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法治:理据、内涵与规范表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各自具有丰富的法理内涵。“富强”“民主”是引领我国文化产业法制与公共文化服务法制建设的重要价值;“文明”“和谐”是引领我国文化遗产法制与精神文明法制建设的重要价值。我国文化立法需要考量“自由”“平等”等社会层面的多重价值,文化执法、司法则需要考虑“公正”“法治”等价值准则。承载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基本价值的“爱国、敬业”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要理念之“诚信、友善”,都需要通过文化法治建设内化为人民的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作为文化立法的目的,其不同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则可根据文化法治的具体需要,确定其融入法律规范的表达方式方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诉求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遵循的根本原则和核心,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的高度凝练和概括,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和灵魂。在新常态下各种社会矛盾的凸现是核心价值观践行的社会基础。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是个人价值实现的基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国家价值目标实现的具体体现。核心价值观需要化为每个人的具体行动,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逻辑关系解读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中,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为党和人民而确立,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由中国共产党来主导,公民层面的道德准则靠个人来践行,三者统一于"以人为本"的时代主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权利与义务、公平与效率、道德与法律等关系,传递社会发展的正能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应认识到价值准则的底线性、价值追求的动态性和价值凝练的特殊性。     

现代行政法的和谐主义追求

和谐从来就不是是否需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的问题。对和谐的追求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作为和谐社会制度保证的行政法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从价值立场、理论逻辑与制度实践的层面准确解读现代行政法的和谐底蕴与责任担当,对于实现行政法治下的社会和谐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何应把文明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价值目标

文明作为全国人民的价值理念和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主要是指国人良好的道德素质和国家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为什么要把文明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一个价值目标？这是因为:文明及其不断进步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当然也是中华民族一直期望实现的价值目标;文明及其不断进步又是中国共产党强烈的价值诉求;社会主义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文明形态,所以理应成为我国人民群众在国家层面上所追求实现的一个价值目标.     

论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方略

在全社会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面向少数民族大学生这一重要群体。推动少数民族大学生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维护民族团结、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现实需要,是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大学生个体成长发展的客观要求。当前,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面临着一定的现实挑战,如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渗透与不良社会思潮的侵蚀,社会体制转型期的伦理道德失范,民族宗教与文化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新媒体的兴起与网络信息的泛滥等。鉴于此,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必须大力发掘少数民族育人资源,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充分利用新媒体培育渠道。     

主流文化的传播规范及价值层次——兼论我国媒体应该向全世界推广和谐价值观

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作为主流文化的重要载体,既要传播主流文化,更要遵循主流文化的传播规范。这种规范主要作用于政治、法律和道德三个传播领域。在我们的社会中,主流文化的价值体系存在多种层次,既有制度性层次,也有社会性层次,同时还有普世性层次。我国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应该大力树立与弘扬和谐价值观,并且应该把推广和谐价值观作为重要的传播理念和国家文化发展的核心战略,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地向全世界推广“和谐价值观”,使其逐渐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选择和普世价值观,这将是我们国家对世界价值宝库的重大贡献,必将对我国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生态智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融合意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体系,内蕴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精魂。而生态智慧作为人类的价值理念,在现时代的格局下更彰显出它的新意,特别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具有对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助力的底蕴。所以二者的融合对我国四大文明社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论自由核心价值观的三重属性

我国自由核心价值观具有辩证性、人民性与实践性三大特征。辩证性体现为它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式,以科学的方法论构建了其辩证的哲学内涵;人民性体现为它是具有鲜明社会主义性质的“以人为本”自由理念,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精神层面的反映,在实质上是对西方自由价值观的批判与超越;实践性体现在它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宗旨,以遵循现实为原则,结合当前我国自由观建设的实际需要,确立了自由的价值地位,建构了自由的现实内涵与培育路径。     

论倡导先进文化价值观对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

虽然目前国际上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含义莫衷一是,但从国家竞争力的内涵和外延来看,国家核心竞争力应是以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软实力,即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理念。它是国家政治理想产生的土壤、国家政治制度稳定的基石,它与价值观一样具有可塑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倡导先进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来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而践行先进的社会文化价值理念“身教”胜于“言传”,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有积极的引导与说教,更要有深刻的批判与强制的约束。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