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族人类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延续

现代人类学学科意义上的瑶族研究走过了90年的历程。以中山大学师生瑶族研究的学术史为主线进行梳理,可发现人类学研究瑶族的学术传统是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民族志写作聚焦瑶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关注瑶族区域的社会发展变迁。在新时代,瑶族研究应接续人类学者优良的学术传统,立足田野,扎根中国大地,把脉瑶族群众的主要矛盾,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加强与境内外人类学的对话,为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战略服务。     

瑶族称谓管探

瑶族自称复杂,他称繁多,这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是绝无仅有的。建国后,有些专家学者撰文探讨瑶族的称谓问题,诸如杨成志的《释瑶》、黄钰的《瑶族名称试释》、李增贵的《试说瑶语的“勉”》、舒肖的《也谈瑶族的“勉”》、李永燧的《关于苗瑶族的自称——兼说“蛮”》、蒙朝吉的《关于苗族瑶族畲族的“人”字试析》等,以上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有关瑶族的称谓,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对于弄清瑶族称谓的来源,推动瑶族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是很有益处的。 在研读诸多论文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瑶族的“自称”、“他称”的基本状况进行系统的疏理,对“自称”和“他称”的产生和形成的原因进行粗浅的探讨。这就是本文拟论述的问题,在此试谈个人的一管之见,就教于诸位专家学者。     

“历史民族志”与“历史的民族志”——民族志实践中的历史之纬

作为新兴的跨学科合作平台,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已渐趋成熟,其依托民族志报告的文本书写,包括两种类型：“历史民族志”和“历史的民族志”,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呈现不同的研究取向与价值。此二种写作方式,将历时性与共时性作为交叉的基轴统一纳入文本写作之中,将“过去”与“当下”融入整体的历史予以建构。但“历史民族志”将时间空间化、历史场域化,在历史的时间维度上做田野行走;而“历史的民族志”,更注重将时间维度嵌入空间的延展之中,在当下的田野中把握历史脉搏。     

社会理论、底层历史与民俗研究——读埃里克·穆格勒《野鬼时代——中国西南的记忆、暴力和空间》

美国人类学家埃里克.穆格勒的民族志《野鬼时代———中国西南的记忆、暴力和空间》,对“空间”概念和“行动者”等概念做了新鉴定,对众所皆知的“文革”历史事件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用民俗模式的生活属性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对民俗整体研究有一个理论上的整体把握;将社会理论、底层历史与民俗解读有机地勾连起来,加深我们对民俗事项的阐释深度。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可能需要长时段的田野调查方法和社会理论的介入。埃里克.穆格勒的这本民族志著作《野鬼时代》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典范。对于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来说,这本著作同样具有借鉴作用。     

略谈瑶人《过山榜》中“盘王”祭祀及文化渊源

略谈瑶人《过山榜》中“盘王”祭祀及文化渊源张雄在瑶人珍藏的种类繁多的汉字文书中，《过山榜》一类是最珍贵的文书之一①。这一类文书，产生时代较早，反映瑶人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较完整，对研究瑶族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主要根据我国瑶人收藏的《...     

无相之相的自我钩沉：一份底层劳动研究的民族志反思报告

围绕珠三角的一个底层劳动群体,我开展了博士论文的研究与后期的修订工作。通过反思“选题目、找理论、做田野、造概念”的过程,试图全面自省《无相支配——代耕农及其底层世界》一书的关怀与症结。《无相支配——代耕农及其底层世界》尝试书写在“关系”这一分析框架之外的底层劳动者,以记录历史细流中的底层之音,却多少陷入了自制的概念茧房之中。但无论如何,民族志的调查方法是与底层劳动研究契合的。一方面,田野调查周期与劳动周期是契合的;另一方面,民族志方法与底层劳动研究的公共关怀也是契合的。作为知识转译载体的民族志,至少可以部分完成底层历史书写的使命,彰显时代的公共关怀。     

族群文化精神史、历史民族志与文学叙事的复合——重论张承志的《心灵史》

张承志的《心灵史》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书写哲合忍耶教派的宗教文化精神的发展史。在书写方法上,《心灵史》以历史民族志的书写方法将历史文献与“历史田野”相结合,并以历史想象描叙历史情境。《心灵史》不是纯粹的历史学著作,它沟通了历史、人类学和文学,形成了一种复合型文本。     

