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多元路径研究

 对代工企业的研究，理论界大多支持代工生产-代工设计-自主品牌的升级路径，但该观点与代工企业的实践并不相符。许多已经建立自主品牌的代工企业，仍然以代工组装和代工设计业务为主，并积极开拓不同形态的代工业务。        针对上述矛盾，采用纵向多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以北京好利阀业、上海岱美、富士康3家企业为例，基于非研发创新和需求拉动创新等理论视角，对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多元路径进行探索性案例研究。通过对3家案例企业的升级阶段、升级模式、客户需求和核心能力的证据资料对比分析，重新构建U形曲线的代工企业转型升级新路径。        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代工企业，尤其是资金、技术和人才不足的代工企业而言，代工生产-代工设计-自主品牌的升级路径并非连续且必要的升级路径。切实有效的升级模式是在客户需求的拉动下，代工生产企业通过持续不断地创新产品和服务问题解决方案、创新产品研发设计和服务流程、通过自主设计以及发展多元业务等，最终实现转型升级。        上述结论从产品和服务两个维度，将代工企业的升级细化为4个阶段和7个环节，突破了已有聚焦在代工生产-代工设计-自主品牌直线升级的惯性逻辑，进一步细化和丰富了全球价值链以及微笑曲线的环节。        研究结果明确了品牌客户持续提升的需求是拉动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代工企业应该重视客户需求，并鼓励品牌客户多提要求、提高要求。非研发创新是资源短缺的代工企业突破路径依赖、实现转型升级的有效模式。     

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加速”和“跳跃”：过度自信视角

 传统的国际化理论模型长期用一种刻板、静态的思想对国际化活动进行思考,事实上,企业的国际化成长过程存在着复杂的、多元的国际化行为组合和行为序列模式。即使在国际化程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化过程的差异也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组织绩效。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体现出的“加速”和“跳跃”特征令世界瞩目,但少有研究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背后的管理者决策逻辑。而且,目前相关研究大多基于管理者理性人假设,忽略了管理者非理性行为对国际化过程特征的影响。        基于高阶梯队和行为金融等理论,探讨高管过度自信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和节奏等国际化动态过程特征的影响,并考察在内部股权结构和外部国际化压力的双重情景下该影响机制的变化情况。以具有国际化行为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手工整理获取2007年至2013年301家上市公司国际化过程面板数据,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①高管过度自信与国际化速度和国际化节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高管过度自信心理会促使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速度增加,不规律性增强;②内部国有股权比例增加显著增强高管过度自信对国际化速度和国际化节奏的正向影响;③企业外部产业国际化竞争压力显著遏制中国企业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国际化速度和国际化节奏的正向影响。        在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和管理情景下,讨论高管过度自信心理对企业国际化过程特征产生的影响,验证了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张背后存在的高管非理性因素,为行为金融理论和国际化过程研究等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推进做出了贡献。另外,探讨内部股权和外部产业竞争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公司治理和产业竞争的相关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对于高管团队管理和企业国际化决策管理具有较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研究综述

 使用循证文献检索，同时在EBSCO、ABI、SPRINGER、ELSEVIER和中国知网等电子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得到52篇发表在同行评审学术期刊上的相关研究文献，剔除包括导论文章、书评和文献综述在内的10篇文章，最终得到42篇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研究的文献。采用知识图谱和定性分析法对42篇文献进行综述，分析论文发表的时间趋势以及期刊分布和主要研究者对该研究领域的贡献，重点梳理文献涉及的理论基础、研究情景、研究方法以及包括的研究主题。        研究结果表明，①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是管理者角色理论(10次)、Uppsala国际化过程模型/国际新创企业框架(9次)和资源基础观(8次)。②综述的大多数研究文献(39篇)都指出其研究的国家情景，并主要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情景(30篇)为主导，但是这些研究并未对其所基于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或制度情景提供充分的说明。③文献使用的实证研究方法主要由回归分析(OLS和GLS)和结构方程模型(SEM)构成，但是像方差分析、聚类分析、T-检验和F-检验等其他分析方法也被使用。④研究者还未就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定义和测量达成共识，而且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个体、团队、企业、网络、行业和国家单一层面变量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以及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国际化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已经取得初步的研究进展，但是未来研究可以通过以下方向贡献于该研究领域。①为了更好、更全面地解释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未来研究不能仅仅依赖少数几个理论，还需要通过融合多理论视角来构建动态的研究模型。②未来研究有必要在概念模型中对基于的国家的特殊情景做出更多的说明，而且清晰阐明得出的研究结论能否以及如何推广到不同的情景。此外，未来研究应该更多地聚焦新兴经济体情景。③虽然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受到来自多个层面因素的影响，但是现有文献却较少使用多层线性模型。未来研究应使用多层次模型来探索不同层面变量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的综合影响。④这些研究议题将是未来研究的趋势，即更为准确的界定和测量国际化程度、更多地关注制度环境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影响、更加重视探究动态能力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充分挖掘网络与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间的关系、扩展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绩效间的关系。     

