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助、软约束与薪酬差距

本文以政府补助为切入点,以2007-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5118个样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约束性不同的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及其激励效应的影响,检验了高管权力通过政府补助作用于薪酬差距的具体过程。本文研究发现:(1)高管权力的存在会使政府补助成为其"伪装"业绩的指标,从而增加高管薪酬,进而加大公司内部的薪酬差距。并且这种现象在国有企业中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2)高管利用政府补助增加其薪酬的权力受制于政府补助的约束性。仅在政府补助约束性较弱的情况下,政府补助才会增加高管薪酬,加大薪酬差距;(3)从政府补助影响薪酬差距的经济后果来看,政府补助导致的薪酬差距会削弱薪酬差距对公司未来业绩的正向影响。同时,软约束补助对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削弱作用更大。     

董事会人力资本及其异质性与公司绩效

 董事会的组织建设一直是公司治理的研究重点。基于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已有研究针对董事会人力资本及其异质性与公司绩效间的主效应进行大量探讨。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依据中国国情和上市公司具体情况,选择学历水平和海外经历作为董事会人力资本考察指标,探讨董事会人力资本均值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并进一步研究董事会成员海外经历对董事会成员学历水平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将2009年至2015年沪、深A股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纳入研究范围,筛选出1 386家数据完整的公司,将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运用Stata 14.0,采用多元回归的统计方法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人力资本情况对公司绩效具有重要影响。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的提升会促进公司绩效,学历水平异质性正向调节平均学历水平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的提高也会促进公司绩效,而海外经历异质性负向调节海外经历成员占比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负向调节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即随着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的提高,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对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减弱。        研究结论丰富了董事会组织行为的研究,创新性地提出董事会人力资本对公司绩效作用的边界条件,完善了董事会治理结构的标准,揭示了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化水平这一必然趋势,对上市公司加强董事会人才队伍建设、优化治理层人力资本水平、实现更高绩效目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社会保险与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

 当公司违规时对CEO及时有效地进行变更是董事会的重大决策之一,董事会作为上市公司监督和决策的重要机构,其独立性至关重要。董事会独立性是公司治理的灵魂,已有研究将董事会独立性作为一种形式上的独立性,忽略了可能影响董事会职能发挥的其他社会因素,如董事会成员与CEO非正式关系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匹配程度,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董事会社会独立性。        采用社会网络和社会认同理论,从董事会监督职能有效性发挥角度,创新性地构建包含认知和关系双层的董事会社会独立性测量指标,以2011年至2014年沪深A股发生CEO变更的上市公司及其配对公司为样本,运用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不同情景下,当公司出现违规行为时,董事会社会独立性对CEO变更的影响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①董事会社会独立性越高,违规公司的CEO越容易发生变更行为,董事会成员与CEO关系亲密以及人口统计学特征相近所形成的较高的契合度使董事会无法客观公正地评判和监督CEO的业绩表现;②董事会社会独立性效应的发挥与上市公司的所有权性质和业绩表现有关,在民营企业和劣绩公司,董事会社会独立性的调节效应更显著;③良好的制度环境等外部治理机制为董事会社会独立性的效用发挥提供了保障,董事会社会独立性只有在外部治理较好的情形下才会影响违规公司的CEO变更。        董事会社会独立性作为独立性研究的拓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结果表明提升公司治理有效性,不仅在于保持结构的独立,还需要提升董事会的社会独立性。公司应严格把控“关系型”和“相似型”CEO,同时还应创造独立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保障董事会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     

制度环境、管理层权力及文化企业高管薪酬的激励效应

基于文化企业的产业特性和制度背景,系统分析文化企业高管的显性薪酬和隐性薪酬的激励效应,深入探讨薪酬规制和管理层权力对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文化企业高管的显性薪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股权薪酬对绩效的影响尤为显著,隐性薪酬与企业绩效负相关;政府对显性薪酬的行政规制,降低了显性薪酬的正向激励效应;文化企业内部管理层权力的增大,强化了隐性薪酬的负向激励效应。     

限薪令与企业创新:一项准自然实验

  创新是维护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但由于存在内生性问题,高管薪酬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尚无定论。         以2009年出台并实施的针对国有企业的限薪令作为外生政策冲击,选取2007年至2015年全部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配对样本和双重差分回归分析的方法,实证检验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限薪令后国有企业高管货币薪酬是否降低;在此基础之上,检验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进一步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测量公司治理水平,考察公司治理水平对于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对比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风险承担水平上的差异,探讨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可能引起的负面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限薪令后国有企业高管的相对货币薪酬降低,限薪令发挥了预期的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国有企业的相对创新投入水平降低,证实了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公司治理越差的国有企业,其创新投入降低的越多;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最终导致国有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下降。使用全样本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         利用强制性降低高管货币薪酬这一外生事件,为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新的可靠证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实践意义上,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的意愿,进而导致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下降,长此以往将损害企业长期发展能力,同时有悖于现阶段中国倡导的企业走创新发展之路,对中国现阶段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政策启示。     

公司战略可以解释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吗?

