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贫困治理——基于广州市F街的研究

社会资本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投资社会资本成为全球贫困治理的一个重要战略。但在我国,社会资本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并未引起足够关注。以广州市F街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的生发形式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通过发展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三方合作,共同参与贫困治理,可以促进贫困社群社会资本尤其是桥接型社会资本的发展。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福利效应,它增强了贫困人口的社会联系,提升了其参与经济、融入社会的能力。     

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事件治理研究——基于基金会介入的演化博弈模型仿真

跨界环境污染事件频发阻碍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府际治理博弈中环境污染外溢性使地方政府陷入囚徒困境,从而倾向选择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策略,而中央政府介入治理模式成效不彰。以演化博弈与政府行为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引入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基金会与A、B两省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对均衡点进行稳定性分析并进行仿真,进而通过厘清府际行为机理,评估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基金会介入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基金会在博弈介入效果与引导调节速度方面优势显著,对行政资源过度依赖问题纾困效应明显。提出引入三方机构参与治理、推进府际治理权力下沉、构建高效协调机制的政策建议,最终实现平等协作、优势互补、互利互惠。     

政府转型、政治治理与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

胡晓芳在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上撰文《地方政府主导合作型治理：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视点》。文章指出：地方治理与和谐社会具备共同的哲学基础，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然而，地方治理在中国语境下有着特殊的含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长期以来关系不顺，地方政府之间的无序竞争十分严重，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发育不成熟等问题的存在。     

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理论溯源与双SMART框架

国家在精准扶贫中引入第三方评估,既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又是我国政府治理转型的需求。在当前,梳理其理论溯源和评估框架不仅为各级政府开展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也能对其他领域第三方评估运行、指标设计提供借鉴,以确保第三方评估的独立客观和有效运行。立足于国际趋势和理论基础,在宏观上,形成以"制度建设、操作规范、应用专业、属性革新、目标导向"为内容的SMART运行框架,以确保组织客观运行;在微观上,围绕指标体系,形成以"具体化、可衡量、可达到、目标相关、评估时期"为核心的SMART评估框架。两个框架源于第三方评估公共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综合评估理论,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第三方评估的运行和评估系统。     

物流系统的治理结构

以契约经济学理论为依据,讨论了物流系统的4种治理模式,即多边治理、三边治理、双边治理和单边治理.分析了每种治理模式的适用条件及其优缺点,并分析了中国物流治理模式现状.认为各种不同的物流治理模式共存是中国物流市场自然发展和选择的结果,第三方物流和一体化物流都有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上海华联超市自办配送而不是依赖于第三方配送,海尔作为制造企业也开展第三方物流等现象正是对这一结论的阐释,也是符合中国物流市场发展规律的,建议中国各级政府对物流的推动和导向应该尊重现实.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研究——以美地社区实践为例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由基层政府主动发起,以政府购买项目的形式开展治理创新探索.社工机构评估社区需求提供方案,竞争承接项目,在基层政府提供各类资源、协调沟通各方关系之后,进驻社区开展社区服务.专业社工受聘于社会机构,依托专业社工技能,利用社区服务站平台,在“两委”领导之下开展各项社区服务工作.项目合同周期完毕,中立第三方机构接受政府委托,以居民与政府部门为对象,基于项目目标,评估社工机构治理绩效.美地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探索意义重大,以基层政府协同推动“三社联动”方式有效地提升了社区治理的绩效,社区民众满意度提升,社区“两委一站”行政工作也获得政府管理部门大力认可.     

转型期城市扶贫困境及对策选择——以河北石家庄市为例

转型以来,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成为继农村贫困问题之后又一个公众关注的焦点。面对有着明显"过渡期"特征的城市贫困,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措施。但现实效果表明,当前的扶贫工作正在陷入诸多困境:贫困人口产生"福利依赖"思想,社会保障体制功能缺失,政府财政压力加大。解析困境,产生困境的根源在于三个方面:贫困治理方式与贫困模式不相匹配,就业与社会保障相互背离,"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治理脱节。困境之下应选择平衡发展就业和社会保障措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体现公平理念的城市扶贫模式等对策。     

广西扶贫实现共赢

在我国，贫困问题一直阻碍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然而，近年来，广西把整村推进和连片推进相结合，以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为核心，以覆盖贫困农户的产业开发、加强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为工作重点，使全区贫困群众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广西贫困面大大缩小。广西依靠从中央政府的支持到各兄弟省区政府的援助，以及全区各族人民的不断努力，走出了一条从扶贫救助到实现共赢的发展道路。     

论依法行政的评估主体选择

现代政治设计中政府工作的代理性,决定了政府必须依据明确的授权范围行事,并且必须对政府行为进行整体评估,以规范政府作为管理机构的角色,避免个性化色彩的沾染和泛滥。政府作为管理机构首先需要建立常务的自评机构,但自己评估自己显然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更需要建立非政府的第三方评估的外部力量约束与推动的制度。对政府的法治化水平,社会公众才是终极承受者和最深切的体会者,公众特殊的身份角色决定了公众是最终的评判者。从技术化的角度来看,第三方评估,需要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组织主体,人员构成可以是高校、科研机构或者各种学会、协会的专家人员,这些人员应具备专业背景知识和专门的评估技术能力。法治评估引进第三方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变管理为治理推行先进政府的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根本方略。     

