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反思”小说叙事的隐性话语模式——基于新时期初期的考察

由于特定“历史惯性”的强大作用,新时期初期的小说创作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既定规范。从“知识论”的角度将这一时期隐含在小说叙事背后的话语模式概括为“X说是P,所以是P”这样的一种潜在逻辑公式,以此重新解读这个时期的“伤痕”、“反思”小说,能够更为清晰地把握新时期初期文学的内在生成机制及其模式化创作的潜在原因。     

风景诗学的三重理论建构和话语向度

风景是主体对自然的情感认知的载体，其既是观看也是表达。我们唯有将其纳入到视觉机制和情感符号系统中才能发掘出其价值意义。而“风景诗学”作为20世纪最具有典范性的理论话语，是我们介入文化思想性考察的有效途径，这一诗学话语的理论生成和主体认知、视觉机制、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相关联，并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主体对自然的审美判断。而本文的考镜源流，将辨析出这套理论话语产生的过程，这将有助于我们去理解风景诗学在当下生产的话语向度和基本范型。     

溢出集体话语的个人话语表达——对解放区小说的一种解读

诞生于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解放区小说,在隐退个体和张扬集体中明显体现出对集体话语的皈依意识,但在弥漫着强烈意识形态性的解放区小说的显性外衣下,却有一股溢出集体话语的个人话语表达在文本的深处流淌。其主要体现在创作者在文本中所表现出的对集体话语的一定程度的偏离及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而正是这种溢出集体话语的个人话语表达表现出创作者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立思考,并由此赋予文本以特殊的魅力。     

晚清小说中政治话语的建构与消解

晚清小说界革命在政治视域误读传统文学的偏执下,带来了文学格局的调整,并在小说内部建立起一套政治话语形式,渗透进各类小说创作中。晚清小说变革排斥了传统小说的娱乐功能,造成了政治话语对传统“事学话语”的压抑。另一方面,“新小说”内部开始了从政治话语向“事学话语”的蜕变,这种以娱乐为导向的“事学话语”构成了对政治话语的消解,使得“新小说”成为了孕育新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娱乐主义小说的腹地。     

后殖民视野中的话语殖民及其实现途径——1940-196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人物话语分析

后殖民理论认为,文学作品在进行革命和现代性话语的书写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多种叙事策略,将后者所预设的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作为高级文化,系统改造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方式和思维世界,从而将传统、本土话语逐步替换,已达到革命意识形态所设定的语言世界,形成对社会的系统改造。在1940-196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饱含革命意识形态内涵的新话语逐渐渗入乡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日常生活用语中。这种小说中人物的言说方式的变化,是革命和现代性话语对乡村话语体系和思维世界的一种征服,由此建构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现实注脚,其实质是一种话语殖民。本文以后殖民理论中的话语殖民为分析工具,讨论这种文学现象的实现机制及其政治文化内涵。     

论《创业史》的艺术话语

《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形象体现了柳青的思想情感和艺术理想;《创业史》的服饰语言符号存在着某种非政治的内涵,体现了民间日常伦理秩序,具有辨阶级、划成分、论敌我的意识形态功能,也折射出人物在这个特殊时期的精神追求;《创业史》的讲述性话语以阶级要素为中介,讲述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革命及其本质,在社会制度层面提供具有约束力的思想和生活准则;《创业史》的想象性话语主要体现为传统的“家”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内函,形成一种“民族”的政治想象。     

成长小说的话语建构：以三部作品为例

“成长小说”的话语建构可以从三个方面获得资源：意识形态话语、心理学话语和神话学话语。对这三方面的研究,可以揭示出“成长小说”的某些美学特征。     

对人物话语的去势与整容--合作化小说话语策略之一

合作化小说作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小说,存在着多种话语形态。为了突出和强调政治话语的权威地位,遮蔽、压抑和扭曲历史话语与人性话语,采用的话语策略之一就是对人物话语的去势与整容。所谓“去势”是指有目的地压抑、删改那些符合人物性格却不符合政治话语或叙述需要的话语,主要方法有通过外力使人物适当沉默和让人物自我去势、自我否定。“整容”也可叫做“包装”,具体又可以分为大手术与小手术、浓妆与淡妆两类。小手术或淡妆是指离人物的思想性格不算太远的包装,大致合乎情理;而大手术或浓妆则完全不顾人物思想性格的逻辑而让人物说一些他不会说或不愿说的话,结果使人物面目全非。常见的办法包括阐释型整容,即人物说出一段话之后,叙述者或作品中的其他人物作出一种歪曲性的阐释;以及在直接引语中偷梁换柱,对所谓正面人物进行拔高、对所谓反面人物则极力丑化。     

不可靠议论的话语表现形式——以《金光大道》为例

议论是叙述话语的重要类型之一,可靠的议论是小说发挥社会功能的一个重要的修辞建构,但不可靠的议论不仅无益于文本的思想、情感的表达,反而会消解文本语言的艺术性,乃至作家自己的艺术素养。以文革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作《金光大道》来分析,生硬议论对艺术真实性的消解;冗余议论对细节合理性的消解;点题式议论对作家艺术素养的消解。浩然的《金光大道》已经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尽管它表现出了优秀的民族语言的艺术特色,但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和限制中,其议论话语暴露出的创作硬伤,使其力图升华的政治意义在读者的审美意识中被抛弃,甚至被无情地诟病。     

