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中国”社会团结的秩序基础——兼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建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呈现出“新乡土中国”的发展样貌。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高柏镇乡村社会70年发展变革现实社会形态的呈现,借助对制度变迁理论中关于社会秩序议题的认知,把变革之中乡村社会秩序的构筑与形塑放在一个具有一定社会结构和网络关系的特定乡间聚落社会空间中,以考察村民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乡村组织）,群体（乡村组织）与群体（乡村组织）之间,基于特定社会处境或利益诉求,展开不同互动形态和关系连接,去理解和分析当乡村社会传统的村落团结维系“遭遇”外来的行政性力量“嵌入”时,乡村社会原有的秩序形态如何适应并整合新的外来力量,进而内外两种力量相互之间进行着怎样的一系列互构和博弈,并最终形塑了乡村的社会团结和秩序维系及其变迁。研究得出:当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之力量(国家政权的制度法规建设与政策施政倡导、乡镇政权的行政命令与施政干预、驻村乡镇干部的村治行为等),进入到乡村社会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并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恒定准则和样态(家庭及其家族、人际关系与人情往来、村落规范与村庄权威、村民小组与村级组织等),在村庄这一现实场景中遭遇,并转而进行着一系列的互构和博弈时,乡村社会里既存的两种场域形态——村头公共舆论场（非正式组织化的）和村庄红白喜事场（正式组织化的）,构成了乡村社会中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力量互动整合的主要场域,也成为调试外嵌性秩序与内生型传统这两股不同的地方性社会秩序维系的主要力量源,并最终构筑起了乡村社会日常的秩序维系与团结基础。     

祖先崇拜:支撑乡村生活秩序的传统宗教内核

祖先崇拜是儒释道等中国传统宗教与乡村社会生活秩序互构的内核.以祖先崇拜为代表的传统宗教伦理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相对稳定因素,并成为乡村生活秩序的内生性基础力量.在现代乡村生活秩序中,祖先信仰主要体现为:宣扬“祖先”和“孝”的理念、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完成敬祖仪式、构筑乡村社会的权力场域.对祖先崇拜进行适当制度化建构是协调国家、社会和宗教关系的很好途径,也有利于建立以内生秩序为导向的低成本乡村自治.     

乡治方式的传统与变迁——"唐宋乡村控制与社会转型"系列研究之一

农本社会、专制-集权的国家体制及其迫切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小农经济,影响了中国传统乡治方式的形成。皇权政治下大一统政权既要求建立攻防严密的政治秩序,更要求代表国家意志的政治秩序向民间社会强烈渗透。同时由于皇权专制和为之服务的官僚政治之间的矛盾,迫使官僚与下层社会势力相结合生成新的社会秩序。前阶段国家政治秩序对乡村社会秩序的改造和后阶段国家政治秩序对乡村新社会秩序的相融,导致了乡治方式的变迁。     

互动共治:乡村治理的历史逻辑与法秩序转型——从“桂西北”~①特定地域观瞻

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一直受到国家权力与民间内生力量的共同制约和推动,国家与乡村之间总体上处于互动状态。自治是桂西北乡村治理发展的逻辑趋向。厘清这一历史逻辑,为我们理解当下村民自治的失落与重生奠定了基础。村民自治在实践中面临制度异化和治理失灵两大困境。基于"后乡土中国"和"半熟人社会"的乡情,回归村民自治本色,需要走一条从单纯依靠自治转向政府乡村互动共治的新路,从理顺乡政与村治关系、尊重村民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民间规范与国家法律规范的良性互动、完善民主协商机制等四个方面推动乡村治理法秩序转型。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混杂多元的社会秩序中确立法治秩序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发挥最佳效用,是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实现诉讼解纷方式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培育乡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处理乡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的产权逻辑

