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治理改革的切入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政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县域治理也正在经历着艰难而重要的转型。近几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县域治理改革,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引起了各方极大关注。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本刊约请几位学者就县域治理改革的切入点、我国县域治理改革实践的总体特征与方向、当前省管县改革的基本态势与走向、县域环境治理中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等问题分析了县域治理改革的实践与走向,以期推动该问题的研究。     

“双非地区”倒挂式贫困的治理困境

倒挂式贫困主要包括发展倒挂和福利倒挂两层含义，是政策倾向性下资源的非均衡配置、行政压力弱传导、政策叠加与“福利悬崖”以及乡村场域内在的贫困韧性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倒挂式贫困具有分布弥散、群体的内生发展能力受限等特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既有脱贫经验并不能简单复制和套用，而需要顶层设计层面立足整体性治理，将扶贫战略逐步转入“战时”与“平时”相结合的过渡模式，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兜底功能，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等涉农战略衔接配套，增强倒挂式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     

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及其治理

相对贫困是我国2020年后贫困治理的主战场。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地方政府探索相对贫困治理的案例和数据,发现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具有经济结构性、政策负外部性、社会权利性、社会时间性和社会心理性等五个维度。相对贫困的相对性、多维性、脆弱性、动态性、发展性、长期性、特殊群体性、强区域性,要求国家建构新的贫困治理体系。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应着力构建益贫式经济增长体系、综合性扶贫政策体系、包容性社会发展体系、多元化贫困治理体系、理性化心理认知体系,针对性地破除相对贫困的多维相对性,使相对贫困治理走上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的轨道。     

基于家庭策略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

家庭是贫困治理的社会基础,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基于家庭策略的视野,通过对两个贫困家庭在减贫过程中不同减贫方式的分析与比较,探讨家庭策略如何被自主运用来解决贫困问题。研究发现,“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下,多子女所带来的路径可选择性与关系灵活性让家庭有更大空间采用有效的家庭策略,以“代内合力”和“代际合力”为一部分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源及“资源变现”的空间与条件,从而为实现“家庭减贫”创造机会。在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家庭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充分激发家庭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我国县域治理改革实践的总体特征与方向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政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县域治理也正在经历着艰难而重要的转型。近几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县域治理改革,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引起了各方极大关注。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本刊约请几位学者就县域治理改革的切入点、我国县域治理改革实践的总体特征与方向、当前省管县改革的基本态势与走向、县域环境治理中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等问题分析了县域治理改革的实践与走向,以期推动该问题的研究。     

贫困治理困境的结构与冲突

运用“结构—冲突”的分析框架,通过对Z县精准扶贫案例的分析发现,贫困治理中的冲突可概括为两类,分别为主体间冲突和项目制冲突,而导致精准扶贫陷入两类冲突的重要原因是结构性要素的失衡。具体而言,贫困治理中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制度结构的非稳定性、利益结构的非均衡性、治理结构的非对称性和资源结构的非对等性。在当前精准脱贫的决胜攻坚阶段,应注重从村庄治理入手,通过结构性调适建立起相对均衡的体制机制,进而化解贫困治理中的冲突与矛盾,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     

城市贫困空间固化的社会治理研究

综述近年来城市贫困空间研究成果,城市贫困空间多元固化性日趋突出,表现为弥漫型面状扩张、镶嵌状隔离与簇状隔离、碎片化的"城中心、外围区和城乡结合部"贫困空间集聚;住房体制改革、市场化开发拆迁、流动人口聚集以及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等固化了贫困空间的集中化。从社会治理的视角,提出了以贫困聚集区为单位的治理思路,一是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强化公民参与过程,改变贫困区域的地域格局。二是以教育资源为重点,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改善贫困区域的生态环境。三是以政府购买服务为手段,丰富公共服务内容,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项目。     

县域治理中的“网格赋能”：实践逻辑及现实困境

中西部地区县域网格化管理政策创新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乡村社会转型中的事务治理困境,要求县级组织积极回应和解决;另一方面,县级条块合作治理机制面临现实难题,需要通过政策创新提高治理能力。中西部地区县级政府引入网格化管理工具,是为了利用网格技术和网格员队伍不断提升部门的回应能力和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水平。但是,基层事务属性和技术治理的弊端导致信息生成和入格面临诸多限制,政治、行政与自治的协调困境导致事务治理演变为风险治理。只有构建县域权责协调的协同治理架构,网格化管理工具方能促进基层善治。     

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及其贫困治理能力

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村发展的重要经济载体,其反脆弱性在农村贫困治理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联结农民个体、聚拢闲散资源方面,农民合作社是重要抓手:一方面,通过把单个的农民集合起来,增加农民群体共同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提高农民群体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抗逆力;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社发挥实体平台作用,将农村较为优良的资源聚集起来,发挥资源整合效应,提高农村优质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文章剖析农民合作社社员在组织能力、管理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的反脆弱性,探讨农民合作社在整合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资源方面的反脆弱性发展,进而论述在农村反贫困战略中,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能力。 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为其参与贫困治理提供了可能性,其反脆弱性发展为农村贫困治理增加了可及性,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能力日趋提高。     

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研究

现有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主要为实现目标、实现路径、根本要求、保障体系等四个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我国精准扶贫脱贫实践面临各级政府及帮扶对象之间的“道德风险”、社会公众与帮扶对象之间扶贫“供需脱节”、多主体不协同产生的“碎片化扶贫”三大难题。故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要依托“互联网+”技术,发挥第三方专业化服务、资源整合转化和双边市场支持的优势,尽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常规治理、运动式治理与中国扶贫实践