性别歧视话语与中西文化差异性

话语不仅是指所表达的词语和概念,还包括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别歧视话语作为偏离客观事实的观念和态度,是性别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是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反映。女性受到的压迫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压迫,它以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结构为标志,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男性拥有话语权。性别歧视话语是在男权制文化语境中产生的,男性这一统治性群体规定着话语,创造着符号,包括女性的符号。所以,在这种语境和话语中的女性处于不利地位,被男性定义、规定和贬斥,成为男性的附庸。在不同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及社会背景中,其实也都隐含着性别观念的不同意识,我们要在全球化语境下,结合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和研究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性别话语呈现。只有对传统性别话语进行清理,才能重新建构基于两性平等基础之上的性别话语。     

溢出集体话语的个人话语表达——对解放区小说的一种解读

诞生于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解放区小说,在隐退个体和张扬集体中明显体现出对集体话语的皈依意识,但在弥漫着强烈意识形态性的解放区小说的显性外衣下,却有一股溢出集体话语的个人话语表达在文本的深处流淌.其主要体现在创作者在文本中所表现出的对集体话语的一定程度的偏离及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而正是这种溢出集体话语的个人话语表达表现出创作者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立思考,并由此赋予文本以特殊的魅力.     

话语的共振、破裂与分流——对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论争的再回顾

在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中,启蒙话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表述自己的观点,用以论证人道主义的普适性和合法性,并与意识形态话语形成了矛盾和冲突。在此后政治的干预下,“人道主义”讨论被迫中断。在论争中,启蒙话语在表述方式上体现出与意识形态话语的某种一致和“共振”,但是,两种话语的真实指向却大为不同。这一分歧和矛盾表明了在思想解放取得初步成效之后,两种话语曾经共有的“新时期共识”的破裂。     

主流话语笼罩下的私人化叙事--丁玲、张辛欣创作比较论

丁玲、张辛欣早期创作所采用的是一种私人化的叙事方式 ,这种迥异于主流话语的小说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这一创作状态并未继续下去 ,很快便被处于社会政治文化中心的主流话语所遮蔽。在她们从抒写“一己体验”而转向直面“众生相”的变化中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在她们的创作转变中 ,流露出了私人化叙事向主流话语靠拢的趋势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话语

文学批评话语表达着批评者的立场、态度和价值观念,而不同类型的政治话语会嵌入文学文本意义生产的过程中,形成对包括作者和读者在内的人群的激励与规训。文学批评政治话语能否达到其预设的效果,这与具体的语境和政治话语自身的特征有关。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各种政治话语会相互交织乃至更替,与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变迁密不可分。政治话语在日常生活中的流行会促使人们形成一些政治话语的习惯,从而导致文学批评有变为"政治批评"的可能。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优先性品格,决定了政治话语在文学批评话语中占据较大的比例。     

五四传统与北大情结--对《青春之歌》中多重话语的一种解读

在中国20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语境中,《青春之歌》一方面认同了主流意识形态,在文本中建立了以革命与阶级斗争为主导话语的等级秩序;另方面又在多重的、边缘性、差异性的话语中输入某种意愿、权力和功能,构成该作品多音齐鸣的内在结构。本文所讨论的是诸种边缘话语中的一种——知识分子话语在文本中的展露运作,及其给小说带来的生命活力。     

冲突：文学话语与政治话语

20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建立了新的属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话语空间。尽管此时“左”倾话语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权威话语 ,但在任何社会中 ,话语不可能只是一种声音 ,一种完全和谐一致的声音。“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对于“左”倾话语的批评就昭示了这一来自异端的抗议。左翼文学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是政治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冲突 ,不同于权力政治或实践政治的对抗和冲突 ,然而这一冲突共同支撑了三十年代的文学时空 ,双方在客观上形成张力 ,防范着不被同化 ,也防范着走向极端 ,对文学的多样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作为政治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从其开始之初,即没有按照文学特有的规律和轨迹向前发展。作为文学话语,它已经失去了文学所应具备的审美属性,但是作为政治话语,它却使得自身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形象表达方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不仅如此,民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意识形态,在以文学话语面貌出现的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被主流化。另外,民众的广泛参与也使“新民歌运动”以政治话语的身份参与到政治节日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来,从而显现着一个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特色。政治话语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力量巩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但文学话语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文学话语失去了独特的、永恒的魅力,政治话语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积极力量。     

殖民话语的隐性书写——重读《野草在歌唱》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的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毫不掩饰地描绘了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部非洲的社会现状,表达了对殖民地人民的深切同情,闪耀着浓郁的人道主义光芒。然而,作为反殖民主义的书写,小说在批评和反思殖民主义罪恶的同时未能超越殖民话语的限制,暴露出西方文学传统中所特有的殖民性对其产生的影响,呈现出殖民话语的隐性书写。     

“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浩然创作的演变

“文革文学”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设计 ,形成了自己的话语系统。在主流文学由为极左政治服务发展成为“阴谋文艺”的过程中 ,浩然的《金光大道》是一个重要的过渡 ;由《艳阳天》到《金光大道》,再到《百花川》、《西沙儿女》,浩然完成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中一个独特角色的塑造 ,典型地反映了文学创作由“文革前”到“文革”演变的全过程     

《呐喊》的叙事视角类型及其话语表达模式的翻译

《呐喊》小说集是鲁迅问鼎文坛的一部力作,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创立的基石和成熟的标志。以往对鲁迅作品的研究偏重于对其思想性、革命性和社会性的分析,对其艺术形式的探讨、特别是对其小说中多种叙事视角的应用及转换的研究重视不够。从叙事学的角度切入,主要分析鲁迅小说集《呐喊》中叙事视角的三种类型及其转换,以展现其对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深远影响。简要分析不同叙事视角的选择对小说话语表达模式的影响,并通过对比分析汉英两种语言在话语表达模式上的异同,结合《呐喊》原文本与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呐喊》译本,探索各种言语表达模式的翻译策略,以期对小说叙事中不同表达模式的翻译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