地方政府网站绩效评估体系构建——第三方开发与自身主导模式的比较研究

网站作为政府机关实现政务信息公开、服务社会、互动交流的重要渠道,其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该国家或地区电子政务进程的重要标志。目前政府网站的绩效评估大致分为第三方与政府主导两种评估模式。以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和湖南省所开发的评估工具为例进行分析,两者各有特色与优缺点,然而第三方评测体系发展比较成熟,具有强大的业内技术力量和丰富的资源支持,加上采取统一模式利于进行各地之间的比较,也有助于整治僵尸网站的困境,应是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网站绩效评估体系适合采取的建设方向。     

我国政府扶贫机制再造研究

目前我国政府在农村的扶贫效率日渐低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扶贫体制的组织效率低下。为了设计出一个激励相容的扶贫机制,以提高政府扶贫效率,本文在考虑了各种实际情况下,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扶贫制度进行了重新设计。文章认为中央政府应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并且其绩效考核的标准不仅包括贫困人口减少的数量,还应包括其他变量(如当地自然条件、经济环境等),同时在扶贫资金的拨付上,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以应对由于生命周期的缘故而导致的地方政府不合作行为。     

中国脱贫彰显的制度优势及世界意义

贫困是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党的领导制度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通过建立系统完备的领导责任体系、资源投入体系、扶贫监督体系和政绩考评估体系,确保真扶贫和扶真贫;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识别体系、帮扶体系、政策体系、社会动员体系,集中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脱贫成就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扶贫方略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脱贫攻坚在全球贫困治理中彰显了中国担当。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基层政府行为——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分析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调整,基层政府的行为逻辑也由此发生了深刻转变。税费改革前后,我国中西部基层政府行为先后经历了“管控与汲取—松散与悬浮—合作与协调”三个阶段的变迁。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既依赖于基层政府的制度创新,也是基层行政体制转型的根本诉求。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中西部基层政权仍然展现出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治理目标偏离、互动角色错位、执行行为离散等偏差行为,为了有效矫正行为偏差,未来中西部基层政府治理应重点从加强制度建设、创新考核模式、优化治理结构等方向做出努力。      

全球化与全球贫困

全球化使全球绝对贫困减少因而不是导致全球贫困的原因.导致全球贫困的成因有多方面,诸如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人口膨胀;长期内乱和战争;资本的缺乏、技术的落后、文化素质的低下等等,这是造成第三世界经济不能正常发展的客观原因.而政府治理不当则是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没有适时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主观因素.因此,要缓解全球贫困,其应着眼思考发达国家的通力合作,建立全球社会保障机制.     

移民的流动性与贫困治理——宁夏生态移民的再认识

异地搬迁和生态移民都是为了缓解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压力,实现环境保护和减贫的双重目标而进行的大规模人口异地安置。与政策安置移民相伴生的是移民的流动,包括政策安置移民的二次流动和非政策移民的自发流动。宁夏的经验表明,移民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了机会,促进了人口流动。现有的移民社会治理机制主要服务于异地安置,很难应对移民社会的高度流动性,这在实施精准扶贫中表现尤其明显。移民是一个持续的移动过程,需要改变以户籍和居住地为载体的管理方式。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历程、经验与启示

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消灭剥削、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历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萌芽时期、形成与发展时期、深化与拓展时期和创新时期。依据不同历史时期政治路线、中心任务及客观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有针对性地采取发挥制度优势、强化以人为本、扩大治贫视野、适时调整贫困标准与贫困治理目标、积极探索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综合减贫等多种经验做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后脱贫时代,应更多地关注精神贫困问题、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重视多维贫困问题、防止脱贫后返贫问题,以彻底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贫困问题。     

“442”企业模式——南京市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探索

基于国有企业脱困与发展的现实需要 ,南京市创造了一种企业新模式 :“4 42”企业。自1 999年试行以来 ,取得了良好效果。与传统国有企业相比 ,“4 42”企业的制度优势主要表现为激励优势、治理优势、创新优势和互补优势。“4 42”企业模式对国有企业改革也具有重大启示     

府际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合作协议的规范化——以成渝双城经济圈为例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区域所在地方政府的协同合作。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已成为开展府际合作的主要方式。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提出以来,成渝两地政府合作极具急迫性和必要性。目前,成渝双城经济圈地方政府合作协议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规范性不足、程序不固定、效力规定不明以及行为外溢影响第三人权益等。府际治理理论是推动地方政府合作的理性工具。在府际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地方政府合作协议要实现规范化运作,必须解决好协议缔结权的法定性问题,且通过设立中央批准机制、独立管理机构以及第三方参与机制等路径予以推动。     

政府创新的信息化模式——基于电子政务的政府运行机制转变

信息化改变了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创造了全新的政府治理环境。与传统的工业化社会相比,信息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的运行原理、实现机制和具体手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运行的整体机制的改变既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也是政府创新所追求的目标。电子政务在政府信息管理、组织结构、决策方式、工作流程以及人才结构等方面对传统政府运行机制的冲击,推动了政府创新信息化模式的出现。     

“任务型乡贤”与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之中,地方政府面临着治理任务加重与治理主体缺失的双重难题,H县打造了以“任务型乡贤”为主体的“321治理模式”,吸纳农村党员、人大代表以及中心户长多元主体参与到国家任务的完成过程之中,并采用精细化、网格化、任务化以及平台化的运作机制与技术治理策略,实现了对于农村精英的整合与再造。不同于传统乡贤与新乡贤,“任务型乡贤”的运作是一种半正式化的吸纳性治理模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之中不仅有助于上级治理任务的完成,而且还从某种程度上激活了乡村社会中的村民自治,提高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这种将先进治理方法技术与传统治理经验相结合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促进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结合,有助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