本土代工企业自创国际品牌——演进路径与能力构建

提升本土代工企业的创新能力、创建自主品牌、实现转型升级是当前产学研界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从核心能力和价值链活动两个维度构建代工企业自创国际品牌演进路径的理论模型,并以捷安特自行车的品牌创建为例,对其演进路径和能力构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代工企业自创国际品牌的过程就是企业在核心能力持续升级的基础上不断扩展价值链活动范围的过程.知识获取、内化和创新能力决定着代工制造厂商能否顺利升级到代工设计厂商,能否突破对生产和设计能力的路径依赖,主导核心能力向品牌运营方向发展,决定着代工设计厂商向自主品牌厂商跨越的成败.结合代工企业的特定优势和依据行业特征构建国际品牌资产、提升品牌的国际化运营能力是本土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并成为国际品牌的根本保障.     

政策风险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

 东道国政策风险是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已有研究主要从制度理论的合法性视角出发,认为跨国企业应该采取制度同构的方式获取合法性,即选择合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该视角认为政策风险是跨国企业只能被动适应而不能主动利用的外生因素,忽视了拥有能动性的跨国企业在管理政策风险方面扮演的是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        基于制度理论的能动性视角并且结合企业资源基础观,探讨政策风险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理。以2003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投资新建的海外子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 12.0软件和Logit回归分析,系统分析政策风险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中国跨国企业母公司的所有权性质、国际化经验和组织冗余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中国跨国企业拥有采取制度创业的方式获取合法性的政治能力,因此,政策风险对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具有正向影响,即中国跨国企业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国际化经验提高了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东道国的可能性;组织冗余降低了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东道国的可能性。        通过引入制度理论的能动性视角,研究结果拓展了关于东道国政府的政策风险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研究;从企业资源基础观出发,考察二者关系成立的情景条件,扩展了理论的适用条件和范围;中国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资产扩大与资产利用动机的结合,丰富了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理论。相关研究结论对于以中国企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在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时采取制度同构还是制度创业的方式获取合法性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数据赋能驱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敏捷制造案例研究

  世界经济的发展呼唤先进制造理念和制造技术,敏捷制造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制造业企业通过了解实现敏捷制造的过程机理,可以使其灵活地运用各种先进生产技术促成敏捷制造。然而,已有对制造业企业实现敏捷制造过程的研究缺少契合当前情景的视角以及完整、清晰的探究。         鉴于此,引入赋能概念,从数据驱动的视角对青岛酷特智能公司的研发、生产和营销3个阶段进行深入分析,结合扎根理论的3级编码技术,构建制造业企业通过数据赋能实现敏捷制造的过程模型。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构建敏捷制造的开放式概念框架,通过调研访谈、实地考察等方式获得分析数据,分析并构建制造业企业实现敏捷制造的过程模型,结合已有研究对该模型进行进一步讨论和完善。研究过程严格遵循理论构建的理论-实践-理论研究逻辑。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敏捷制造能力可以通过高效对接消费者需求与资源以及提高中间对接环节的效率来打造。从数据驱动视角看,数据化、标准化和联网化是制造业企业实现敏捷制造的核心所在。一方面,数据化和标准化可以提高数据的可接入性和流通性,减少制造加工环节的延缓;另一方面,联网化可以让需求数据直接对接企业的资源和制造过程的设备,进而实现资源的自动整合,打造企业高响应速度、高质量、低成本的供给。         从数据驱动视角构建的敏捷制造过程模型系统详细地解释了制造业企业通过数据赋能实现敏捷制造的过程,完善和拓展了关于敏捷制造的研究,为未来敏捷制造实证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和启示。此外,为了给企业实践提供更加详细、明确的指导,给出基于数据赋能驱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敏捷制造的实践指导步骤。     

