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新阶段与贸易政策新挑战

全球化进入发展新阶段,制造业的服务化趋势加快,数字贸易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机遇也对就业增长形成挑战,全球价值链正在转型重构,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革已经开始。与此同时,WTO全球多边体系改革迫在眉睫,贸易制度聚焦"公平性",各国贸易救济的制度性保护加强,数字贸易规则将成为全球贸易治理的制高点,贸易数据和统计方法滞后妨碍贸易决策,自战后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建立以来,贸易政策还是首次居于全球政治议程的中心,应对全球化新挑战需要各国的政治共识与商务外交合作。     

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赤字”与中国的对策——基于全球公共品的视角

尽管数字贸易这一新兴贸易形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这种公共品却呈“赤字”状态。从需求角度看,数字贸易迅猛发展所产生分歧与争端的加剧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客观推动,增加了对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需求;从供给角度看,WTO半缺位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供给,多边贸易协定的竞争化及碎片化,使得数字贸易治理的供给相对需求而言,处于“赤字”状态,这源于全球数字贸易大国在相关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且无法达成共识。应对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赤字”,我国要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法律制度,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数字贸易治理,管控、协调好与主要数字贸易大国的矛盾与分歧,促进我国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健康发展。     

全球治理转型中转基因食品贸易纠纷的解决之道——兼论我国的策略选择

转基因食品贸易纠纷凸显出全球化进程中贸易与环境议题的复杂性。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模式在纠纷解决上显得举步维艰。在全球治理机制更新与格局调整的背景下,对转基因食品贸易纠纷的解决应通过治理主体、治理形式和治理层次的多元化,来实现纠纷解决理念的转换、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及柔性治理的转化。我国须坚持民主平等原则、权责统一原则,通过转基因食品贸易战略选择、制度设计和配套机制建设,提升应对转基因食品贸易纠纷的能力,维护本国利益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协调与平衡。     

中国与欧盟贸易中的欧洲利益集团分析

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世贸成员,欧盟对华贸易救济问题成为中国与欧盟贸易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关于此问题的原因,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但其中多数解释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中国与欧盟贸易问题上,欧洲利益集团是影响欧盟对华贸易救济决策的重要因素。本文在介绍欧盟贸易救济决策体系的基础上,讨论了欧洲利益集团的不同类型及其对欧盟对华贸易救济决策的影响力。最后,从欧盟和成员国两个层次详细分析了欧洲利益集团对欧盟对华贸易救济决策发挥影响的过程。     

论中国在全球农业治理中的角色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越来越丰富的全球议题被纳入全球治理框架下,其中全球农业治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与影响日渐突出。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通过“南南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农业治理,文章从农业合作机制、农业发展援助、农业科技与机制创新、农业投资与贸易四个维度分析中国在全球农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认为农业合作机制是参与全球农业治理的重要保障,发展援助是全球农业治理新的切入点,农业科技与机制创新为全球农业治理提供技术支撑,农业投资与贸易是促进全球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的重要引擎。 通过分析农业领域提供的中国方案,探索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全球农业治理体系的新思路。     

论贸易救济措施滥用的制约与应对

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是当下不少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手段。文章探讨贸易救济措施滥用的行为特征、产生的法律背景和表现,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层面分析制约和应对贸易救济措施滥用的路径。     

能源治理研究述评

近年来全球能源治理成为国际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热点.能源治理起源于全球治理对能源方面的关注,旨在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多边应对能源贫困、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全球性危机.从国内外能源治理相关文献入手,结合G20峰会的最新成果,围绕全球能源治理的研究现状、概念内涵及研究热点问题对能源治理研究开展综述.结合我国发展现状,理清我国参与能源治理的态度.     

国际服务贸易救济制度简论

作为经济自由化的伴生物,贸易救济制度的价值在于对经济自由化给国内产业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进行救济。贸易救济制度不仅适用于货物贸易,而且还适用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救济制度片面地把贸易救济制度的适用范围局限于货物贸易领域,形成了狭隘的贸易救济制度适用观。当前,应该着力构建国际服务贸易救济制度,即反服务倾销制度、反服务补贴制度和服务保障措施制度。     

日本的贸易救济制度与中国的对日贸易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实行的是消极的贸易救济制度。日本一方面成为其他国家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对象国,另一方面却几乎不对他国实行贸易救济措施。因此,与中国对欧美贸易有所不同,中国的对日贸易迄今为止受到日本贸易救济制度影响比较小。但是,最近日本对韩国进口的D-RAM实行了反补贴措施,以此为契机,日本开始出现向积极的贸易救济制度转变的动向。这一转变必将对中国的对日贸易产生影响。我国政府和企业必须对此有所准备,加强对策。     