王文芝展演凉山州蒙古族族谱的口述民族志

口述民族志作为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另一种探索，强调普通民众的发言权，在研究过程中加入了研究对象对自身文化的解读。笔者采用“口述民族志”方式开展凉山州蒙古族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系统性专题研究，凉山州蒙古族老人王文芝以“口述民族志”的方式展演当地蒙古族的文字记录与口述记录等各类族谱。从王文芝老人的自我陈述与自我阐释到笔者对口述民族志访谈资料所蕴含的“内隐记忆”的田野阐释，这则“对话式”口述民族志凸显了作为当地蒙古族文化持有者的王文芝的个体经验和人生经历传达，具体细节化地体现了当地蒙古族彰显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行动选择，展示了凉山州蒙古族社会性身份的构建过程。口述民族志应该为当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新时期以来彝族长篇小说民族志书写研究——以冯良《西南边》为例

新时期以来彝族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呈现出民族志书写的趋势,冯良《西南边》是较为典型的一部。彝族作家冯良有与生俱来的民族志书写优势,其作品形成了具有田野调查基础的民族志书写的范式,长篇小说《西南边》作为其民族志书写的集中体现,描述了彝地独特的自然地理风貌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有较高的文学审美性。对文化的阐释是作家探索民族发展和心理历程的重要渠道,在《西南边》中,作者通过对奴隶制、“毕摩”文化和民俗的阐释表达和探索了从民族改革到改革开放时期彝族的发展史及彝族人们的心路历程,同时,作者也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塑造展现了彝族的民族精神与品格。     

历史民族学的一项奠基性工作——《百苗图研究丛书》总序

“百苗图”是源自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一系列抄本的总称。“百苗图”是珍贵的历史民族志 ,其珍贵之处有三 :一、它是可以明确断代而又自成系统的贵州民族志典籍。二、它是图文并茂的历史民族志 ,信息荷载极其丰富。三、它是出自原作者陈浩的亲身调查 ,所载资料准确可靠。然而由于“百苗图”附有彩绘插图 ,批量刻版流播极其困难 ,故一直是以临摹抄本传世 ,时至今日 ,国内外公私所藏抄本多达百余种 ,不仅各抄本之间相互抵牾 ,而且不管哪个抄本 ,都有大量错讹、脱衍 ,以致研究者无所适从 ,为使这套珍贵的历史民族志典籍原貌得以恢复 ,全…     

“在场”与“生成” ———反思“实验的民族志”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假设被重新审视,“民族志现实主义”的合理性从根本上受到质疑,“实验的民族志”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新趋势：民族志既不是纯粹的关于“他者”文化的记录,也不是纯粹的关于民族志研究者的“个体”心理的呈现,而是一种关于“他者”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的文本,“反思”已经成为“实验的民族志”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而反思“实验的民族志”使得民族志的书写更加开放,从而提供了更多交流的可能性。     

瑶族《盘王歌》初评

瑶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盘王歌》、《盘王书》和《评皇券牒》(俗称过山榜),是瑶族用汉文记载的三大民间文献资料,对于研究瑶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试就《盘王歌》的内容、产生及社会价值略述管见,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试析《盘王歌书》的民族学价值

《盘王歌书》是瑶族的长篇史诗,是瑶胞的“国际歌”。它形成于唐朝中期,是我们今天研究瑶族史前社会、生产生活、风俗习惯、民间文学以及民族融合的重要资料。     

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讨论

艺术人类学研究有必要借鉴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民族志具有“文体”和“方法”双重内涵,对艺术研究的民族志讨论应包括“作为方法的民族志实践”和“作为文本的民族志书写”两方面的研究。在作为方法的艺术民族志研究实践中,“整体观”原则对帮助转换既有的知识传统中以孤立地谈论艺术品来解决“艺术”问题的倾向、模式,以及对“艺术”认知的“祛魅”,具有基础性意义;对“观察—体验”的实践理念的标举,正面回应了“体验”在民族志实践中的长期蛰伏状态;以“当下”地“共域在场”为具体操持方案,强调研究者对“场域”结构关系保持自觉并调动自身“在场”的能动性,机动地采取有目的的行为从调查现场获致所需信息。适应于实践的具体情况,艺术民族志书写将呈现为一系列的、调动多种手段的实验性写作。     

