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李方膺及其雍正本《乐安县志》

李方膺主持编纂的《乐安县志》是乐安县志书中价值最高的一部,也是山东名志之一。本文以国家图书馆藏雍正本《乐安县志》为研究对象,对志书的作者、版本、编纂过程和价值四个方面进行研究。李方膺不仅绘画成就突出,在政治和方志编纂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李方膺在《乐安县志》的编纂过程中多有创新,体例上采用了纲目体,内容上注重史料和考证。《乐安县志》具有重要的史学、文献和思想价值,为后世志书编纂和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清远县志》所收词作及改词现象考论

康熙元年刻、康熙十一年增刻本《(康熙)清远县志》所收词作九首,作者均题为明代清远县官员。其中,前五首与《文溪集》中的基本相同,据《清远县志》与《文溪集》的文献版本年代的比较、词作的内外文献互证及两者之间的文本差异,确定县志中的前五首词源于南宋李昴英的《文溪集》,后四首为明词。方志在编纂过程中为了满足方志编纂的体例、内容的要求,编纂者故意抄袭某些文本,对原作的小题、正文进行删改,以符合县志的选词标准。而后来的方志编纂者也未加考订,导致错误接连出现在四种《清远县志》之中。     

黎锦熙的方志理论与实践

黎锦熙是我国著名的方志学家,《方志今议》是集中反映其方志理论的代表作.黎锦熙参与修志主要在抗战期间,编纂方志并非其本业,但爱国热忱、强烈的责任感以及机缘与兴趣等诸多原因促使他走上修志之路.其《方志今议》论述了编修方志的性质、功能、原则、体例等,在方志的体例、形式、内容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后来修纂县志时,黎锦熙将理论贯彻到实践中并不断加以补充和完善.     

论秦汉识读课本在我国辞书编纂史上的意义

秦汉时期的识读课本在我国辞书编纂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这一时期的识读课本为后世字典编纂提供了基本的文字来源;“正字”的编纂思想为历代编纂字典者所继承与发扬;文字汇编原则对字典编纂体例的显著影响;解释字词的方法奠定了辞书训释体例的基础。     

《天籁轩词谱》研究

叶申芗<天籁轩词谱>吸收万树<词律>和官方编纂<钦定词谱>的优点,在编纂体例、选词等方面体现出其不一样的词学思想,为词谱音律艺术的大众化做出了尝试和探讨.     

纯化的民事诉讼法典——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立法体例与编纂技术考察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作为英美法系法典化的典型代表,在立法体例和编纂技术风格上迥异于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是一部＂纯化的民事诉讼法典＂,实用主义的程序立法思想以及判例法的传统使得其在体例结构上呈现出汇编式特点,在表现形式上采用了分立式的立法,这种法典编纂体例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灵活性和实用性。     

清乾隆以前川西北藏羌民族地区的方志编纂

今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向来是藏羌等民族重要的活动区域,方志编纂活动源远流长。唐宋时期,该地区所置各州多有图经编修,可考者约有十余部。在方志体例趋于定型的宋代,维州、茂州较早就编有州志;明至清初,威州、茂州和保县、汶川县修成的州县志皆不止一种,松潘卫军民指挥使司（松潘卫）、叠溪守御千户所亦编纂有司卫所志。统计清乾隆以前,川西北藏羌地区所编纂的图经以外的各类方志至少有20部,但皆早已失传,惟留下不少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佚文可辑。     

清道光戴本《太康县志》

河南省现存地方志中70%为县志。以清道光八年(1828)戴凤翔修的《太康县志》为例,大致了解这一时期县志编撰背景、体例和内容上的特点:县志是在清末方志编修体例上除旧布新的背景下中产生的;装帧形式比较特殊,既有线装书的痕迹,又具有包背装的典型特征,这反映出志书的装帧形式是不断朝科学、完善的方向演进的;书名页和版心格式则反映出清朝基本上沿用明朝后期的板式风格。     

从《昆明县志》到《昆明市志》——略论地方志史料和方志学的研究

昆明的行政称谓始自元朝,至1922年前称为县,1922年起迄今为市。昆明的地方志,今存《昆明县志》和《昆明市志》等部。二志内容和体例,可以说是小同大异。对此,本文拟作简略的比较评介,以为我们编纂当代地方志,起借鉴作用,从而阐明地方志史料的探讨,是方志学的一个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历史学不可缺的重要方面。余绍宋在《方志考     

《史记》编纂学中的破例问题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破例问题是中国史学进程紧密关联的重要问题，对中国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史记》立例而又破例，开创了传统历史编纂学破例现象的先河，解读《史记》破例背后所体现的司马迁的历史编纂思想，必须要从《史记》的撰书宗旨和当时的历史情境出发，用开放的眼光来解读司马迁在史书编纂方面的创造力。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长河中，强调史书体例纯粹性、抨击史家史法乖迁是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但是史学家在评论史书体例破例与否，一定要从历史编纂的实际出发，从历史编纂的指导思想出发，唯有此，对史书编纂破例与否的讨论才“名”、“实”相符．才曼有积极的意义。     

