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简、帛《五行》看《荀子·不苟》篇之“独”——兼论荀子与思孟的思想关系

《荀子·不苟》篇“养心”章具有明显的思孟化理论倾向。具体到对“独”的认识,它与简、帛《五行》有两点相同,即都认为作为实体的“独”专指纯粹以仁义为内容的道德心,作为工夫的“独”是指养成此道德心的专一工夫。在此基础上,荀子又创造性地发展出“独”的第三层意涵,即作为此道德心之流行和展开的社会政治实践。此外,在对“养心”进路的分析、对“善”“德”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对“君子”的定位、对“轻”“形”等概念的界定上,“养心”章与简、帛《五行》也存在理论相通之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神圣家族》中的生活思想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都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期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二者都把“生活”作为重要概念进行论述。从作为经济学哲学概念到作为社会批判概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生活”的认识经历了从对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视到对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生活的揭露，从分析“生产生活”的异化到对“非人性”生活的批判，从“生活的手段”到消灭“非人性的生活条件”的思想历程。人类的历史是人类生活发展的历史。解决人的美好生活如何实现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活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这对当今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开启一种全新文明的生活形态的高度来理解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才能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刻意义。     

以《晋绥日报》副刊为例谈群众英雄的叙事策略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使得文艺大众化、通俗化成为时代主潮,群众成为最重要的角色进入到文学视野与此形成独特的对话关系。正是在这一时代语境中构成的“政治建设”的整体性探究,产生了由对个人力量的表述到集体概念的重视。“群众英雄”的政治认同成为了阐释历史中心事件的话语力量。通过英雄平民化的政治路径呈现了抗战文学叙事的双向交流动程,继而寻找开拓新英雄主义叙事空间的策略。     

试论《周易·系辞传》中的阐释策略

《周易·系辞传》是《周易》从“古经”到《易传》形成过程中的一篇重要阐释著作。《系辞传》在解释《周易》时巧妙地运用了一些阐释的策略,在“易”、“天道”、“人道”之间建立了一个映证模式,设置了从“易”、“圣人”到“君子”、“百姓”的一个认知能力递减的等级体系,并竭力使《周易》所显示的“道”神秘化,从而完成了《周易》作为人类社会法则的阐释任务。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汉语方言大词典》引用《甬言稽诂》疏失考

《汉语方言大词典》引用《甬言稽诂》1 400多条，既丰富了《汉语方言大词典》的内容，也扩大了《甬言稽诂》的社会影响。但在征引过程中，也存在“理解原书不准确造成的疏失”“原书表述不清晰造成的疏失”“引用原书文字方面的问题”“原书明显有误而照搬照录”等情况。为了还原方言本真，避免以讹传讹，有必要进行辨析。     

宋元《尚书》学略论

宋元时期《尚书》注解之书有数百家之多,本文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侧面加以概述：一是黄伦所推崇的张九成的《尚书详说》,此书将《尚书》的“天”“帝”概念解释成人格神,强调人们须敬畏“天”“帝”,此解符合殷周时期语境;二是作为元以后官学读本的蔡沉的《书经集传》,此书将《尚书》变成了一部上古圣王的“传心”录;三是王充耘的《读书管见》,此书深批虞廷“十六字心法”,一语中的。最后,介绍了宋元时期吴棫、朱熹、吴澄对《古文尚书》的质疑与辨伪。     

“断裂”还是“升华”——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中劳动概念探碛

“劳动”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的劳动概念进行历史改造,对劳动问题作了哲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初次探索,使人的本质在劳动中得以澄明,探寻到正确解答“历史之谜”的锁钥。在后来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在科学把握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将劳动置于资本主义生产中,对劳动概念赋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内涵,以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资本逻辑宰制下的劳动表现为雇佣劳动,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源。对比两本著作来看,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研究在认识层面上出现了“断裂”,将马克思早期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与成熟时期以现实的资本主义批判为出发点的科学思路相对立。但究其根本,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的根本目的一直是基于劳动解放进而扬弃劳动对人的异化状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存在论的视域看,马克思正是理解到“解决人的存在问题”的基础在于经济现实,因而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研究实现了从思辨哲学向科学论证的“升华”,体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对唯物史观的创立以及人的解...     

跨越时空的交流——《永州八记》创作实践与《谈艺录》文学创作理论契合点之论证

钱钟书的《谈艺录》是一部诗论专著,他的许多见解是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理论。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与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提出的许多理论概念相契合。本文旨在分析《永州八记》的创作实践如何体现出钱钟书的“执情强物”、“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假物得姿”这三个属于创作论范畴的理论概念,从而对柳宗元的游记散文的特质进行把握。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