农地产权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核心线索。由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认同和农民行为能力三个维度所表达的产权强度及其差异,是导致不同乡村治理模式的内在根源。农耕文化、地权模糊及其关系交易,构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遗产。从“产权弱化—关系型治理”向“产权强化—契约型治理”的转型,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产权模糊走向产权明晰、从关系型交易演变为契约型交易的历史逻辑。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农地确权所内含的产权明晰与稳定预期,正在推进中国乡土社会的转型,一方面逐步撕裂由亲缘地缘所维系的传统村社治理秩序,另一方面以契约化、正式化和法制化的现代化方式,重构“国家有作为”“社会有认同”“人民有参与”的法制、德治与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乡土中国与转型社会——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乡村是社会发展的有力依托。基于此,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这一概念用以描述理想型的传统社会。乡土中国在国家-士绅-农民的基本社会结构下,呈现出乡土本色、差序格局、无讼等特征,并在这些特征的维系下得以有效运行。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展开,传统意义上“皇权不下县”的状态已无法回归,基本的社会结构也被国家-代言人-农民所取代。乡土中国正在发生转型并呈现出了诸多新的特点,然而转型并不意味着质变,表面上看,虽然“乡土中国”逐渐演变为“离土中国”,但是乡村社会的底色尚在。在学理方面,我们需要围绕乡土中国与转型社会所展开的讨论作出理解和反思。     

民族乡村治理的秩序逻辑: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分析

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是理解民族乡村治理的核心维度。民族乡村的秩序均衡是乡村内生的自发秩序与国家正式的建构秩序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作用强度的差异,而在民族乡村呈现出不同的主导秩序。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引发乡村自发秩序与国家建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的双重失灵,造成了民族乡村的秩序危机。重构现代民族乡村秩序,其关键是实现乡村自发秩序、国家建构秩序与市场扩展秩序的融合统一。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秩序隔阂与政治理想的艺术表达——重新理解《锻炼锻炼》中的三个人物形象

《锻炼锻炼》是围绕着以杨小四、王聚海、“小腿疼”为代表的三方力量在一个政治秩序与乡土秩序激烈交锋的乡村空间中发生的较量而展开的小说。赵树理的那一颗为农民跳动的心使他敏锐地洞察到了三者面临的矛盾境地和经历的内心冲突正是两种秩序的隔阂在生存个体身上的体现。而乡土秩序的根深蒂固与政治权威的急待确立之间的矛盾隔阂便是小说世界和乡村现实中一切冲突的根源。同时小说也对作家调和政治秩序与乡土秩序的乡村政治理想期待进行了艺术化的表达。     

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与国家法的契合

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演进过程,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秩序整合作用。近代以来,乡土社会的剧烈变革不断解构着村规民约的社会权力基础,国家权力向乡村地域的下沉不断冲击着村规民约的生存空间,村规民约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这时,能够契合现代乡村公共精神和“乡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期的契约性权力便进入了视野,这种基于同意而形成的社会权力作为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最具理性和持久力。契约性权力为村规民约提供了权力支持,有利于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共生共存基础上的有机契合。     

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文化的变奏与调谐——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梳理

从“国家-社会”关系纵向演变的视角看,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传统国家-社会关系转型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乡村文化转变动向、乡民抗争性文化和国家与乡村社会文化衔接机制的变化。国家对农村社会高度整合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对农村文化改造的方式与强度,以及文化改造带来的农村社区文化与农村相关行动者行为逻辑的变化。国家体制性权力退出农村社会后的乡政村治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农村某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复兴与农村公共文化的重塑。梳理三个时期的中国农村文化研究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为：文化建设首先要确保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留乡”、“在乡”,引领农村文化发展方向;二要重视农村地方性文化网络对国家主流价值观“乡土化”的承接作用;三要关注农村文化受众的文化需求;四要注重发挥农村中传统的、惯习性文化的正向功能。     

流动、巨变与理性:理解转型期 乡村社会的关键词 ———读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

60多年前,费孝通在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深度观察与理解的基础上,写就了《乡土中国》一书。作为阅读和理解传统乡村社会的经典之作,书中所提出和论证的＂乡土本色＂、＂差序格局＂与＂礼治秩序＂等概念,至今仍是学者们认识和理解现代乡村社会的基础与前台。可以说,该书不仅为我们加深对传统乡村社会的理解提供了蓝图,也为我们认识现代乡村社会提     

文化交融视域下的乡村文化变迁与振兴——基于青海民和县杏儿乡7个村的探析

乡村文化对乡村生活理念、居住格局和生产方式等具有强大的引导和支撑作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和魂。因地制宜实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需要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变迁相适应的文化变迁。以青海民和县杏儿乡7个自然村为例,在文化交融视域下探析乡村文化的变迁,提出为适应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乡村社会内源性和外源性发展,应在时代变迁中凸显文化的区域特色、乡土特色和民族特色,在传承和创新中对乡村“原生型”“关联型”“碎片元素型”活态文化功能进行整体性提升。在尊重多族群主体性、相融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形成“整合-展示”“吸纳-交融”“整体-活态”的文化传承与变迁路径。     

