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起源论

国家是拥有最高权力及其管理组织或政府的社会,是最大且最高的社会。因此,一方面,从人的社会本性来看,国家必然起源于每个人对于社会最大化的需要和使各种社会成为一个统一整体的需要。这是国家的内在的、间接的和终级的起源。另一方面,从国家实际的产生状况来看,任何权力无疑必然都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最高权力属于权力范畴,因而必定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任何两个以上的人就某种利益交换关系所达成的同意无疑都是契约。于是,最高权力或国家便必然直接产生、形成和起源于契约,起源于社会成员就最高权力所关涉的权利与义务等利益之交换所缔结的契约。但究竟起源于何种最高权力契约则是偶然的:唯有起源于民主地缔结的民主的最高权力契约,才是善的、应该的和道德的;否则便是恶的、不应该和不道德的。这是国家的直接的外在的起源。     

论洛克的国家权力理论

作为迎合资产阶级采取削弱和限制王权的具体措施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同时也是为资产阶级议会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作辩护的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的国家分权理论,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政府论》中。洛克将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三种权力彼此制约,但立法权被赋予一个国家最高的权力,从而确立以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洛克的国家权力理论,对后来孟德斯鸠的国家权力理论的形成,对于人类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论宪法创制权与国家权力分离及其宪政意义

宪法创制权与国家权力关系是宪政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但是。宪法创制是特定政治组织对于已有的政治实体和形态作出根本判断的首创性活动,它不是国家权力运作的结果,而是某种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因此,宪法创制权作为原始性的政治权力,应该不属于国家权力,而是一种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创设国家权力的权力。研究宪法创制权与国家权力分离理论,可以进一步明晰“权大还是法大”的宪政难题,对于维护宪法至上原则、奠定国家权力合法性基础、落实有限政府以及完善违宪审查制度等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两党制国家与多党制国家政党执政方式之比较

两党制国家和多党制国家政党的执政方式有共性,也有区别。从权力的获得来看,两党制国家内一般实行单选区制的多数代表制,多党制国家更多使用比例代表制,或者包含比例代表制和多数代表制的混合制;从权力的运作来看,两党制国家的政府一般是一党独自执政,并存在集中掌握巨大权力的最高行政长官,多党制国家行政首脑的实际权力往往被分流到其他部门或组织中去。但两种制度的国家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特征:执政党都不直接管理国家。从对权力的制约来看,在这两种制度的国家内制约执政党权力的因素都存在四个方面:宪法和法律的限制、非执政党政治力量的约束、权力体制的制衡、大众媒介的监督。     

国家与政府：概念的再界定－－兼论国家与政府的区别

国家是在社会中享有主权的政治组织,政府是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国家与政府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概念的内涵上,而且体现在国家与政府各自的权力关系上。考察国家与政府的区别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公共权力内在倾向及其约束

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以后 ,有着双重属性 ,即阶级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属性体现在行政权力上 ,从应然层面 ,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的主体权力形式 ,行政权力行使的根本依据是公共性 ,而在实然层面的确存在着总要摆脱公共性的倾向。这就决定了公共权力既可以成为谋取公共利益 ,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形式 ,也可以成为个人或集团专权、滥权 ,谋取私利的通道。防止和遏制公共权力异化 ,在行政改革层面 ,应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从权力制约权力到社会制约权力的转变 ;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市民社会的生成机制与政治国家的权力制衡

市民社会生成的内在机制是信息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机制;权力制衡的根本路径是营造市民社会整体的信息势,消除社会复杂性增长导致的不确定性。由于市民社会运行机制是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从而在社会系统内部产生不同层次上的对称性分岔,一方面使市民社会不断走向成熟,另一方面又使社会的复杂性增长而导致不确定性增长、腐败的几率增加。所以,抑制腐败的有效战略就是通过营造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最高层次上的对称性,产生最大的社会主体信息量,营造强大的社会整体信息势,最大限度地消除复杂性导致的不确定性,并最终形成长期有效的抑制腐败的权力制衡机制。     

试论现代政治的法制化要求

所谓现代政治的法制化 ,其实质就是反对政治生活中的“人治” ,让社会政治体系围绕少数的或个人的权力意志旋转 ;实现法制 ,即让社会政治生活按明确的法律规则而有序地运行、发展 ,并使社会的一切政治活动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一、政治权力主体的法制化国家政治权力的首要因素就是政治权力主体 ,即权力行使者。因为任何权力都要靠人来掌握、实施。政治权力主体的法制化 ,就是要建立起符合民主和法制要求的产生、更迭和制约权力主体的法律制度体系。第一 ,现代政治权力主体的法制化首先集中表现在对权力行使者的选拔使用 (即产生 )方…     