董事会国际化、地区廉洁程度与研发投资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级政府纷纷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籍人才来华工作,国外智力的流入效应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一些学术成果。很多中国企业邀请海外政要、学者或境外企业高管担任其董事,在董事会国际化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尽管从国外高薪引智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条捷径,但鲜有学者实证检验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框架,使用2006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10 435个公司-年观测值,运用Stata 14.0和OLS多元回归模型,以公司董事的国籍特征为切入点,实证分析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并研究地区廉洁程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外籍董事的加盟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外籍董事占比越大,公司的研发投资越多。公司所在地的廉洁程度越低,董事会国际化对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越大。聘用外籍独立董事和外籍普通董事都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但外籍独立董事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强度大于外籍普通董事。在廉洁程度低的地区,外籍普通董事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强度大于外籍独立董事。在稳健性检验中,替换研发投资的测量方式,将港澳台地区董事以及曾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国内董事也都视为国际化董事,发现董事会国际化与研发投资依然显著正相关。与降低董事会国际化程度相比,提高董事会国际化程度能显著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表明国际化董事存在增量效应。         国外智力流入对提升企业的研发投资具有积极效应,高层梯队理论有助于解释该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转型经济国家的公司治理理论。虽然外籍独立董事和外籍普通董事都有助于推动公司的研发投资,但在选择聘用哪类外籍董事时,建议公司先考虑其所在地的廉洁程度。另外,建议政府扮演好“扶持之手”的角色,使辖区内的公司能用最优惠的薪金聘用到最合适的外籍人才。     

联盟企业的网络位置差异、行业环境与网络位置跃迁

 网络位置的跃迁能够为联盟内企业带来很多关键性资源和社会效应,联盟内大量企业都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加速其网络位置的跃迁。已有研究较多从企业自身拥有的网络能力和网络中企业位置嵌入优势探讨网络位置的快速跃迁,忽视网络合作企业位置嵌入的作用,特别是网络位置嵌入存在差异的企业所形成的网络异位置联盟,容易导致资源和信息流动的改变,而对企业网络位置演化产生综合影响。此外,在中国新兴经济情景下,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企业合作意愿以及合作方式的选择,以此动态作用于异位置联盟方式下企业网络位置的演化。        运用资源基础观和信任理论,对比分析同位置联盟和异位置联盟对企业位置跃迁的作用,并检验网络企业嵌入不同行业环境(行业环境动态性和行业环境竞争性)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权变作用。采用中国信息行业研发合作网络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Ucinet 6.0、Stata 11.0软件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与网络同位置联盟相比,异位置联盟更容易促进企业网络位置跃迁;行业环境动态性越强,越会促进网络异位置企业间联盟对企业网络位置跃迁的正向作用;行业环境竞争性对网络异位置联盟与企业网络位置跃迁之间关系没有权变作用。        研究结论进一步明晰了网络异位置联盟对企业网络位置跃迁的作用机理及行业环境对企业网络位置演化作用机制,为企业有效获取和利用网络位置资源提供理论支持。     

战略柔性、战略创新和管理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

 创新对于企业发展、产业转型和国家竞争优势塑造的重要作用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一致认可,但在技术竞争加剧的环境下,通过技术手段领先竞争者以维持企业增长和竞争力的可能性正在下降,非技术领域(如战略理念和管理实践)的创新正逐步成为企业竞争中更为关键的核心要素。但关于战略柔性与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往往局限在技术创新领域,大量已有研究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探讨战略柔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缺乏对非技术创新的探讨。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将战略柔性分为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两个维度,构建这两个维度与战略创新和管理创新两种非技术形式创新之间关系的整合性研究框架,探讨战略柔性对战略创新和管理创新影响的差异化路径关系、与战略创新和管理创新之间的因果路径关系,以及战略创新在战略柔性与管理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以303份中国制造业企业配对调研数据为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7个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战略柔性对战略创新和管理创新均存在积极影响,战略创新能够促进管理创新的培育;战略柔性对战略创新和管理创新的作用路径存在差异,即对战略创新通过直接路径施加影响,对管理创新除直接效应外,还存在以战略创新为中介的间接影响路径,即战略创新在战略柔性与管理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通过构建战略柔性对两种非技术创新的影响框架,呼吁增加对创新研究中非技术创新的关注,促进企业内部创新系统中战略创新与管理创新两种不同层面创新之间的双向理论融合,并为提高和重塑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提供关键的实践指导。     

母国区域制度质量对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是跨国企业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的重要战略决策。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意识到制度因素对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但大多集中在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影响的研究,很少考虑母国区域制度环境的复杂性,且缺乏相应的实证检验。         在此背景下,基于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探讨母国区域制度质量对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机理。以规制差异和文化差异为调节变量,以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构建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并以2015年进行海外市场投资的210家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①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呈正相关关系,即所处的母国区域制度质量越好,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②母国与东道国间的规制差异和文化差异负向调节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正向关系;③社会资本对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民营企业获得的社会资本越多,对市场信息等方面的把控能力越强,越倾向于采用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研究结果展现了中国市场分割情景下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独特性,拓展了国际商务领域对新兴国家制度环境的理解和认识,促进了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在国际商务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在管理实践中,民营企业在进行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其所在的区域制度环境,同时也要善于构建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以提高企业战略决策的可靠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