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成本、所有权性质与业绩预告精确度

本文考察了代理成本和业绩预告精确度之间的关系,并且进一步考察企业所有权性质对代理成本与业绩预告精确度关系的影响,以此探讨信息不对称和产权性质于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研究发现,代理成本越高,业绩预告的精确越低;相比非国有企业,第一类代理成本高的国有企业更可能披露预测精确度较差的业绩预告,研究结果支持了"攫取"假说。本文为我国进一步发展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和建立透明公开的投资环境提供重要的实证证据。     

外资持股、股权结构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研究

笔者以沪、深两市2011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对象,从外资持股和股权结构的研究视角出发,探讨其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持股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正向影响,而股权结构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则因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属性而有所不同。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改善外资持股比重,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增强公司内部治理的有效性。     

政府补贴、管理层激励与技术创新能力——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面板数据为例,运用熵值法测算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从生命周期视角研究政府补贴、管理层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看,政府补贴、管理层持股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管理层持股正向调节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关系,显著增强了政府补贴资金的创新支持效应。从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看,政府补贴的作用集中体现在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对衰退期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管理层持股的作用集中体现在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管理层持股的调节作用在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正向调节作用显著。研究结论对政府精确定位创新补助目标和补助时机,引导企业探索管理层持股计划、改善创新决策机制具有启示意义。政策建议是：坚定施行政府补贴政策,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制定政府补贴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企业的生命周期阶段,避免“一刀切”的补贴;最大化发挥政府补贴政策的创新效应。     

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企业产权与公司绩效——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09年有机构持股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不同的企业产权,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在股改前、股改中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首先讨论了以基金为代表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发现基金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基金持股有助于提高公司绩效,而QFII对我国上市公司绩效没有影响。然后,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对机构持股与上市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以及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产权性质对机构持股与上市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国有产权性质和股改过程这两个因素对以基金为首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在提高公司绩效方面有不利影响,而对还未介入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QFII的投资行为没有明显影响。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掩饰效应”和上市公司崩盘风险——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DID-PSM分析

坏消息的隐匿和积累会引致崩盘风险。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如何影响个股股价崩盘风险?中国监管当局强制要求部分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试图减少信息不对称,理论上有助于降低崩盘风险。我们采用双重差分(倾向评分)匹配DID-PSM方法,分析发现强制披露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大了崩盘风险。基于这一金融异象,本文提出了社会责任的掩饰效应假说。如果经理人代理成本足够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以被企业用来掩盖粉饰企业运营中的问题,这样,经理人道德风险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存在正相关关系。我们进而发现,如果股东和经理人利益相对一致,经理人监督机制相对健全,抑或财务信息足够透明,那么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关系不再显著。     

交叉持股、网络位置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2004年至2010年沪深A股中涉及交叉持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中国上市公司因交叉持股而建立联系的企业间网络的形态,使用中心性和结构洞两个指标衡量上市公司在交叉持股网络中的位置特征,实证检验上市公司嵌入在交叉持股网络中位置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间交叉持股网络属于典型的无标度网络,各节点之间的连接状况(度数)具有不均匀分布性质,上市公司间交叉持股网络具有较低的网络密度(0.002),网络成员间的联系不是很紧密。多元回归结果表明,中心性和结构洞指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于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上市公司而言,网络位置特征对企业绩效影响却存在显著差异,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网络位置特征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多元化经营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北大核心CSSCI

以2007~2017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多元化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多元化尽管有助于分散经营风险,但却会加剧股价崩盘风险,对于实施非相关多元化战略的企业尤其如此;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信息不透明度和税收规避在多元化推高股价崩盘风险方面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地,国有企业两者正向关系更为显著;审计质量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时,企业多元化经营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更显著;市场化程度较低、处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或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企业多元化经营更容易加剧股价崩盘风险。     

信息披露的作用 ——来自拍拍贷的经验证据

  信息披露对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市场的非效率的作用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因为中国依然缺乏完善的征信体系,P2P市场上也存在着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信息披露在P2P借贷市场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值得学界和业界更深入的研究。         基于拍拍贷的数据,对信息披露在P2P市场上的作用进行研究。为了比较可验证的和不可验证的标准信息披露的不同作用,选择Logistic和Tobit等不同的回归模型以及不同的模型设置,实证检验其对于是否借款成功、是否违约、内部收益率的影响以及与借款利率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披露对借款成功有正向影响,可验证的标准信息披露影响更大;信息披露具有的可验证性对借款成功有正向影响。同时,信息披露多的借款者更愿意提高借款利率,表明他们可能具有更低的信用。信息披露并不总是降低违约风险,部分信息及其可验证性反而导致更高的违约率。为了得到更可靠的结果,进一步对信息披露和内部收益率进行研究,结果同样表明,部分信息披露及其可验证性会带来更低的内部收益率。在稳健性检验中,上述结论依然不变。         研究结果丰富了信息披露、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的研究内容,有利于平台设计更好的信息披露机制,即应控制披露信息条目,只披露能反映风险的信息,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由投资人决策偏差导致的损失。同时,也为监管部门制定监管条例去纠正市场偏差和保护投资者权益提供了实证依据。     

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机制的效度不仅应该体现在提高公司业绩水平上,更应该体现在稳定公司业绩风险的作用上.本文选取2004-2008年深交所上市的37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分析为切入点,分析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横向和纵向业绩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CEO权力强度越大,公司的经营业绩越高但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也越大,表明赋予CEO更多的决策权力是一把"双刃剑";(2)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并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能有效降低CEO权力强度加大的经营风险;(3)通过对不同股权性质企业的分析,发现国有企业CEO的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显著地高于非国有企业CEO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信息披露质量对于CEO权力强度下公司经营风险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     

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基于创业板的中小企业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以创业板153家中小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对企业年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公司网站的内容分析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指数,探索我国中小企业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之间的关系,并且结合我国的中小企业的特点,在研究框架中引入了政治关联。实证结果显示:管理层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有负面影响;外资持股、董事长具有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有正面影响,并且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会加强董事长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影响;然而,公共持股、董事会独立性和董事会的政治关联强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没有显著影响。最后,结合相关结论,提出促进中小企业加强社会责任披露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