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抒情与叙事之间的认识调整——20世纪初王国维文学观建构的一个侧面

20世纪初,王国维一改中国传统文学观中褒扬诗、词等抒情文学而贬抑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的倾向,将叙事文学放在抒情文学之上,这一文学类型观的重要变化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就王国维个人而言,这主要源于在以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晚近文学、美学理论的影响下,其文学认同向西方文学的转移,特别是其文学观和审美观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但由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对于其影响的持续以及个人的性情等因素,王国维对于抒情文学仍然难于忘情,这导致他的文学论述中涉及传统抒情文学时的内在的矛盾。而在后期的戏曲论中,王国维纠正了个人的认识偏颇,强调叙事与抒情两者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打破了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的二元对立。王国维的这一心路历程具有深刻的启示性。     

近代学术分科观念的变迁与“文学”学科的建立

19世纪末,随着西学东渐的进一步拓展,中国传统学术分科观念逐渐分化,西方学科观念开始成为知识界对学术进行分类的基本准则.近代以降中国知识分类体系中“文学”概念的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西方近代意义的“文学”分科,较早出现在晚清开明士人对西方学术文化体系的介绍当中,黄遵宪、郑观应、康有为、宋恕、王韬等人均有相关论述.然而其时输入的西学以器物、技术及政制为主,“文学”并不受人重视;“文学”作为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一支,首先出现在京师大学堂.《奏定学堂章程》尽管将“经学”与“文学”并立,但其七科分学的理念,反映出“文学”作为独立分科已基本形成;民国成立以后,教育体系和学术体系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文学课程的设置、文学史教材的编写等,“文学”在近代学术体系中的独立地位最终得以确立.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传统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经济”是“文学的品格”吗——对曹路先生《文学的经济品格》的学术批评

曹路先生的《文学的经济品格》所着力阐明的文学观念对于文学理论的一些传统命题而言 ,是很富于颠覆意味的。曹文在学理上存在着诸多的缺失 ,其核心观点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而且在实践上也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在市场原则几乎通行无阻的今天 ,“经济出诗人”是无法避免的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 ,我们更希望看到“愤怒出诗人”。     

“海洋文学”的类型学困境与出路

英语文学中缺乏明确的“海洋文学”的定义,但韦勒克关于文学类型的理论和陈平原对武侠小说类型的研究,却为“海洋文学”的确立提供了思路和方向。同时,介绍清末民初“新小说家”在文学类型方面作的努力,联系文学的意识形态塑造功能和当下中国步入海洋大国的实际境遇,指出在当今语境下推进“海洋文学”的意义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审美现代性视域中的“文学”概念演进——兼论雷蒙德·威廉斯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的拆解

现代审美主义“文学”观念强调文学的想象性、独创性和超越性,虽然突出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高雅属性,但是排斥了普通大众创造、欣赏文学的机会.由此观之,20世纪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威廉斯将文学界定为一种写作过程及其结果,既是对这种现代主义狭隘文学观念的反叛与超越,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框架内对文学定义的发展与创新.     

鲁迅与赵树理的互补性文学意义

鲁迅和赵树理这两位“方向”型的作家虽然个人出身、家庭环境、生活经历和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在揭示国民性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鲁迅真诚地实践“人的文学”主张,旨在“立人”进而“立国”;赵树理则秉承鲁迅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解放区文学中独树一帜。他的文学重在实现“人民的文学”主张,旨在“劝人”。两者共同构建了现代期文学的启蒙话语,并体现出显在的互补性。     

论梁启超的科学主义思想及其影响下的文学观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他较早地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并经过吸收、反思和整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个人特征的科学主义思想,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为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作为其思想体系重要部分的文学观也受到了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渐表现出与传统文学观念的不同,并具有理性内涵和现代性特征。     

梁启超“三界革命”与现代汉语语境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然而，从晚清至“五四”，粱启超却以“三界革命”为中心，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中“文学”的观念并摆脱中国传统文论中“文”的意识后，从功利主义一维初步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观念。     

“文学治疗”、“文学住院”及“闯入者”等——读几篇文章有感

本文试图通过对于弗莱《文学的疗效》、黄子平《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及比彻等《医学院中理想主义命题》三篇文章的解读,找出其中有所关联的“文学与医学”的部分,并以“闯入者”的命题贯穿这一话题。本文试图说明：以文学治疗社会的现代性乌托邦进步理性,如何内倾为个人的信念并规范其行为,从而使理想化的个人成为秩序的闯入者,因之与社会现实环境形成尖锐对立。而个人的必然失败命运,亦即被视为个人的社会化过程     

