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张交往年代辨正二则

明末清初经师顾炎武与张尔岐的交往对二人学术发展有重要影响。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文章考订了顾炎武、张尔岐交往中的两个重要年代,认为:(1)顾、张初识于康熙元年壬寅即1662年;(2)亭林《与友人论学书》很可能作于康熙七年即1668年初春,而张氏回信则在该年夏季之后。     

论《日知录》的训诂成就与学术贡献

《日知录》的训诂成就主要体现在经学考辨、史学考辨、考证典章制度、考释文字、考释词义、解释句意、揭示修辞手段、考释用典和校勘文字等方面。《日知录》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顾炎武对经学、史学的考辨,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二,顾炎武对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对清代学者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顾炎武开启了清代＂实事求是＂的治学学风。     

顾炎武访碑考——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一书作为清代金石学之滥觞,奠定了其在清代金石学研究中的开山地位。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将顾炎武行迹与该书所记碑刻所在地相互参考,辅之以诗史互证的方法,可初步考索出顾炎武自顺治十三年(1656)至康熙十八年(1679)这二十三年间在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访碑情况。囿于材料,顾炎武顺治十三年之前是否进行过专门访碑尚待考证,但康熙十八年登嵩山确为其访碑之终。顾炎武正是通过实地考察、旁搜博采才占有了第一手资料,为其金石学研究和《金石文字记》成书打下了基础。     

黄宗羲与《明史》编纂

黄宗羲与《明史》编纂赵连稳清朝“定鼎燕京”伊始，即于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下诏开馆修（明史），中经康熙、雍正两朝，至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年）刊行，历时９０余年。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与编修、审定、总揽其成，“阴操总裁之柄”，梁启超评论此事时说：“现行的《明...     

亭林研究有力作 年谱撰著出新篇──评周可真著《顾炎武年谱》

说到明季的思潮，自然要想到“明清之际三大儒”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他们不仅都是一时之俊，而且共同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最初的“现代转换”尝试。今人对黄、王二人注意得更多一些，相形之下，对顾炎武的研究则嫌不足。其实，较之黄、王，顾氏无稍欠缺，某些方面甚或还有过之。所以，今天对顾炎武的研究就更应该加大力度了。周先生对于顾炎武，为做到“知人论世”，力避游谈无根，真知顾炎武立言发论、经世致用之旨，首先得透彻了解其立身行事、著书立说之迹，作者于是广收博采，极深研几，十年一剑(1989-1998)，历经寒暑，终于撰成摆…     

顾炎武在即墨的交游与创作

自清顺治十四年（1657）秋到山东，顾炎武此后有21年的时间或长或短地居住于山东境内。顾炎武在山东的交游学术活动颇受专家学者们的关注与重视，但对其在即墨的情况却少有提及。考察顾炎武的即墨之行，梳理并展示顾炎武在即墨的交游活动，挖掘其诗文创作对即墨本地及其本人的意义，可以加深对顾炎武及明末清初莱州府即墨文化的了解。     

尖山村“尖”在哪里

<正>尖山村因先祖称赞其“尖同笔架无双品,山在梅岗第一峰”而得名,是揭阳市揭东区49个革命老区村之一,也是该镇唯一的革命老区村,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尖山村建村于明朝永乐年间（1403）,其始祖李榕冈于今榕城区砲台镇桃山村迁入。潮汕古代知名人物李楚生（1613-1674）便出自该村,为清顺治十五年（1658）举人,康熙九年（1670）接任内阁中书舍人,康熙十五年（1672）任朝廷主考官。     

顾炎武、王夫之政治思想之异同

顾炎武与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针对明末政治腐败和明清易代的大变乱,他们的政治思想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特性。在“君权”观念、赋役苛重、法令繁多等问题上,他们都提出了明确的主张乃至解决问题的措施。总体而言,顾炎武、王夫之都以爱国者身份出现,政治主张的进步性是一致的;具体而言,二人在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方面,又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导源于其学术理念的差异。顾炎武、王夫之都对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的宋明理学进行反思,但王夫之偏重总结,从而建立起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顾炎武则偏重批判,从而体现出带有近代性质的启蒙意味。     

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

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成都官署受到严重破坏。作为国家政治统治象征,成都官署在城市重建中得到高度重视。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前中期,清初直至康熙二年,迫于战争形势,成都官署或仓促修建或"徐图营造"。随着清政府在四川统治的稳定,成都各级官署在康熙二年左右开始全面建设。康熙乾隆年间,各官署多进行了重修或扩建。但由于清代行政体制中"家国一体"的弊端在体制上留下的诸多隐患,成都官署到清中后期大多简陋不堪。成都官署作为国家秩序在地方社会的体现,其在城市空间布局中的位置、建筑规制、布局无一不遵守着儒家的礼制秩序和规范。     

