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与埃及政局变化

本文认为,2011年埃及变局主要归因于中产阶级的民生问题。萨达特—穆巴拉克的政策以及各种外力导致了埃及社会结构的扭曲,引发中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下降、经济能力减弱、生活困难加剧,使中产阶级由社会的引领者变为政权的抗争者,最终颠覆了穆巴拉克政权。本文分析了中产阶级与这一社会变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后强调,2011年埃及变局将有利于中产阶级的重新崛起与社会结构的合理发展。     

埃及新自由主义改革与政治剧变的关系探析

2011年埃及发生政治剧变,导致剧变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威权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实施导致埃及社会结构重组,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改革的负面社会效应,包括民族工业破坏殆尽、经济寡头化、中产阶级破产、贫困率上升、裙带资本主义蔓延等,使得威权主义政权失去合法性,伊斯兰主义运动等反对派获得社会支持和社会动员能力。近年来,埃及政局虽逐渐恢复稳定,但高程度的政治威权与低水平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却更加突出,进而使埃及仍存在陷入动荡的隐患。     

2011，资本全球化遭遇抗议全球化

2011，抗议年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2011年正成为全球化的一个拐点。这一年中，有两件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首先是阿拉伯国家持续的抗议运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政权的更迭，并没有给充满暴力的街头抗议画上句号。推翻了穆巴拉克的埃及，血腥的暴力冲突死灰复燃；叙利亚的抗议运动愈演愈烈；而也门的萨利赫政权已摇摇欲坠。其次是...     

宪法公投对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社会政治的影响

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开启了埃及政治重建进程。2012年岁末围绕宪法公投的政治危机乃是"一·二五"革命后,埃及社会政治力量格局演进的逻辑结果。伊斯兰主义者、世俗自由派和军方是后穆巴拉克时代左右埃及社会进程的三大力量。宪法危机的实质是未来埃及社会政治走向的大博弈,其背后是埃及宗教与世俗力量的对决以及总统与司法部门的冲突。军方在埃及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利益和影响盘根错节,其在平衡宗教、世俗两派中努力保持"局势仲裁者"角色。在相当程度上,这场宪法公投危机折射出埃及乃至整个中东变局曲折复杂的演进态势及其发展前景。穆尔西访华有助于推动中埃战略合作关系迈上新台阶。     

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

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穆斯林兄弟会成为埃及政坛最具实力的政治力量。它通过组党、组建政治联盟、引导过渡期政治安排等措施,巩固了其在政治格局中的优势地位。由于穆兄会在组织结构、经济实力等方面的优势,加之埃及世俗政治力量的式微,它旗下的自由与正义党有望在议会选举中胜出。迄今为止,穆兄会的政治议程尚不明朗,但政治现实将促使其趋于务实。穆兄会的经济政策与穆巴拉克政权相似,使其难以领导埃及实现经济转型。与此同时,穆兄会的崛起将促进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党派走向联合,引发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动。当然,穆兄会上台也为埃及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埃及社会运动中的机会结构、水平网络与架构共鸣

本文源于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埃及2005年与2011年发生的两次致力于推翻穆巴拉克政府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为什么会带来不同的政治效应?本文以社会运动理论视角的分析发现,这两次社会运动在面临的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的水平网络方面没有明显区别,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运动架构产生的共鸣程度不同。这种差异进而影响到动员能力,最终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后果。     

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妇女事业的发展与困境

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妇女参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力度明显提高。穆巴拉克政府重视妇女工作,注重从立法层面保障妇女权益和大力改善妇女经济与社会地位,推动了埃及妇女事业的发展。同时,埃及妇女事业发展仍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穆巴拉克政府的妇女政策存在局限性;埃及妇女失业问题严重,生存压力大;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频发等。尽管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妇女事业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妇女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妇女依然是埃及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难题之一。埃及妇女的解放与发展,除政府推动外,妇女自身也需要更多地参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     

埃及的持续“革命”

"革命"毫无疑问是过去两年多埃及政治生活和政治话语的关键词. 2011年的"1·23革命",埃及人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专制、腐败的统治.2011年2月至2012年6月间,埃及人高举着"再次革命"的大旗,同过渡阶段掌权的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恋权与固权行为作斗争.2012年6月,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穆尔西以微弱优势赢得总统大选,随后他提出"继续革命"的口号,试图将他领导的政党和政府塑造成"1·23革命"的代言人和"革命"目标的执行者.而反对派则从穆尔西执政一开始就以拒绝合作的姿态不断挑战穆尔西政权的执行力.双方都以捍卫"1·23革命"成就为由,支持和鼓动街头政治.     

资讯

阿拉伯的国家建设失败阿拉伯国家作为一块巨大的社会试验田出现的时间尚不足50年。在打着各种通常带有左倾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旗号的同时,专制政权企图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用国家制度取而代之。但到了穆巴拉克、卡扎菲和本·阿里当政吋,埃及、利比亚及突尼斯社会开始重新使川现代化以前的方式调解社会关系,西方称之为"腐败"。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人不明白为什么还需要官僚国家这种上层建     

"阿拉伯之春"后的埃及

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已三个多月。埃及先后建立过渡政府,修改宪法,确定议会和总统选举时间表,试图进行政治重建,基本上避免了政治失控。     

当代埃及什叶派问题的形成及政治化演进

什叶派穆斯林是当代埃及社会的一个宗教少数群体。当代埃及的什叶派问题发轫于萨达特执政末期,并在穆巴拉克政权时期升级为严重的政治和安全问题。中东剧变爆发后,埃及什叶派因公开提出政治和宗教权利诉求,导致其公开活动的空间进一步受到压缩。埃及什叶派问题的形成与恶化是内外诸多因素联动的结果,其中埃及国内政治、伊朗和沙特在地区的教派政治角力等构成了主要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埃及什叶派问题未来能否得到解决,主要取决于其宗教少数派地位能否得到宪法认可、政治参与能否获得政府信任以及国内教派矛盾能否实现和解三个方面。     