如何权衡“公平与效率”,进而设计出有效的薪酬激励契约是保证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 2003 年 ～ 2014 年 A 股上市公司样本,从公司战略这一独特视角解释高管与员工形成较大薪酬差距的合理成因。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战略越趋于进攻型,高管薪酬相对越高,员工薪酬相对越低,公司内部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也就越大; 相对于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上述关系在民营企业中表现最为明显。且不同于管理层权力,公司战略引起的内部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能够显著提升投资效率和经营业绩。研究结论对于客观评价公司内部的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进而优化薪酬管制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产权性质、薪酬差距与晋升激励

结合中国的特殊制度背景,本文对不同产权性质下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成因和激励效果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手工搜集2005至2010年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数据发现,薪酬差距与竞争者人数以及经营风险正相关,并且这种联系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此外,适当拉开薪酬差距的确对员工产生了激励作用,但过大的薪酬差距会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我们还发现,薪酬差距的激励作用受到晋升可能性的影响,也受到产权性质的影响,这种激励效果在民营企业、政府间接控制的企业、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依次减弱。本文的研究为企业如何更加有效地激励员工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实证证据,同时也为解决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激励问题指明了改革的方向。     

外部薪酬差距激励了高管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为切入点,考察了企业高管所面临的经理人市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正相关,但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了受管制的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无法对高管带来正向激励。外部薪酬差距对非国有企业高管的正向激励效应仅存在于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薪酬的样本中。本文发现,当企业上一年的高管薪酬低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为了使高管薪酬水平达到行业平均薪酬水平,其高管薪酬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行业的增长幅度,而且高管薪酬与行业平均薪酬基准的差距越大,高管的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意味着我国高管薪酬制定受行业薪酬增长影响很大,从而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激励的有效性。当上一年的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国有企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同样地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     

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信息操纵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不断强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增强高管薪酬激励透明度,一直被视为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了企业管理层实施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动机和策略.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更多但相关性不高的高管货币性薪酬信息;(2)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高管在职消费信息的程度就越低;(3)企业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显著相关性主要存在于国有控股企业中.上述发现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后,企业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明显的信息操纵.     

上市公司绩效与管理层薪酬的实证研究——基于2008-2009年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管理层的薪酬激励向来被认为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一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股东大会选出董事会,董事会再选聘管理层并确定其薪酬,被认为是现代企业管理层激励机制运行的基本模式。本文选用我国上市公司2008-2009年的相关数据来考察     

政治治理、管理层权力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本文以2011-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政治治理、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政治治理对管理层权力起抑制效应,减小了管理层权力较大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兼任董事、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兼任高管分别对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关系产生抑制效应,而党委书记任董事长与党委书记任总经理的政治治理模式则分别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关系产生协同效应。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地方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相关关系较之中央国有企业更为显著,政治治理的对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关系的抑制作用在中央国有企业中比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在2015年新文件发布之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相关关系不再显著,政治治理对管理层权力的抑制效应较新文件发布前更为显著,降低了管理层权力较高的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     

中小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与经营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明,良好的公司治理对金融体系稳健运行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研究和实践既是银行业改革的迫切要求,也是银行业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用36家商业银行2005年的截面数据,对股权结构、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人员薪酬激励等四个治理机制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与非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绩效不存在显著差异,第一大股东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外部大股东能显著地提高银行绩效.董事会与监事会规模与银行绩效正相关,但独立性难以得到保证.此外,高管人员薪酬激励不能改善银行绩效.     

权威董事专业性、高管激励与创新活跃度研究

通过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年～2015年的数据, 实证检验了权威专业董事通过高管激励影响创新活跃度的逻辑链条.发现权威专业董事通过影响高管激励的结构与水平增强了企业创新的活跃度, 且不同类别的权威专业董事均能够产生积极作用.这种影响不仅促进了企业的实质性创新, 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效率, 并使之具有可持续性.研究结论在对主要变量采取不同度量方式以及控制了内生性等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权威专业董事职能发挥的途径, 增补了上市公司高管激励的经验证据, 同时, 为董事会治理有效性的识别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当前企业高管创新激励机制的匹配性设计, 以及监管部门完善董事会治理规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董事会治理是影响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关键,已有研究主要从董事会结构层面展开,缺乏对董事会内部运作机制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关系的具体分析。基于董事权威不平衡性的治理效应视角,系统考察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逻辑关系及其作用机理,得出了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结论,主要包括: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且主要体现在业绩下滑的样本公司中,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公平性和风险匹配性方面。2.只有当最高层级董事身份为独立董事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3.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增强了高管薪酬的行业和地区薪酬敏感性,进一步验证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社会公平效应。论文的研究为从微观运作层面理解董事会治理和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结论,对于优化董事会治理和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等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高管权力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视角

