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治学观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他不仅在学术上有着极高的造诣,在治学方面亦有着独到的见解。其明道救世的为学宗旨,修己治人的学习内容,博学广师的治学路径以及以名为利、耿介方刚、求真务实的治学风尚,不仅是其自身为学之道的总结,更是其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的彰显。     

试论潘耒对顾炎武学术的师承

潘耒在为人处世、为学精神以及史学、金石学、音韵学等方面均得到顾炎武的悉心传授,深受影响,并偕同乃师一道推动了清初学风的改变和学术的发展.但当时的政治环境、学术环境和顾炎武学术本身的特点等因素,导致了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的衰微.     

经学即理学：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

顾炎武对理学的批判,主要是对明代及清初之“伪理学”即阳明心学及其末流的批判,其主要论点是心学为经学之害、心学清谈误国、心学“不自知堕于禅学”和“外仁、外礼、外事以言心”。这些批判也附带着一些对于程朱之学的负面评价,不过这些负面评价,主要是认为《二程语录》《朱子语类》之类的语录在客观上给脱离经典而空言性与天道的心学之兴盛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同时也认为程、朱的某些言论有涉禅之嫌和导向心学之可能,这反映出顾炎武的儒学发展思路不同于宋明理学家融合儒、释、道的儒学发展思路,而是主张在保持儒家文化的纯正性前提下来发展儒学和体现儒学的经世实用之功效,但在总体上顾炎武充分肯定了程朱理学“据经论理”的经学本性,并否认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之间有必然联系。然而,在以“仁”为核心价值的儒家文化价值观上,顾炎武通过对儒家“性善”理念的重新诠释,又表达了其不同于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家主张“存仁灭私”“存义灭利”的价值观：以“仁爱寓于私情”的观点为主要标识、反映明清之际时代要求的新仁学价值观。     

论顾炎武的风俗观

风俗是凝结于生活中的道德,在道德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顾炎武对风俗相当重视,他认为风俗乃“天下之大事”,是社会治乱的根本原因;但风俗有良俗与恶俗之分,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整治风俗,促使社会风俗向好的方面转化;而在这一过程中,统治阶层应当发挥主要的作用。     

顾炎武在关中

本文通过丰富生动的史料，叙述了顾炎武临终前四年，在陕西华阴、富平等地与李因笃、王山史等人的交往以及一些社会活动，并对其临终前的心境进行了描摹     

顾炎武对“道统论”的再诠释

"道统论"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概念,顾炎武通过对"道统论"的重新发掘,并结合经典文献,赋予了"道统论"学说新的内涵。顾炎武把其分为"先王之道"、"圣人之道"和"六经之道"三个层次来进行诠释,顾炎武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并且对后世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顾炎武与朱鹤龄交往考论

顾炎武《与人书》（十年阔别）之受者,学界迄无定论。据笔者考察,当为清初著名遗民学者朱鹤龄。顾炎武和朱鹤龄同为苏州人士,交往甚密。清初两人一起参加“惊隐”诗社,炎武对朱氏的学术道路起了决定性影响;炎武北游后,两人至少三次书信往复,砥砺气节,切磋学术。两人的交往,对清初学术作出了重要贡献。     

顾炎武“孝悌”论管窥——立足于《日知录》的考察

顾炎武提倡"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主张"学问在性命,事业在忠孝",在其代表作《日知录》中,既有博赡通贯、详究本原的实事求是的严密考据,也有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践履笃实的道德提倡。《日知录》反复推崇"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并对历史和现实中的不忠不孝的行为进行了无情鞭挞。只有充分关注顾炎武"孝悌"思想的研究,才能完整地展现出顾炎武的学术和思想体系。     

尧舜故地——明代山西平阳府州县方志纂修的文化现象学探析

把当地说成尧舜故地,是明代山西平阳府州县方志纂修中存在的一个普遍文化现象。但我们不能把方志中的记载仅仅作为既定的结论,而应将其作为可以进一步分析的文本。在晚明民族矛盾激化和皇权专制的双重矛盾中,地处山西平阳府的士大夫之所以非常一致地强调这里是尧舜故地,一方面是在极力彰显该地域汉民族发源地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们在专制皇权下极力表达致君尧舜的苦盼。这反映了地方士绅在不断变化的国家话语中灵活阐释传统文化,在观念上重塑地方形象和强化地方认同的一种积极努力。     

顾炎武在即墨的交游与创作

自清顺治十四年（1657）秋到山东,顾炎武此后有21年的时间或长或短地居住于山东境内。顾炎武在山东的交游学术活动颇受专家学者们的关注与重视,但对其在即墨的情况却少有提及。考察顾炎武的即墨之行,梳理并展示顾炎武在即墨的交游活动,挖掘其诗文创作对即墨本地及其本人的意义,可以加深对顾炎武及明末清初莱州府即墨文化的了解。     

顾炎武《日知录》在日本汉学的影响

文章就顾炎武《日知录》一书对日本汉学的影响,从清代学术史、日本馆藏《日知录》版本、日本汉学家论顾炎武与《日知录》三个方面,作了初步探讨。     

顾炎武诗歌的创作理论与实践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他一生写下的４００余首诗歌，无论是对当代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仅对他的诗歌创作理论及实践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探讨与论述。     

顾炎武山西行迹考

作为明清之际沟通南北学术的重要人物,顾炎武在山西的活动是其北游于中国的重要环节。他在山西的活动主要有学术考据、人物交游及经营产业,我们把顾炎武的这些活动置于明清之际这一社会转型期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它对于人们认识明清之际山西的文化和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诗的社会意象及其营造

社会意象即事象,其营造方法包括事物意象的营造、人物意象的营造、场面和情节意象的营造。     

张养浩生平与诗文创作浅论

本文对元代名臣张养浩的生平及诗文创作成就进行了考论，认为张养浩的退隐是其知识分子人格与官场的冲突所致，其生平经历有超越传统知识分子儒道互补范式之处。其散文追随姚燧，取法韩愈，诗歌则兼学白居易之通俗与韩愈之险劲，在元代文坛独具特色。     

“谁识伤心郑都官,苍苍烟雨遍江蓠”--试论晚唐巨擘郑谷及其诗歌

郑谷是唐末一位重要诗人,其诗作按内容基本可分两大类:反映个人仕途艰难与时代乱离的悲情诗;选择侣僧学禅、复归自然、赋诗饮酒等方式弥合悲情的避世诗,其中映射出诗人光辉的儒学品格.其诗风清新浅近,体现了他独特的艺术追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在唐末五代直至宋初影响颇深.     

原创与实验--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的艺术趋向

朦胧诗后的先锋诗歌为寻找诗歌艺术的可能性,常常致力于意象与象征艺术的消解,重视日常性叙述和多元技巧综合的创造性调试,在艺术上有一种后现代主义倾向.这种原创性的实验和创新相连,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诗坛难以产生经典的恶果.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顾炎武的“耻德”观与当代荣辱观建设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他较少谈论“上达天德”之类的高妙话头，而是致力于探讨“耻德”，认为它是做人、立身之本。顾炎武还提出了一系列培养“耻德”的方法。顾炙武的“耻德”观对当代荣辱观建设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