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0年数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备受关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调查数据,了解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通过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出结论: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整体上比较高;性别、年龄、信仰、婚姻、居住地、社会地位自评、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家庭经济地位自评、收入合理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社会评价、家庭变量和态度变量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经济先发地区居民幸福感追踪调查——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本文采用追踪研究法,基于4个时点、8669个样本,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状况进行纵贯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总体幸福感水平稳定在3.2分左右(5分满分)。排除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居民自身的先赋因素(性别、年龄、户籍、居住地)和获致因素(婚姻、学历、职业、收入)均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语言让生活更美好：普通话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评价生活质量及满意度的重要标尺。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和2015年的数据,考察普通话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人口学指标以及经济、社会等因素之后,普通话能力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替换变量法以及基于条件混合过程(CMP)模型的工具变量回归表明,普通话能力对居民幸福感的积极影响是稳健的。女性、南方居民、城市居民、非农业人口的普通话能力对幸福感影响更加明显。逐步检验法和Bootstrapping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心理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在普通话能力与幸福感关系上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可见,语言能力具有幸福效应。国家应该继续加强普通话的推广,为民众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服务于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有序Logistic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

本文利用2013年CGSS调查数据,在对主观幸福感及收入分配差距进行探索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GINI系数、熵指数、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和变异系数与主观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是稳健的,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呈现先增长后下降趋势.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健康、婚姻、住房、社会公平和社会信任等变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差异,经济增长、财政公共支出、城镇化率也能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的分组群体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为响应“建设幸福广东”的“十二五”目标,采用追踪研究法,跨越4年时间,获取8669个样本,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状况进行追踪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居民自身的先赋因素和获致因素对幸福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居住地环境和工作单位性质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为显著。该结论对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幸福感具有指导作用。     

论城乡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以湖北省十堰市为例

主观幸福感主要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居民幸福感指数是居民主观幸福感感受程度的指标数。在过去十年里,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和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监测社会进步和评估社会政策,发挥着民众生活状态和社会运行状况“晴雨表”的作用。本文以对湖北省十堰市城乡居民幸福感指数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为基础,得出社会人口学特征、兴趣爱好、压力应对方式、未来目标等是影响十堰市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的结论,阐述了政府在全面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跨越式发展的基础上,应更加关注基层养老问题、注重改善民生、加大教育投入、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并重视对社会心理的把握和引导,以期有效提升城乡居民幸福感。     

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多种预测模型

本文利用2013年CGSS调查数据,通过对国内外主观幸福感的文献综述研究,综合考量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特征,主要是收入因素、宏观社会经济变量和个体特征变量,建立了多种模型,通过对全部数据、训练集、测试集等模型比较验证,并利用评价指标综合考虑,得出随机森林在分类模型中对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预测较为合理且准确.根据模型结果,文章从收入因素、收入差距、社会环境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空间格局及成因探析 ——来自人口活跃度、居民幸福感的证据

该文以空间为分析尺度,结合实地调研资料,分析了新疆区域经济差异、人口活跃度和居民幸福感的基本态势和内在联系,运用空间计量实证工具对新疆区域经济差异之成因进行探索,进而提出了缩小地区经济差异的具体措施。研究结果表明:新疆区域经济差异、人口活跃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一定空间耦合与分异;人口活跃度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新疆区域经济差异有显著助长效应;居民幸福感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在空间上表现出与之相反的变化态势,部分区域受不同文化影响,对幸福感认同存在差异;对口支援有效抑制了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的进一步扩大,企业家信心不振削减了产业转移的积极作用;传统文化与市场文化的调适程度以及政府对市场经济干预程度等因素,均是新疆经济增长异速前进的重要影响变量。因此,打破新疆自然地理空间的藩篱,注重人口发展质量,提升居民幸福感,提高对口支援质量与效率,以及培育市场机制等,是缩小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手段。     

乡村社区环境感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探究环境感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旨在为人类生活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及对学界研究社区环境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关系提供研究依据。采用乡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调查问卷及量表统计的方法,对福州市晋安区、平潭综合实验区、福鼎市及永泰县的乡村居民进行实证调查,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2个维度的感知情况入手,对乡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然环境感知中的“生物多样性及景观”“水质”等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工环境感知中的“村庄风貌”对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环境感知的回归系数全部为正,人工环境感知回归系数有正有负。可以看出：自然环境感知和人工环境感知都会影响乡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且自然环境感知对乡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生态保护和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依旧应当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为了综合考察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对城市居民综合幸福感的复杂关系,调查了3192名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城市居民,结果发现: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随家庭经济收入增长而提高,随城市经济增长而下降;家庭经济收入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都显著正相关,而城市人均GDP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家庭经济收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综合幸福感,但地区经济在家庭经济和综合幸福感之间起重要调节作用,即家庭经济对综合幸福感的解释率随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降低。基于此,政府应致力于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逐步平衡地区和家庭之间收入差距,这将对城市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社会比较、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了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其关键在于比较,社会比较和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比效应是解释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时间比较对不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心理不健康、多子女、家庭经济地位高、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影响显著。据此提出,推进老年人继续教育、再就业等工作,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加大民生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政策倾斜与人文关怀重点关注弱势老年人群体;重点推进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建设。     