全球携手 共抗危机——伦敦金融峰会述评

4月2日,G20伦敦金融峰会在全球瞩目中落下帷幕。峰会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全球金融监管、发展中国家援助、抵制贸易保护等方面达成的诸多共识令人备受鼓舞。     

RCEP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困境、机遇与路径

为识别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面临的挑战,探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带来的机遇,对中国借力RCEP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路径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既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机制建设滞后,个别国家蓄意设置治理障碍,逆全球化浪潮削弱了改革共识; RCEP能够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带来新的契机,有助于重构合理高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消弭单边和霸权主义障碍,弥合全球多边政治互信; 中国亟需紧抓RCEP签署的机遇,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凝聚区域经贸合作伙伴力量妥善处理中美竞合新关系,积极探索全球投资贸易治理机制创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RCEP框架良好对接,守护多边主义,巩固政治互信。     

基于DEPA探究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前景

随着全球数字贸易的迅猛发展,当前WTO多边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存在缺失,使得数字贸易治理呈现出区域化趋势。为探究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前景,预判亚太经济体参与数字贸易治理的可能路径,基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采用文献分析、规则文本对比、逻辑推演等研究方法,对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的议题广度和深度、谈判模式、模块特征、关注焦点及竞争格局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判。研究认为,未来亚太数字贸易治理主要呈现以下趋向:数字贸易治理将涵盖更多新兴技术领域,传统议题也会趋于更高标准; 专门协定的高效率将驱使数字贸易议题逐渐与传统议题相剥离,协定的框架形式也将采取开放、灵活、包容的“主题模块”形式。数字包容性发展、数字便利化等议题将是亚太数字贸易治理的焦点议题; 亚太数字贸易治理的大国博弈将以中美两国为中心,中小经济体也会以“联合抱团”来争取某些议题的话语权。     

国际贸易生态化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态分析简

随着国际贸易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迅速推进,全球经济的紧密关联已经使得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变得日趋重要,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发展理念必须对国际贸易生态化的影响加以考虑。研究生态资源的有效治理机制问题,可基于SES（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的公共资源治理之道,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将国际贸易与环境规制的制度因素引入生态系统的综合治理框架,探讨SES框架下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治理机制。国际贸易生态化是处理国际贸易对于生态环境影响的一种绿色理念,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不仅要避免完全从技术层面寻求改变的途径,更应该避免仅着眼于问题的表象而不对其根源进行探讨的解决之道,力图从全球贸易的宏观视角和生态发展的长期维度,分析包括国际贸易在内的生态系统的综合治理机制。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随着知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一个影响创新、贸易、投资、人权、就业、公共健康、气候变化、遗传资源、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广泛领域的全球性因素。作为知识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利益分配的基本规则,知识产权国际制度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着重要影响,因而,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不仅是我国有关部门的一项重要实践,而且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因此,对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现有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的研究方向,不仅可以深化和拓展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对两个学科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可以为我国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提供有益指导,对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文献考察,国内外学者关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研究主要涉及基本内涵、主要特点、发展趋势、动力机制、政治过程、经济效应、困境与出路以及我国的应对等方面。尽管我国学者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关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研究总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现有研究主要停留在政策层面,理论基础研究缺乏;关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理想模式不清晰;对我国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理想模式的探索以及对策研究的深化等。     

机械系统结构动力学方程的李群分析法

“农业龙头企业+农户”模式存在高违约率,这导致合作失败成为普遍现象。从农户视角,基于海南、湖北、江西等5省共257户农户调研数据,构建了一个“农业龙头企业+农户”营销渠道关系风险、治理机制和交易绩效的关系模型,实证分析关系风险对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以及治理机制阈值效应。结果显示：农户基于关系风险选择不同的治理机制,进而对交易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治理机制不仅对关系风险和交易绩效间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而且对交易绩效存在阈值效应,即低水平的信任和传统社会规范治理对交易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高水平的信任和传统社会规范治理对交易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低水平的权力治理对交易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而高水平的权力治理对交易绩效的负向影响显著。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历史经验、现实约束和战略选择

随着全球价值链重构加速,各国相继出台竞争性产业政策,以推进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位势攀升。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过程中,虽有大国赶超的历史经验,但全球化纵深发展催生出不同于以往的现实约束,亟待思考破局之道。基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历史实践,通过文本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研析当前治理环境的约束特征并提出战略选择。研究发现,直接参与工业现代化进程、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专攻全球价值链特定环节和对标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有助于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但全球价值链科技藩篱高筑、纵向分工萎缩而横向竞争加剧、协调机制失衡和缺乏治理共识等现实约束阻碍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进程。研究表明,中国亟待加强国际科技创新治理、聚焦价值链重点产业治理、统筹国内外平衡治理和深化区域合作协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