王鸣盛在史籍校勘上的贡献

清代考据名家王鸣盛极为重视史籍校勘 ,对校勘的重要意义及必须具备的条件做出了科学的论断 ;并充分运用各种校勘方法校勘史籍 ;同时还注意结合探讨史籍致误原由 ,并进而归纳总结出“误例” ,校勘方法全面 ,成果丰硕。对促进清代考据学日臻完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后人整理研究古代史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弘扬民族的叙事话语——评赵炎秋、陈果安、潘桂林著《明清叙事思想研究》

明清时期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成熟期和高峰期,该时期的叙事理论与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叙事学的"国情"特色,具有标本或示范功能.<明清叙事思想研究>分四个层面对此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即:从体制形态看明清叙事思想;王国维、梁启超的叙事思想;报刊语境、读者意识与近代叙事思想的变化和明清小说的叙事艺术.其研究的切入点和体例设置独具匠心,视野开阀,思路清晰,尊重历史,新见迭出,从整体上凸显了明清叙事思想的大致轮廓.     

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

明遗民在民族思想和忠义思想激励下 ,不仕清朝 ,为了保留故国之史 ,他们积极研治明史 ,主要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私家撰修 ,一是襄助官修。前者重在探讨明亡原因 ,对明季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后者从提供史料、审核史稿、提出建议、亲自与修等几个方面 ,帮助官方撰修《明史》 ,使之体例完善 ,质量提高     

王夫之《噩梦》稿本讳字探析

楷书《噩梦》,原文共24 629字,残去129字,是现存不多的王夫之手写文献之一。从用字角度看,《噩梦》遵从崇祯三年颁布的国讳,避了“照”“常”“洛”“由”“校”等字,避了“朝”“聘”等王氏家讳,不避清代国讳“玄”字。这真实地反映了王夫之避讳的具体情况,也反映了王夫之坚守明代遗民身份的书写状态。     

日本现存中国大陆缺、残明代地方志考录

明代对纂修地方志书极为重视,遍及各州郡县,所修方志数量极为可观,但散佚很多。通过对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与中国大陆地区相比较,发现有许多是中国大陆缺藏或残存的,因此显得弥足珍贵,而且对目前所见有关地方志目录有所补正。     

翁同龢与实录圣训编纂

晚清实录、圣训纂修是清代实录馆常态化的工作。翁同龢在宣宗、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在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翁同龢以帮办总纂官、总校官的身份,全力从事实录编纂和恭阅圣训的工作,在实录、圣训的体例设计、史料征引、人事安排、实录编纂程式、赏叙机制等方面都有清晰、明确的记载,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实录馆运行的实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民国《西昌县志》的编纂及其学术价值

民国时期的《西昌县志》是凉山地区重要的地方旧志,在体例和内容上对清末的几部志书《西昌县志》既有传承又有创新, 该志在地理、食货、产业、政制、教育等志下均有新类目出现,志书体裁和门类设置更加科学合理,体现实用性。此外,民国《西 昌县志》更设“武备志”“兵寇志”“夷族志”,这与西昌所处地理与政治环境相关,也与修志者对于战争、少数民族的重视程度有 关。由此反映出民国《西昌县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真实地展现了清末至民国年间的西昌社会经济 状况和社会历史变迁,是研究西昌以及凉山彝族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明清小说文本寻绎及启迪

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形态与文化形态在明清小说中多有描述,主要集中在世情小说,其他种类诸如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中则极为少见;长篇世情小说较多,短篇小说除了专门描写的之外较少;＂三言＂中较多,＂二拍＂中则较少;在叙述人情往来、享乐时较多,其他叙事场景较少。在作品中,有的是直接指称,有的则用了别称,有的虽未明确指称,但根据作品的描述能够确认,还有的并未直接指认,但根据作品的记载已经能够了解到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的则能够帮助读者确定作者所反映的时代。明清小说没有真正意义上反映下层民众生活的作品,因而有关传统手工工艺的描述难觅踪影,能够表现此类内容作为某种特定心理的物化形式见于人情往来或各种类型的集会场合。江苏3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熟期大多在明清时代,从明清小说中寻求启示,对于加强对它们的保护、挽救、保存、调研,从而进一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有着现实意义。     

顾炎武对平阳府的考察及诗歌创作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与山西平阳府有密切联系,康熙元年（1662）冬,顾炎武至平阳府,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病逝 于平阳府曲沃县,期间二出二进平阳府,对平阳府各县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进行了详实记载、考证和纠谬,为我们留下了研究明 代平阳府的重要资料,体现了顾炎武致力于纠正晚明空疏虚浮学风,立志开经世致用实学之路的精神,也体现了顾炎武考史鉴 今的学术理念。而从顾炎武在平阳府的诗歌创作中可以体会到先生的亡国之痛和一心复国、不仕贰朝的爱国情怀。     

清代苏州竹枝词

清代苏州竹枝词作为一种吴地文化现象 ,无论在创作风格还是在涉及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方面较前代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创作的触角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苏州现存清代竹枝词达 10 0 0余首 ,名姓可考的作者有 10 0余人。以竹枝词记苏州风貌的不仅有尤侗、汪琬、叶燮、王士祯等著名文人 ,还产生了多位专以博采吴郡故实撰写竹枝词为己任 ,并结集留名的高产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