尧舜故地——明代山西平阳府州县方志纂修的文化现象学探析

把当地说成尧舜故地,是明代山西平阳府州县方志纂修中存在的一个普遍文化现象。但我们不能把方志中的记载仅仅作为既定的结论,而应将其作为可以进一步分析的文本。在晚明民族矛盾激化和皇权专制的双重矛盾中,地处山西平阳府的士大夫之所以非常一致地强调这里是尧舜故地,一方面是在极力彰显该地域汉民族发源地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们在专制皇权下极力表达致君尧舜的苦盼。这反映了地方士绅在不断变化的国家话语中灵活阐释传统文化,在观念上重塑地方形象和强化地方认同的一种积极努力。     

《日知录》对《昭明文选》作品的阐释与订误

顾炎武《日知录》对《昭明文选》入选作品的阐释与订误多所创获。其阐释主要表现为对作品中疑难读音、字义、用韵进行了考辨 ;其订误主要表现为对伪作的误收、作品内容的失真、各家旧注的误注等进行了订正。     

文本、行为与制度：顾炎武道德形象新阐释

顾炎武不仕贰朝的道德形象被晚清以来的政统与道统肯定。学界将顾炎武不仕贰朝的原因归结于个人超群绝伦的道德品质,这种解释既无视顾氏与新朝频繁接触的史实,也没有考察顾氏不仕贰朝的具体原因。要解释顾氏思想与行为的变化应该到清初制度环境中寻找,清政权实施一系列的汉化与尊儒制度,为顾炎武等人与清政权的接触提供了制度环境。顾炎武与清制度共同推崇的儒家思想是二者耦合的思想基础。顾炎武的思想与行为是现实的,他的形象也应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     

顾炎武《日知录》在日本汉学的影响

文章就顾炎武《日知录》一书对日本汉学的影响,从清代学术史、日本馆藏《日知录》版本、日本汉学家论顾炎武与《日知录》三个方面,作了初步探讨。     

潘耒史学思想探源

清初潘耒以"史才"鹤立于词科。其求学与成才之路固然受到家学传统之影响,但论及师承关系,潘氏乃集众家史学之长于一身。其师如顾炎武、徐枋、戴笠诸辈之治学偏重不同,皆对潘氏影响至深。但由于时代变迁,潘氏所处的社会地位发生剧烈变化,导致其史学精神出现了"变调"。     

唐叔虞封地考辨

西周初年晋国始祖唐叔虞始封地本是很明确的,即在今山西太原地区。这一点,从汉代开始已有定论,一直到明代,均无异说。其间虽汉司马迁、唐李泰给后人留下了一些可供"想象"的探讨空间,但总的来说,尚无过大歧异,从清代顾炎武方开了后人疑古之风。但顾说纯为一种假设推想,证据未足,后人沿袭顾说也未能有新的证据证明。班固以来唐叔虞封地晋阳说未可动摇。     

从“蓓蕾初放”到“烂漫极矣”——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历程

继两宋以后的词坛再盛始于明万历后期,止于清康熙二十年前后。在此期间,就词的“体格性分”的演进而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约自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诗余图谱》《啸余谱·诗余谱》以及其他词谱盛行于词坛,改变了入明后词失“法度”之弊而词学复明,词体体制意识趋向自觉,为词的中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约自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词坛开始突破以往唯《草堂》《花间》是从、唯婉约“正声”是尊的单一逼仄的局面,“变调”始行其道,给词坛吹入了一阵清健之风,初步构建了“正”“变”兼尊并举和众体兼备的多元格局;约自顺治末年至康熙二十年前后,这一多元格局得到了充分发展,尤其是各类“变调”得到了发扬光大,形成了强劲的态势,与各类风雅“正声”争奇斗艳,异彩纷呈,呈现出“正”“变”交相辉映的鼎盛景象。     

钩深致远，返本开新——清代前碑派碑学理论的建构

本文梳理了清代前碑派碑学理论发生的士人心态根源和时代学术背景,展示了碑学理论的建构过程:从顾炎武的开派示范到碑学审美理念的提撕以至书法史的重新清理。标举其钩深致远、返本开新的学术志向以及对书法历史资源沉实筛选和冷静清理的学术气质。继承发扬这种人文学术品格对于当下的书法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

顾炎武是中国17世纪伟大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在以清代明的历史条件下,他认真总结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以“明体适用”、“引古筹今”的远见卓识,汇集三千年中国历史上志士仁人论道经邦的优秀智慧,批判继承晚明以来中国社会的新思潮,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经济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和文学思想诸方面都作出了新的理论创造。他的学术成就,使他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学术宗师;而他的理论创造,则对于晚清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顾炎武与"文选学"--以《日知录》为例

"文选学"从明代发展到清代,实现了由点评到实证的重大转变,生活在明清之交的顾炎武,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开路人.他的治<选>成就集中体现在其名著<日知录>中.其贡献主要是以<文选>入选作品及李注为原始文献,阐释古代典章礼仪,窥测传统文化习俗,阐发文学思想,探讨文体特点及文体流变等.他对所有问题的探讨,都能穷源溯本,援古证今,反复参考,戒发空论,奠定了清代实证学风的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