相对缺乏等原因,现阶段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勃兴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为我国乡村治理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并对于克服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困境,推进并完善我国乡村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共同治理的形式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乡村治理视野下中国农村民间组织的政治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深入推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农村的民间组织发展很快。从乡村治理的视角看,作为农村公民社会载体的民间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和建设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政治功能,这主要体现在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与稳定、弥补政府的“缺位”以及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等方面。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研究——基于甘肃省Z县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的个案

改革开放30年,在市场经济不断渗入和农村土地制度调整的背景下,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的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推动农民集体行动和孕育基层民主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简要回顾乡村治理变迁历史过程的基础上,结合西北地区一个典型的乡村组织个案,具体阐释农村社会组织在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功能。各类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党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间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乡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内生型乡村治理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我们现有的乡村治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外部性制度安排的特点,实际上乡村社会的治理及秩序与村庄社会关联的内生性因素有密切关系。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困境表现为: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治理基础改变;外生型制度遇瓶颈,出现"内卷化";村民趋于"原子化",难以达成共识;传统治理模式式微,传统权威丧失等困境。因此迫切需要从乡村社会本身来理解、分析内生型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主要形式及运行机制,通过内外制度的有效互动,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内生型乡村治理的发展基础体现为:民众渴望传统治理文化;民众的参与意识增强;农村内生合作组织的生长;政府对传统治理文化的重视。内生型乡村治理的主要形式有乡规民约、新乡贤、合作社和协商民主的乡村实践。内生型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可以充分发挥村民的自主性,提高村庄集体行动与问责能力,实现乡村治理的多样性,确保内生治理的合法化,增强内外制度的互动。     

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对策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体现在:从治理理念上来看,它是理性化治理;从主体参与上来看,它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从治理机制上来看,它是法治化治理。沿着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中国应该转变国家治理理念,寻求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治之策。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议事协商制度的变迁与建构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任务是乡村治理制度、执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历史范畴观察,我国乡村议事协商经历了制度更替、渐进转型和适应再生三个重要的制度变迁阶段;伴随着乡村议事协商主体关系的变化出现了传统精英主导型协商、民主动员型协商、公社集权型协商、村民自治型协商和多方共治型协商不同制度类型。虽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带动了国内相关话语转变,但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有其内在的变迁主线。国家与农民共同构成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形式与结果变迁的行动主体,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则影响着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秩序基础,制度摩擦出现与制度自身模糊性凸显是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结构动因。进而,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可从加强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设的体系性、提高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实践的适配性、明确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功能的边界性、坚持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创新的灵活性等方面,进一步思考新时代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构。     

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乡村振兴的基础。提升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质量,扎实有序做好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工作,需要重构乡村振兴中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优化社区自组织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构建新型乡村社区“三社联动”机制,构建多层次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格局。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效法“枫桥经验”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地方性治理规范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给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增权赋能。构建乡村治理法治体系的主要路径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凸显基层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民主意识,强化家庭家教家风在乡村治理中的修复功能,重视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农村非政府组织在乡村协商民主中的价值意蕴

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促进乡村良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农村非政府组织为发展乡村协商民主提供了社会基础,有利于乡村协商民主的完善和发展。具体说来,农村非政府组织可以提升农民的协商意识和协商能力,促进乡村协商民主的持续发展;农村非政府组织可以为乡村协商民主提供组织支持,提升乡村协商民主的成效;农村非政府组织可以培育充裕的社会资本,为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土壤。     

农村积分制治理何以成功——基于谷村的个案研究

聚焦农村积分制成功运行的内在机理这一核心议题,以谷村为个案观察对象,从积分制创设与运行两个维度分析,认为党政—社会动员与响应机制和多元治理力量参与的保障机制是积分制成功创设并运转的关键。农村积分制以治理机制下乡的形式,在村庄社会成功制造并嵌入了竞争关系的规则机制和面子与积分转化机制,调动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提升了乡村治理有效视野下秩序重建和发展实现的双重目标。研究为农村积分制成功运行提供了理论解释。积分制治理过程中也存在着计分规则存在漏洞、资源持续供给挑战和将道德量化引发质疑等问题。乡村治理有效应注重治理机制下乡,创设资源的竞争性获得机制,保持政府参与村庄治理的边界和弹性,挖掘乡村德治潜力。     

大国治理的政治智慧——新时代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功能新境界

大党治理大国,不仅需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担当,而且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本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如何治理国家上的一个重大政治智慧,就是在总结和吸纳民主协商政治传统的基础上,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赋予协商民主以深刻的时代内涵和强大的政治功能,从而有效开辟了一条把民主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有机融合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新时代开辟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功能新境界:适应新时代人民对美好政治生活的需要,进一步开辟协商民主政治参与功能新境界;适应新时代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需要,进一步开辟协商民主决策修补功能新境界;适应新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需要,进一步开辟协商民主多元共治功能新境界;适应新时代对公共权力监督全覆盖的需要,进一步开辟协商民主民主监督功能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