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探索

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是音乐人类学家对“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研究者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音乐人类学大致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20多年来,许多音乐人类学家纷纷把民族志研究方法应用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逐渐成熟起来。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包括确定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对象、作为搜集资料方法的“参与观察”、作为研究成果的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报告的撰写等。     

文化与文本的复象:格尔茨与民族志“诗学”形态的发生

民族志诗学作为文学与人类学相交叉的理论研究形态,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诗性要素。自现代人类学研究以来,民族志研究的诗学倾向肇始于克利福德·格尔茨,其文学性首要体现于民族志文本的书写体制之中。它作为田野经验的文本化呈现,既包含着“在场”与“离场”的交错杂糅,也关涉着“观察”与“理解”“表述”与“阐释”之间的缝合。格尔茨认为,从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化”视为“文本”所进行的一种“诗学”或“文学批评”向度上的阅读、分析与反思;而人类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作为“人学”的文学。在此,民族志作为一种召唤与回忆的拟像之物,通过具身化的方式而对文化的“他者性”勾勒一种复象的真实。     

神圣与世俗——瑶族文书《过山榜》的 精神向度

瑶族文书《过山榜》的内容涉神话、传说、族史、生产、生活、风俗、宗教等，比较详尽地记录了瑶族的起源、迁徙、习俗及瑶族人民开发山区所享有的种种权利，号称瑶族的“圣经”和“护身符”。作为契约型文书，《过山榜》是瑶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了瑶人既坚守神圣又关注世俗的特定精神追寻，对于缓解全球化语境下去圣化带来的精神危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为“文化实践冶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的视角与阐释

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让人类学家的“田野”不再局限于固有“方位”和实体空间,而逐步拓展至网络虚拟空间。 在网络空间中,研究者不仅是网络文化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更是对社区和研究对象做出积极贡献的“创造者”。 作者以自己的田野经验和个案研究为例,将网络民族志视作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同进行的“文化实践”活动。 这样的研究视角和以往网络民族志相关研究较为不同。 同时,研究双方于网络空间中的“共在”,使得研究者在研究方法、参与度及个人情感投注等方面都发生变化。 由此,作者提出,在网络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作为观察者和文化创造者的双重身份得到凸显。 此外,网络民族志中的田野更具“流动性”,民族志文本的写作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通过该研究,作者认为,从研究者的视角深入剖解和讨论,不仅在于了解网络对研究过程所带来的影响,还在于把握研究者如何面对网络世界,如何阐述自己。 而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样的研究思路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思网络空间赋予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历史民族志点校疑义例举

整理、研究、点校、重版历史民族志 ,需要具备点校的基本知识 ,遵循点校的基本规律 ,懂得民族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 ,了解各类文化事项的历史背景及相关民族的文化传统。贵州人民出版社重版的李宗《黔记》 ,由于点校者的粗心、轻率和武断 ,出现了诸多的不应有的失误。本文以李汉林《百苗图校释》一书为基础 ,通过对李宗《黔记》的“刻本”、“铅印本”和“点校本”三个版本的全面勘核 ,指出“点校本”的代表性失误 ,并分析其致误的原因 ,旨在唤起学术界对民族史志整理工作的特点和难点的关注。     

文化的解释:民族“志”的书写问题

民族志是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考察后用于书写“异文化”的主要文体,也是现代多元社会中传播不同民族形象的主要媒介.20世纪30年代后,功能主义学派的兴起使得文化研究转向了在社会现实中的功能研究.虽然各自的理论稍有区别,但马林诺夫斯基和德拉克里夫·布朗分别以自己的经典民族志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都对以往文化研究中那种企图追踪、重塑文化历史的真实性产生质疑,而认为人类学的研究应该集中在对现存文化和社会的分析说明.到了格尔兹以后,则又出现了对民族志写作的符号学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