本文基于国有企业的高管变更视角分析了高管权力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以2004 -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1)总体上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呈负相关,而高管权力的增强会降低其因业绩低劣而被强制性更换的可能性,表明国企高管的权力在高管变更决策中发挥了显著的职位堑壕效应;(2)发生了高管变更的公司其未来业绩有明显的提高,但这一促进效应仅在权力较小的高管被变更后出现,而权力较大的高管被变更后公司业绩并没有得到改进;(3)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抑制国企高管的权力寻租行为.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有企业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并为当前有关国企公司治理和高管选聘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     

基于质量努力和管理努力的风险投资金融契约设计与学习机制

在风险投资中,企业家付出的努力对企业的内在价值起决定性作用,为了研究如何更好地激励企业家提升企业的内在价值,本文将企业家付出的努力分为：质量努力和管理努力。首先,本文在单期静态模型下设计最优金融契约,并研究了两种努力的效率对激励效果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单期模型中,激励企业家付出质量努力比激励其付出管理努力更加复杂,且与企业的内在价值波动有关。进一步,在多期动态模型中引入风险投资家对企业信息的学习过程,研究表明随着企业内在价值波动率单调减小,契约的激励效果越来越显著,且学习机制的加入会激励企业家降低努力的成本系数,同时更多地提升质量努力的效率。     

政府控制和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认为,影响我国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的主要环境因素为政府控制,同时分析了政府控制对治理机制有效性的影响机理.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行为影响到了董事会、股权制衡机制、薪酬激励机制等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为公司治理的完善首先需要的是政府治理的完善.只有政府治理完善,对上市公司的干预减少,董事会、股权制衡机制、经理人市场和控制权市场才会发挥其相应的作用.     

The configurational effects of board monitoring and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CEO compensation: a country-level fuzzy-set analysi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ausal complexity of how the effectiveness of board monitoring influences CEO compensation around the world. Previous research drawing from the managerial power theory and ‘increased career risks’ perspective offer alternative arguments for how low and high levels of effective monitoring by boards of directors influence CEO compensation. Adopting a configurational approach using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we explore the idea that there are multiple causal paths leading to high levels of CEO compensation, such that theoretical logic from both theories may be relevant contingent upo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relationship is embedded. Our findings in a sample of 38 countries suggest that high CEO compensation is an outcome of both the presence and absence of effective board monitoring depending upon how it combines with minority investor protections and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power distance, uncertainty avoidance, and individualism, as well as the overall stock market value. Specifically, in countries with high levels of effective board monitoring, high CEO compensation will be more likely when the country’s culture is high in uncertainty avoidance, low in power distance and when there are strong protections for minority investors. Whereas in countries with low levels of effective board monitoring, high CEO compensation will be more likely when power distance is high and uncertainty avoidance is low and when there are weak protections for minority investors. Our country-level study highlights the theoretical strengths of employing a configurational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complex interrelationships of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the contexts in which they manifest.     

基于社会福利的可再生能源R&D激励政策评价

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的R&D投资策略通常对企业价值和消费者剩余起到作用相反的不同影响,从而对基于社会福利的可再生能源电力R&D激励政策的科学制定带来挑战。针对旨在通过研发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从而垄断清洁能源新兴市场的两非对称企业,结合投资时机选择期权博弈和社会福利模型,通过数值模拟以分析社会福利与影响其变化的补贴政策及其它诸多因素间的动态变化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可再生能源电力R&D激励政策建议。结果表明: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在发电新技术R&D补贴和上网电价补贴政策的各组合应用中,企业间的R&D能力差距越大、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的初始价值越大以及R&D成本越高,政府越应该鼓励可再生能源企业进行合作研发,反之则应鼓励竞争;随着电价补贴的提高,企业间的R&D竞争应受到鼓励;一定范围内,R&D补贴和电价补贴均能提高社会福利。论文创新性地揭示出可再生能源电力R&D投资的最优投资时机选择、电价补贴政策组合与社会福利三者间应有的内在联动关系,为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有效激励和管理提供富有价值的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