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者关于中国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研究述评

海外学者关于中国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研究可归为一般政策研究和专门政策研究两个层面.前者主要以中央-民族地区(国家-民族地区社会)的关系模式为轴线,探讨中国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整体历史演变、基本现状与发展趋势;后者则侧重从多元主义出发,关注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密切相关的语言、宗教和教育等具体政策在中国民族地区的实践进程、功能与现实挑战.由于其研究基本上是在西方的语境下展开的,体现的主要是一种“他者”的眼光,这就决定了其透过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偏见.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干部群众思想观念的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村干部群众思想观念发生可喜变化。指出当前部分农村干部群众存在的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观念,分析这些思想观念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对策及建议。     

海外几名知名学者关于中国社会现代化早期延误问题的研究述评

海外不少学者对中国早期一再错失现代化机会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韦伯、何炳棣、列维和艾森斯塔特.韦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深入考察,认为中国缺乏现代化的精神条件.何炳棣主要分析了“中国遗产”对现代化的影响,认为清军入关改变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列维通过对中国和日本早期现代化条件的比较,指出中央政府实力、社会控制结构和现代化推动力量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艾森斯塔特侧重研究了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和特点,认为缺乏政治上的保障是中国现代化早期延误的主要原因.他们的研究既有异曲同工之处,又各具特色；既不乏真知灼见,又存在一些明显疏漏.     

中国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研究综述

文章分析了有关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研究的历史脉络,总结了近些年我国学术界关于高校权力结构以及如何协调权力关系的主要观点。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大致可分为融合论、分立论和不对称论三种基本观点,相关研究也对现有的权力结构现状提出了协调思路,其中“去行政化”是高校权力结构调整的主流思路。      

论海外军事基地对部署国权力的影响

目前学界通常采取二分法,将权力分为硬权力与软权力、显性权力与隐性权力、嵌入式权力与非嵌入式权力等,但未将一国权力大小的衡量纳入到立体多维的指标中加以考察,也忽视了军事力量在空间上的分布对该国权力大小的影响。本文将权力分为权力资源、权力构成、权力投射与权力运用四个层面,考察海外军事基地对部署国权力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权力是个立体多维的范畴,既存在于静态的结构中,又存在于动态的关系与运用中;第二,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影响权力的上述四个层面,是判断部署国权力大小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在全球关键地区部署与该国海外利益保护相称的军事基地对部署国权力产生重要影响。     

海外中国经济特区研究综述

在海外,"经济特区"(SEZs)、"特区束"(SEZ Clusters)"类特区"(Similar-SEZs)被共同视为我国特区发展战略的研究对象.特区的意义、性质、特征、特区的理论基础、研究范式与模型、特区发展问题及世界启示等都构成了研究我国经济特区的具体领域和方向.这些研究无论是对我国特区研究、特区实践,还是分析中国体制改革与经济转型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资与厦门的经济合作

厦门与海外交通便利 ,在历史上就是海外华人华侨的主要进出口岸和侨汇集散地 ,也是华人华侨在国内投资的中心区域之一。改革开放以来 ,海外华人华侨和港澳资本与厦门的经济合作发展迅速 ,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质量不断提高。这些投资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 ,而且引进了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 ,促进了厦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为了实现厦门市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应采取有效措施 ,推动厦门市与海外华资的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20世纪以来《聊斋志异》海外研究综述

20世纪之前,海外主要是对《聊斋志异》进行翻译和介绍,未展开学术方面的研究。20世纪以来,海外对《聊斋志异》主要进行了文献考证、思想艺术与社会文化价值等方面的研究。《聊斋志异》的海外研究,弥补了国内研究文献的不足,深化了中外文学与文化等方面的比较,拓展了研究路径和视角。比较而言,《聊斋志异》海外研究的文学性、艺术性、表象性研究数量较少,有的存在以偏概全、以虚代实等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者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探索,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数大陆学者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法家文化及墨家文化等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来诠释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是多元共存的、动态的理论形态,其中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厚德载物精神及民为邦本精神则是学者们的理论共识。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探索,有助于促进中华民族精神理论研究,有助于新时期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有助于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从而有助于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欧美学者的中医人文研究回顾及其对中医海外传播的启示

