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互通：朱子《春秋》学思想探析——以《左传》为中心的考察

经史关系是理解朱子哲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朱子立足于其“义理”之正的根本立场,以先经后史、经史互通作为理解经史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肯定经学大义的基础之上,重视史学的功能与价值,二者收摄在圣人“义理”的大框架之下,共同组成朱子完整的学问结构——朱子之《春秋》学即具备此特征。朱子肯定《左传》的史学价值,并根据圣人《春秋》大义而批评其“义理”之失,在严守《春秋》经学本位的同时,也为史学树立了高标准。在《春秋》学上,朱子的经史互通思想得到了绝佳展现。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创立时期的文学观念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创立是以五本文学批评史学术著作的出版为标志的,尽管这些著作都力求客观、真实地呈现古代文学批评的原貌,但著者或显或隐的文学观念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他们对古代文学批评的认识与理解。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想象、感情、思想与辞藻、声律相统一的文学观;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感情与美感相统一的文学观;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是情感与美的价值相统一的文学观;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以感情为中心,实质与形式相统一的文学观;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美和激情相统一的文学观。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创立时期的文学观念以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为中心,把情感与美感作为评判批评家的标准。     

略谈《左传》的语言艺术

在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宝库中,《春秋左氏传》是一分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不特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史学典籍,而且也是富有价值的文学著作。“左氏”的文学成就博得了很多人的赞誉。范宁说它“艳而富”,刘大櫆称它“情韵并美,文彩照耀”,林纾则赞为“文章之圣”。这些称道,都是指“左氏”的文学特色而言的。《左传》的作者是一位学识渊博而又富有文学修养的语言大师。他凭着非凡的艺术才能,驾驭着浩繁的文史资料,在严格尊重史实的原则下,不仅描写历史人物的表现手法十分     

史、文、兵学视野中的唐代春秋左传学

《春秋》及《左氏传》在唐代首先是一部经学著作,但同时也是一部史学、文学和兵学著作。唐人有以《春秋左氏传》为史者,并尝试以经传证史,以经典的行为来推阐经典的意义,以此来修正当代人的思想和行动。《左传》文学意义在于叙事和言辞,韩愈评《左氏》“浮夸”,准确指出其文学特征。一批新读者将《左传》和兵学结合起来考察,赋予《左传》以兵学意义,杜牧注《孙子》的实践与合文武为一途的思想是唐人对学术史的贡献。     

郑振铎中国文学批评史分期设想

郑振铎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划分为“批评文学的开端”“批评文学的复活”批评文学的进展”三期，较合理地描绘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演进规律，体现出科学的史学观，但也存在时代的局限性。     

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以史论经”和“以经论史”——刘知几经史观探源

刘知几的《史通》,为历代史学家推崇。然其《惑经》《申左》两篇的论述与其余诸篇截然不同。学界对刘知几经史观的考察多侧重经学或史学的单一角度,鲜有合而论之的全面研究。他在《惑经》篇中"以史论经",即以史的标准考订《春秋》,提出"十二未谕",且认为后人对《春秋》多有虚美。在《申左》篇中"以经论史",即以经的理念极力推崇《左传》,提出"三长五短"之说。这种全新的论述反映出刘知几特殊的经史观,极具探究价值。     

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     

《汉书》“旁贯五经”与汉代史学精神的转变

班固"旁贯五经"而著史,其浓重的宗经思想贯穿于《汉书》的宗旨、体例以及取材等各个方面:班固据五经经义而确立著史宗旨与各篇立意,按《春秋》"以传释经"之义例来规范纪传体体例,准经义而命名篇目并为之作序,以五经为准则去取史料、删改《史记》,仿"《春秋》书法"以记事,引经文与各家经说以入史,用五经经义而论赞人物。凡此诸义例不仅在著史宗旨、批判精神以及历史叙事等方面改变了汉代史学的精神,而且还促使班固史学之求善与求真既吻合又分离,与司马迁强调史学之求善与求真的吻合有所不同,汉代史学精神由此而转变。     

《左传》史学理论初探

本文批评了梁启超“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之说，探讨了《左传》对史学目的作用、史家著史态度、史书文字要求三方面的史学观点，认为我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是紧随着历史著述的产生而产生的。     