精准性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反贫困实践,采用常规治理还是运动式治理成为精准扶贫可能与否的关键。 除照章办事的科层运作外,常规治理还有策略主义、半正式治理、“不出事的逻辑”等内涵,其内在弊端“模糊治理规则、影响政治绩效”使得它在恰当的时机下向运动式治理转化。 依托于首长负责制、驻村工作队、群众动员等组织运作机制,地方政府声势浩大的扶贫运动取得显著成效,然而也表现出精心应付的缺点。 作为常规治理的重要补充,运动式治理不可能消失,其偏离运动目标诱发多重紧张的弊端及相应纠偏机制值得继续深究。     

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及中心式治理

我国精准扶贫正处于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退出标准,从而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摘帽。结合贫困村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关系,即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及其相互间关系,建构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行动者的行动受结构位置和行动者个体理性共同影响。在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中,村干部和驻村干部作为治理主体是结构中间位置,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分别处于结构中心位置和边缘位置,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形成差异性的结构关系,表现为“行为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弱联结关系”和“行为性弱联结关系”。同时,由于围绕贫困户脱贫的压力型目标,使贫困村治理呈现出中心式治理的结构特征。贫困村中心式治理特征的优化,关键是发挥贫困户的主体性地位,提升非贫困户的参与性,强化村干部的治理角色,从而实现贫困村的治理有效。     

精准扶贫的实践偏离与基层治理困局

以西南地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精准扶贫实践为分析对象,考察了精准扶贫实践的偏离问题,并从基层治理的角度对偏离的原因进行了阐释。从精准识别来看,横截面识别、标准化、僵化的指标与村民生活的动态变化、村庄现实的不规则性以及村庄道义相偏离;而在精准扶贫的实施过程中,偏离主要表现为扶贫资源投入的内卷化和人力投入的内卷化。研究从基层治理的角度阐释了精准扶贫实践偏离的原因。在村庄层面,精准识别的“去政治化”,即未能形成对大多数村民的政治动员,是导致实践偏离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县、乡层面,精准扶贫实践中“行政吸纳政治”的逻辑也是实践偏离的影响因素,以专业化、标准化为特征的技术治理、将“树典型”作为目的而非手段、事本主义逻辑,都是构成精准扶贫内卷化的原因。     

反对称热流边界条件下双弥散多孔介质内对流传热研究

从不完全契约的理论视角,运用“剩余控制权”的概念,分析产业精准扶贫中政府、扶贫企业和贫困农户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研究发现,产业精准扶贫的剩余控制权冲突主要表现为：扶贫产业选择合理性与紧迫性之间的冲突;扶贫产业开发盈利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冲突;扶贫产业发展嵌入性与挤出性之间的冲突。应当从明确产业精准扶贫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制定产权整合规则、提高社会嵌入程度和完善法律解决机制等方面化解剩余控制权冲突,以降低扶贫产业开发风险,减少扶贫产业开发的交易成本,增加贫困农户的内生工作能力,促进产业精准扶贫质量的提升。     

精准扶贫的国家逻辑

精准扶贫是中央动员之下全员参与的减贫行动,作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组成部分,政治性与社会意义同在其中。中央部署,地方执行,覆盖全国,明确时间表推进的工具理性行动,加之精准详细的考核指标,将制度资源和组织资源高度叠加。政治动员是精准扶贫的起锚点,为之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动力,又因之而具备鲜明的政治属性。社会协同是多元社会之下公共事务的必然选择,政府、市场和社会各有分工又聚焦共进,在精准扶贫的场域中探索社会治理的路径。第三方评估以项目制引入科研院所与社会组织,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科层内上下级考核评价,显现出民生回归社会的意涵,亦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现。     

基层党建引领精准扶贫:一个优势治理的视角

在开展精准扶贫过程中各地既有共性优势,也有特色优势.相对"问题视角"而言,"优势视角"对精准扶贫工作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运用优势治理的分析视角,通过对Z县L镇的实地调研发现:L镇以党建为抓手,结合地处城郊的区位优势,充分利用当地富余的劳动力资源,建立劳务服务中心;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探索基层党建引领劳务产业扶贫的发展模式,取得良好成效.实践表明,在当前精准脱贫决胜攻坚阶段,各地应充分挖掘地方特有的资源优势,将其与组织优势、政策优势相结合,打造基层党建引领精准扶贫的本土化品牌.     

精准扶贫的实践 ——基于布尔迪厄实践逻辑理论

我国的扶贫开发长期存在着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等问题,这种“漫灌输血”式粗放扶贫导致贫困人口脱贫缺乏持久性。通过对布尔迪厄实践理论中资本、习性、场域三个核心概念的解读,基于资本、习性和场域之间的双向互构关系,安徽省无为县指导开展了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的精准扶贫实践,即精准扶贫实践=(贫困户资本×贫困户习性)+相关场域,为精准扶贫实践开启了新的研究视角。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

中国农村存在收入维度以外的其他维度贫困,且多维贫困程度较为严重,尽管在2000—2011年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呈现下降的态势,但仍高于收入单维度的贫困程度。教育维度对农村多维贫困的贡献最高,其次是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维度,资产维度的贡献度最低。动态来看,2000—2011年间教育和资产两个维度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健康和生活水平两个维度的贡献度呈下降态势,而收入维度的贡献度基本稳定。中国未来针对农村的扶贫瞄准应从单一的货币贫困调整为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资产“五位一体”的多维贫困,要更为注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能力开发,以破除当前农村贫困日益显著的持久性和脆弱性特征,进而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