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因素研究——基于CGSS2005数据的分析

基于CGSS2005数据,建立多层次模型对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经济收入、住房产权、人际交往、贫富分化、民主参与、政府服务、社会保障、矛盾纠纷等对居民幸福感水平有显著的影响,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必须从上述各方面入手。     

福州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福州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总体评价、不同群体的幸福感差异以及各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情况。并运用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探究福州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力。结果表明:个体特异性因素、就业发展因子、家庭文体因子、公共服务因子、居住环境因子、生存环境因子和社会环境因子等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个人因素对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考查了人口特征、经济状况、健康状况三类个人因素对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在第一阶段(由没有生育意愿到意愿生育1个孩子),经济状况对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已有孩子情况及心理健康等人口和健康状况因素显著影响生育意愿;在第二阶段(由意愿生育1个孩子到意愿生育2个或以上孩子),年龄、民族、户口、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已有孩子情况、收入、住房面积、心理健康等人口、经济和健康三类个人因素均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在人口特征不易改变的情况下,提高居民健康素质、提高居民收入或设置生育补贴、保障居民住房面积等是未来促进居民生育意愿,尤其是二孩意愿的三个政策方向.     

海岛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

后GDP时代,居民主观幸福感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指标之一。本研究通过编制海岛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对海岛舟山群岛新区的600名渔农村居民进行了调查。通过对影响海岛居民主观幸福感的7个因子和总体幸福感的6个维度的路径分析,搭建了海岛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模型,同时就海岛地区如何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影响河南省城镇居民幸福感的相关因素调查

通过对1 167份关于河南省城镇居民幸福感和一般情况问卷测试结果的分析,找到影响河南省城镇居民幸福感的相关因素。统计结果表明:居民们的政治面貌、民族、收入、年龄、本地或外来等因素与幸福感无关;性别、宗教信仰、教养方式、家庭结构、居住地、亲密朋友多寡、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与居民幸福感有较高相关。     

互联网使用频率可以促进居民身心健康吗?——一个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

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作用及机制。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频率可以直接促进居民身体、心理健康,也可以通过主观幸福感间接推动身心健康水平的提高,此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上述影响路径存在性别、年龄阶段、户籍差异;互联网使用频率对男性、中青年居民身体健康的正向影响明显强于对女性、老年居民的影响;互联网使用频率对青年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显著;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仅在女性、中青年及农业户口居民中显著。因此,应审思互联网的正反双重功能,实现互联网高质量发展并促进居民身心健康。     

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本文使用幸福感问卷和价值取向问卷对吉林省大学生进行实证调查,将所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有所转变,对自我关注增多;幸福感总体水平较高,幸福感指数为6.64;集体取向、人际取向、自然取向、成就目标取向、遵从取向、情感取向对大学生幸福感都有显著影响,其中集体取向预测性最强。在职青年的幸福感指数最低,综合幸福感水平也明显低于研究生和在校大学生。结论为价值取向对幸福感的作用受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个性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     

影响非农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研究

已有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会削弱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不过,目前尚不清楚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效应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能否保持稳定,还是会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发生变化。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获得的问卷数据的分析非农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1.不同群体的非农工作者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明显差异,而社会经济地位是导致该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2.工作家庭冲突会对非农工作者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3.对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观念的高度认可,能够缓和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程度。因此,应有针对性地提升非农工作者的主观幸福感。     

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山东省淄博市作为全国6个扶贫改革试验区(辽宁省阜新市、浙江省丽水市、广东省清远市、江苏省宿迁市、山东省淄博市、福建省三明市)之一,在全国的扶贫改革工作中承担着先行先试、探索创新的任务,在脱贫攻坚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可供借鉴的经验。通过构建"七维度九因素"的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观测量模型,采用方差分析方法,对淄博市五区三县52个乡镇,335个村庄的804名特殊困难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农村特殊困难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既受内在人格特质的影响,也受个体特征(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身体状况)、经济状况和社会支持等外在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