导引秩序:马重雍与宣化冈哲合忍耶

在国家权威的映射下,穆斯林民间社会自有一套以隐性或显性方式存在的规则来引导乡土社会秩序.马重雍是“后马元章时期”哲合忍耶门宦在张家川宣化冈教宗,他继承马元章复教精神,兴办教育,教化民众;以文化反思宗教,淡化苏非主义的血统观念,使哲合忍耶教众不断融入到中国伊斯兰教群体中;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回民进步人士走入国家政治协商制度体系中,参政议政,营造宽容.马重雍一生的辛勤劳作,对于引导宣化冈周边哲合忍耶穆斯林乡土社会秩序有重要的意义.     

民间仪式权力运作与乡村社会秩序构建——以黔东南苗族D村鼓藏节为例

民间仪式始终在国家与传统两种力量的交织下进行,并渐变为一种权力资源符号影响着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从民间仪式中的权力关系入手,以黔东南苗族D村鼓藏节为分析个案,关注民间节日的运作与传统力量对维持村寨生活秩序的重要作用。对传统与国家两种制度模式在村寨生活中的关系作一探讨,认为民间传统力量在构建乡村秩序中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制度要素而存在。     

国际秩序变迁中的中美亚太战略选择

秩序（order）指“促进某些特定目标或价值的社会生活安排。”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是指在“维护国家社会（society of states）或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基本或主要目标的活动模式（pattern）。”这个目标包括维持国际体系和国家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冷战结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秩序权力结构正不断发生变化,中国崛起是催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亚太地区政治秩序总体上呈稳定发展趋势,但依然存在可能引发军事冲突的不定因素,如朝核问题、台湾问题、恐怖主义袭击活动等。中国崛起不可避免地冲击美国霸权主导下的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秩序,未来中美能否共同构建抑制地区冲突的有效机制决定亚太安全的可持续性。中关亚太战略可能会出现从维持现状到谈判对话、大国共治、再到权力转变的选择。     

社会转型与权力支配: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的习惯法

习惯法是构建乡土秩序的基础，它大致分为“公”、“私”两类。以往的习惯法研究往往注重于“私”习惯法，而文章则着重考察建立在乡村权威基础上的公共习惯法。20世纪中国巨大的变迁可以看作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国家权力开始渗透并控制乡村，它摧毁了旧有的乡土秩序，建立普遍规则统治，而习惯法作为一种旧封建陋习被清除。当今民间权威的重建，习惯法呈一种复苏态势，有效地影响了法的运行。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化在乡村的广泛深入，习惯法的影响成为一个不能确定的问题。     

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与价值重建--改革开放后乡村文化研究综述

乡村社会秩序体现的是一种文化秩序。同理,拯救乡村秩序的必要前提就是要重建乡村文化。由于以城市取向为中心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良莠并存,相互激荡,使道德领域出现了矛盾和冲突;乡村教育处于精神荒芜的境地,乡村文化越来越失去自信,而最终土崩瓦解。试图从乡村找到一种不受现代影响的,自足的、理想的文化只是一种乡愿,而坚持确保多元文化格局下的乡村文化的个性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新的文化自觉的思想才是当今乡村文化秩序危机的拯救与价值重建中最重要的。     

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乡村秩序的演化与重构策略——以W州X村为例

乡村秩序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加速推进,乡村旅游主导型村庄数量愈发增多,中坚农民和旅游外来从业者现象愈发显著,进而深刻影响乡村秩序的变迁。本文将X村作为乡村旅游主导型村庄的典型,从该村社会权力秩序、经济分利秩序、人际互动秩序、社会认同秩序等四个维度系统性地分析乡村旅游发展的兴起和阻滞两个阶段对X村乡村秩序的影响。经研究发现,在乡村旅游兴起和阻滞的发展阶段下,X村乡村秩序四个构成要素均发生形色不一的变迁,致使X村乡村秩序总特征经历熟人道义、利益共享——利益竞争、社会冲突两个阶段的特征转变。由X村乡村旅游与乡村秩序变迁历程可知,如果缺乏合理认知与干预策略,乡村旅游对于乡村秩序的影响则是负效应大于正效应的。为此,须借助合理的外力干预措施整合乡村公共空间,以尊重乡村社会内生力量的主体性地位,规制旅游外来从业者阶层的权责界限,从而在乡村旅游发展下型塑成以情感协作、共生发展为特征乡村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