扬雄《太玄》中的文学批评要素

扬雄的文学批评具有独特的体系，它建立在易学之上而又有所发展。扬雄《太玄》与《周易》有联系，亦有区别。《周易》主张二要素论，《太玄》主张三要素论。《太玄》的三要素即天地人三要素，乃阴阳二要素加上作为批评主体的人。扬雄突出了人在文学批评中的主体作用，并用它建构了一套完整的文学批评的模式，这是扬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贡献，而且在这一点上西方各国的文学批评家尚无人能与扬雄相比。扬雄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都秉持发展的前进的立场，此可以概括为发展的批评观。扬雄的文学创作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尝试的批评范式:尽可能多地涉道。在《太玄》中，扬雄还建构了四组对偶范畴。     

《左传》“君子曰”分析

《左传》是研究春秋史的重要典籍，是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左传》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还有文学价值；不仅对当时社会，亦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君子曰”论赞就对为后世史学论赞奠定了基础。本文基于对《左传》“君子曰”的摘录、梳理、分析从“谁之论”、“如何论”、“论什么”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解读。     

金圣叹批评《水浒传》二题

金圣叹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小说批评家 ,他对《水浒传》的评点堪称古典小说批评的典范。本文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 ,一是金圣叹对《水浒传》的基本看法 ,二是金圣叹对《水浒传》叙事艺术的评价。此两方面的探讨 ,能使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到金圣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尤其是通俗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应当重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建设

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几位前辈学者就建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陆续出版了几部颇有见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著。但它们大都只是从先秦诸子的文学见解,论述到清代各种流派的文学主张与理论批评活动。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情况,往往只字不提。“中国文学批评史”实际上也只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是为了总结、整理与继承这方面的遗产,为建设具有中国     

茅盾:建构自成体系的“历史——美学”批评原则

作为一位具有丰富革命阅历和文学创作实践的文学批评家,茅盾具备一般批评家难以得到的独特素质;洞察社会生活底蕴的革命胆识和探寻文学作品奥秘的艺术悟性,因而其文学批评观就见出独树一帜的品格。从其独有的生活与艺术素质出发,我以为茅盾的整体文学批评意识是纳入“历史——美学”的批评法则范畴之内的,这是这位批评家文学批评观的精髓之所在,也是他为新文学批评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之所在。探究茅盾建构自成体系的“历史——美学”批评原则,可以追溯到其文学活动的源头。茅盾从事文学批评,一开始就视野开阔,志向不凡。“五四”初期的国内文坛,用茅盾的话说“简直寂寞到极点了”,“不特无真正的批评家,连被批评的材料都没有呢!”但茅盾看到,“西洋文艺之兴.盖与文学上之批评主义相辅而进,批评主义     

《汉书》中经学、史学、文学的互动

整部《汉书》以经学为精神指导,以史学为起点,以文学为表现,三者在作品中互相参与、影响,组成作品内在的浑圆特质,经学影响史学的思想、体制,影响文学的写作、精神;史学影响文学的写作、精神,加强巩固了经学的思想;文学特点的鲜明化,正是对史学学科和经学学科特点的否定,从而促进了学科各自的独立。     

《左传·秦晋殽之战》语言艺术探胜

《秦晋殽之战》(《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以下简称《殽之战》)是《左传》中的一名篇佳作,在艺术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就语言而论,主要具有以下六方面的特色。     

史学批评:中国文学批评的前结构

中国文学批评中保有一种先验的东西,存在着一个先天的前结构,即传统的史学批评。中国古代史学意识的自觉先于文学意识的自觉,史学批评的观念与方法渗透于后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各个方面。从思想渊源来看,史学批评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对《左传》所载赋诗言志的比较考察

《诗经》和《左传》是两部关联度很密切的经学著作,它们都经历了正典化的过程。作为儒家思想的两部正典,《诗经》和《左传》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在《左传》中有着大量的赋诗言志的记载。赋诗言志是一种修辞术,具有明显的修辞效果;赋诗言志是一种话语方式,具有强烈的指向性。戏剧性是《左传》较为突出的文体特征。《左传》记录了两次大型的赋诗言志活动:一次是郑国六卿为晋国大臣韩起饯行,另一次为吴公子季札于鲁观周乐,它们都得到了戏剧性的再现。《左传》有关季札观乐的记载,较为充分地论述了诗歌和礼乐的关系,初步确立了中和美在中国人审美观念中的地位,因而可视为文学批评的一份文献。赋诗观乐是赋诗言志的一种扩展形式,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