融合型防政变策略与埃及穆巴拉克时期的军政关系

军队在共和国时代的埃及国内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埃及历任总统大多拥有军队服役背景,但埃及历届总统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可靠。与前两任总统纳赛尔和萨达特任期内部分处于战争状态不同,埃及在穆巴拉克时期已经进入相对和平的时代,政府控制军队的策略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认为,防政变策略是执政者追求稳定军政关系的重要手段,主要分为融合型和隔离型两类,且该策略在社会危机期间对维护军队忠诚度的效果存在局限性。穆巴拉克执政时期主要采用了融合型防政变策略,其手段表现在退休军官的政府任职、退休军官的公共部门任职和对现职军官直接给予现金支付等三个方面。这些融合型防政变策略也导致了埃及军队的商业化和防守化,并最终使得该策略在穆巴拉克执政后期逐渐失效。     

革命两年后的埃及

自2011年1月25日起,埃及示威者在短短18天内将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赶下政治舞台.在这股历史合力中,自由主义者和世俗派、伊斯兰团体、武装部队以及他们背后的百万支持者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每个参与者都带着自己的主张加入变革潮流,埃及"1·25"革命因而具有多重属性. 当穆巴拉克宣布下台、短期的共同目标得以实现,社会的凝聚力也随之消散.不同团体都坚称自己是革命的"接班人",分歧变得难以调和.而大众则夹在他们的争论之间无所适从,迫切等待生活改善,却看不到个人和国家的希望.     

从埃及看中东变局

埃及局势变化的原因,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三个方面。穆巴拉克时期的专制统治受到全球化的挑战;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脱节导致的严重失业和贫困问题,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输入型通货膨胀而加剧;长期的亲美、亲以外交引发民众不满和街头抗议。埃及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探索综合发展模式、建立稳定持久的政治体制,这意味着变局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埃及在外交上将采取更为独立自主和中立的立场,与土耳其等国组成中立阵营。亲美、反美、中立三个阵营并立,伊朗模式和土耳其模式相互竞争,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削弱,中东变局将催生新的战略格局。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

当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于1981年10月接任埃及总统职位的时候,埃及国内外许多人都十分关注穆巴拉克将怎样治理他的国家,甚至纷纷议论他是一个具有何种办事风格的人.当时,笔者正在开罗,从埃及朋友那里听到过许多有趣的评论.有人说,穆巴拉克是一位“推土机式”的人物,指的是穆巴拉克不仅是空军驾驶员出身,有一个壮实     

埃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及特征(上)

埃及近代社会保障制度在埃及的出现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但却是埃及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变化的需要.纳赛尔时期建立的体系化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为巩固年轻共和国及社会各阶级的融合起到积极作用.其负面影响是忽视了经济效率,培养了国民依赖国家的意识,最终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桎梏.进入萨达特与穆巴拉克时代,对原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建立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社会保障制度,稳定了埃及社会,促进了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需埃及今后花大力气解决,才能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     

埃及社会救助制度变迁:从路径依赖到路径突围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而言,埃及的社会救助制度经历了制度形成、过度扩张、路径锁定、路径突围四个历史时期.在历史制度主义框架下,宏观制度背景塑造了救助制度的发展结构,关键节点创造了变迁机会结构,行动者的策略推动了埃及救助的制度变迁.此外,影响埃及社会救助制度变迁的特殊因素在于,统治者与民众之间建立的"社会契约"始终是自纳赛尔至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历届政府遵循的执政原则,在"社会契约"的影响下,埃及救助制度的民粹主义特征不断自我强化,将其锁定在既定发展轨道.随着塞西政府推行社会民生领域的改革,救助制度的消极路径循环演变为阻碍改革的逆向张力,伴随改革出现的新问题和新风险,都成为影响埃及未来政治社会改革的重大挑战.     

塞西执政以来的埃及经济改革及其成效

近代以来,埃及出现过三次工业化浪潮,有力地推动了本国的现代化进程。在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埃及经济遭遇了地租经济和实体经济双重衰落的危机。2011年中东剧变爆发后,埃及经济发展凋敝,社会矛盾突出。塞西在稳定政局后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主要内容包括金融改革、财政改革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改革措施包括放开汇率与提高利率;财政改革措施包括提高税收、推行销售税改增值税以及削减物价补贴;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推出了多个大型建设项目。塞西推行改革可利用的资源有限,改革时间还不长,"救火"特点明显,尚未触及埃及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即如何使实体经济成为埃及经济的主体。从成效来看,塞西的改革措施阻止了埃及经济的恶化,为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但埃及真正走出经济危机尚需时日。     

埃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及特征（上）

埃及近代社会保障制度在埃及的出现是西方残民主义的产物，但却是埃及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变化的需要，纳赛尔时期建立的体系化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为巩固年轻共和国及社会各阶级的融合起到积极作用，其负面影响是忽视了经济效率，培养了国民依赖国家的意识，最终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桎梏。进入萨达特与穆巴拉克时代，对原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建立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社会保障制度，稳定了埃及社会，促进了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需埃及今后花大力气解决，才能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     

从穆巴拉克倒台看中东乱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年轻的水果小贩穆罕默德·布阿兹因政府执法部门欺压和失业问题自焚,在该国引发了一场所谓＂茉莉花＂革命。受＂茉莉花革命＂的影响,从2011年1月25日起,成千上万的埃及民众,接连数日走上街头,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