回顾欧美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中医药的研究发现，研究者从西方本位视角出发，将中医作为处于异质文化的他者，综合运用以历史学和人类学方法为主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产出了区别于原生态中医的认知结论。其视角有助于在全球文化格局下审视中医，其方法为使用国际通用规则传播中医提供了思路，其结论可视作中医在全球视野下的新形态，有助于更加理性地认识中西方医学交流的事实和规律。     

论行政权力对明代宁波海外贸易的影响

明初 ,政府利用行政权力 ,轮番采取“通”与“禁”的政策 ,使宁波海外贸易曲折发展。明中叶以后 ,政府又实施“海禁”、“限制私人贸易”的政策 ,致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运用行政权力 ,放纵私人贸易 ,甚至出现与商人权钱交易的现象 ,从而使民间贸易快速发展。     

第四届海外中国语言学者论坛综述

由徐州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主办、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协办的"第四届海外中国语言学者论坛"于2011年12月18日至26日在徐州、昆明两地先后举行。应邀参加本届论坛的海外学者有美国哈佛大学语言学系黄正德教授、密歇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端木三教授、南加州大学语言学系和东亚语言文化学系李艳惠教授、洛杉矶加州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和应用语言学系陶红印教授,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徐丹     

海外张爱玲研究现状述评

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对张爱玲的研究已越来越呈现出多元的趋势,在“量”与“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突破。本文从“海外华人”、“西方学者”、“港台研究”三个方面对海外张爱玲研究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指出了其各自的研究特点。认为,对海外张爱玲研究的特征以及方法论的系统考察,张爱玲与外国思想文化的专题比较研究等方面缺乏较为系统、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海外张爱玲研究综述

海外张爱玲研究大体可以 1 985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对挖掘张爱玲小说的深层内涵或正或反地起了一定作用 ,但整体水准不够高 ,视野亦相对狭窄。第二阶段的研究则日渐杜绝简单的价值判断而走向内省、理智和成熟 ,在研究的广角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海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学术透视——从20世纪90年代海外毛泽东研究两种路径的争论谈起

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保守主义解读模式,寄希望获得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勾画的排他性真理、在阅读方法上的经验主义幻象、研究者固守中国学研究范式而导致的理论视域“矮化”,在20世纪90年代遭到了新左翼学者的激烈批判。以德里克、哈里和奈特为代表的新左翼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出发,从毛泽东的思想的多元面相和复杂历史遗产出发,并且致力于突破经验主义阅读模式的限制、引入症候阅读等解释学方法来勾画毛泽东思想肖像。这些研究路径的开拓,构成了新左翼学者批判性透视毛泽东思想肖像的重要维度,也是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突破传统研究路径限制的一种难能可贵的理论探索。但这种理论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我们应以辩证的、全面的科学态度对其加以分析和思考。     

海外统一战线研究综述

海外统一战线是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学者们对海外统一战线越来越关注，研究成果颇多，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本文拟对近年来海外统一战线的研究情况作一综述。     

海外学者“一国两制”研究评析

从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到香港、澳门回归之前,海外学者对“一国两制”的形成过程及实践的可能性进行了较多研究.香港、澳门回归以来,海外学者对“一国两制”的实践情况进行了详细具体的研究,其中尤以港澳台学者的研究成果居多,他们对“一国两制”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问题的专门研究有助于“一国两制”理论的完善和实践的优化.     

国外学者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综述

自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概念,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后,西方学者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意识形态研究热潮,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有非马克思主义传统。本文通过对西方学者主要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与疏理,从意识形态概念形式、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和精神分析以及意识形态与文化等方面总结了西方学者意识形态研究的主要观点。这项工作不仅可以推动我国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发展,还可给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益的思路。     

论海外华裔女学者对中国电影的女性视角研究

海外学者在进行中国电影研究时,往往站在异质的文化语境,将中国电影作为实践西方理论正确性的论据素材。这样的理论践行会因文化差异而导致部分妄议误读,但更多的可能是为我们打开更为丰富多元的理论阐释路径。华裔女研究者有融会中西的客观条件,更有运用女性视角审视中国电影的性别身份优势。将离散于英语学界的华裔女学者所做的女性视角中国电影研究引入国内学界,审视其运用女性主义理论方法进行中国电影研究的利弊得失,必将丰富补足我们自身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中国电影研究的多元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