“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对“言文一致”命题的重新审视

“言文一致”是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但他们也显示出内在的差异与分歧。文学启蒙是“言文一致”的历史动因,前者借此表达的是民族国家意识,但后者更注重个性意识的释放;对汉语的全面反恩是“言文一致”的现实起点。前者还是在旧有的规范中创作,后者却创立了现代白话;“文学”观念的革新是“言文一致”的实际成果。前者推进了文学观念的转型,但后者才经由现代汉语建立起现代思想文化。     

百年文学“诺奖”审视——论文学诺贝尔奖的成就与局限

文学“诺奖”是 2 0世纪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有以下原因撑起了它的权威性 :逐步从西方走向世界 ,走向相对的成熟与完善 ;从作家层面看 ,获奖者大部分是民族文学的巨擘 ;从作品的层面看 ,获奖者的创作观念是进步的 ,其成果是丰硕的。但百年文学“诺奖”也有双重遗憾 :即“失视”与“偏视”。国籍的偏失、语言的失视等使它有时出现一些不公     

侧重两种文学观的比较研究

“人的文学”与“生活的心”是相隔近百年的两种文学观,然而这两种观念却存在诸多联系,无论是在观念发生的背景、文学观念的内涵意义,还是语义生成的哲学基础上都有惊人的相似处.从发生背景而言,这两种文学观念都遵循一种“走出……”模式,其对生活和文学主体的阐释也高度一致;无论是“人的文学”还是“生活的心”,都强调用“心”去观照生活,旨在“为生活立心”而又在生活中“立美”.通过这两种文学观念的比较可以看到中国文学文脉的延续.     

论周作人“五四”时期的文学观

“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理论是文学呼唤自由的一个先声。而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观点 ,确定了新文学发展的大方向。他认为西方的人道主义是新文学的哲学基础 ,倡导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的融合 ,指出以人生始、以艺术终应该是文学的发展规律。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进入中国，但由于其长期局限于比较研究的“以中释西”“以西释中”“中西互释”单纯方法论视角，缺乏两种阐释学原理意义上的疏通与转化，因而至今并未见出本土化的重要实绩。要推进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的本土化，须以文学心理学阐释的原理形态为出发点，运用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通过对中西文学心理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最终形成一种“新格义”阐释法，才能实现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的真正本土化。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身份研究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部分来自政治、历史研究领域,部分来自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少有专业学者。“冷战思维”、“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等对其影响深刻,使他们的言说大多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并倾向于采用西方艺术标准评价“十七年文学”。但族裔身份差异使西方本土解读者与华裔解读者两部分力量,深层次文化立场并不同,促使本时期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言说呈现出了复杂性特征。     

重新理解延安文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文学研究界应该重返延安文学场域,力求对延安文学有所全新的理解。对“延安文学”的命名、延安文学的性质以及延安文学的复杂性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延安文学”的命名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党的文学”构成了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它既是一种文学观念,也是一种文学形态;新的延安文学研究应该直面与重写延安文学的复杂性。     

从“艳科”、“小道”到“时代文学”——略析我国古代词论中“尊体说”的发展

从宋初的潘阆到清末的王国维,历代词论家为改变词为“艳科”、“小道”的观念提出了各自的尊体主张。他们有的取道革新的途径,有的采用复古的方法,却又共同表现出了对诗的回归依附,通过证明诗词同理、诗词同源、诗词同旨、诗词同类等来使词进入可以与诗并列的“言志”传统,最终为词争得了时代文学的正统地位     

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郭沫若文学观嬗变新论

从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到风光无限却寂寞惆怅的蹉跎老人,郭沫若的文学观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中,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文学观念所包孕的范围在逐渐缩小,作家创作才能趋于钝化,艺术生命亦渐萎顿。郭沫若所走的文学道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从胎动腹中到苦涩青春的曲折历程。     

“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的嬗变——以韩少功、贾平凹、张炜为中心

1980年代初,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文坛产生了《乔厂长上任记》等典型文本。但随着文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先前的“舌战群儒”和“过关斩将”等模式已经不再适合深入描写变革的需要。此时,宗族观念作为改革的难题被重视起来,农村和地方的资源也被作家越来越多地汲取。随着传统伦理和文化开始被正视,人性被放置在历史中进行考量,人心变革书写开始更多地取代政策、体制变革的书写。外部变革渐渐成为背景,而“人”作为主体越来越被关怀。在这个过程中,以韩少功、贾平凹、张炜为代表的作家悄然完成了从“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