论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

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 ,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 ,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人的个体的“性善论”、整个社会的“性恶论”、以及政治道德化、政治神学化是卢梭国家权力理论的两个基本出发点。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超越众意、克服个人利益的社会公意至高无上 ;主权者不滥用权力损害它的公民是通过道德来保证的 ;国家的主权是不可分割的 ,也是不能代表的 ;以多数人的意志能够体现公意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为特征的、极端的、直接的人民民主制。卢梭国家权力理论的缺憾在于 :它不是建立在政治学而是建立在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的 ;卢梭置公意于法律之上 ,是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相违背的 ;卢梭坚持主权的不可分割和不可代表、反对权力制约的三权分立理论是错误的 ;卢梭关于消除所有党派、建立人民直接面对国家的极端的人民民主制是根本不可能的     

城市化进程中的权力重构

城市中国的政治权力首先有国家权力纵向下移的痕迹,但是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中,基于国家意志的政治权力遭遇了市场和社会权力的横向阻击。因此从城市的形成看,城市街区、住房与人口构成了城市空间的地理因素,但是在这些地理因素的背后,是政府、社会与市场,是人口、资本和技术革命。正是这些潜在因素的权力交织,形成了城市的不同形态。     

找寻政府的本真:基于伦理精神的视角

政府历来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它是基于人们让渡的权力而建立起来的,所以权力本位一直是影响政府行为的主要因素。权力本位的特点在农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体系中表现的最为显著,一套基于权力掌控基础上的等级制度使得社会被控制在政府的权力支配之下。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虽然基于交易伦理的契约思想深入人心,社会治理也进入了法治时代,但是,权力仍然是政府行为发挥效力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驯化之下,加之在政党政治的权力竞技赛之中,权治的痕迹仍旧明显,甚至一度压制了法治,使法治成为权治的工具性利器。新市民社会的兴起,催生了基于伦理本位、追求道德最大化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产生和伦理精神的复兴,将政府从权力本位的驯服下解救出来,使政府服务于民的道德目标重新确立,从而建构起基于伦理精神的新型社会治理体系。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汉初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反映出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进行控制方面的内容,多为传世文献所失载。从政权对基层社会的管理范围看,主要有人口、商业秩序和公共事务等几个方面。从调控的手段看,利用以户籍为核心的簿籍制度对人口和财产等的管理,使用爵作为一种激励机制,以及运用乡里和亲族连坐等法律条文是其主要方式。此外,对基层官吏的保护和整饬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     

制度文明:政治文明的基础

在政治文明中,制度文明具有根本性,它的实质就在于规范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的合理性,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制度文明的作用表现为规范政治权威的产生,主导政治权威的配置,制约政治权力的滥用,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科学认识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曹国”考

曹是西周初年姬振铎在东方建立的重要邦国,它负有监管殷民、监视徐夷以及控制成周以东经济和战略要地的重任。然而,曹国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春秋后期亡于宋。这使得曹国成为一个被人们忽视了的侯国。对曹国历史的钩沉,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和理解其历史地位和意义。     

现代社会中的理性与公共理性

理性是社会行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能动的反映,它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及其规律的一种基本能力.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在许多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人们在对理性反思的过程中,往往会从"理性至上"滑向否定和抛弃理性的极端.现代公共理性应该成为沟通和统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和桥梁,它是横跨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和个人之间,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能力和机制.以公民社会为底蕴与后盾,现代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公共理性的提升对我国政治现代化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     

社会转型和大众的政治参与--英国个例分析

大众的政治参与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必然出现的过程.它曾给许多转型国家带来了挫折与混乱.英国的政治传统、内源式现代化类型和阶级特点使英国能够比较平稳地渡过社会转型期,其经验值得转型国家借鉴.     

当代市民社会理论语境下的行业协会及其中介功能

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继承了近代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社会”二分法作为市民社会实体存在的依据,继而进一步提出了“国家-市民社会-经济”三分法,并在此基础上界定市民社会,把市民社会指向与政治国家、市场社会相并立的第三域,社会中个组织构成市民社会的主体。行业协会一直是市民社会理论构戍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市民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发展的实践中,行业协会具有联结市场和政府的中介功能,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下的中间调节机制,     

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内涵、限度及其互动

现代国家兼备阶级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性,核心是公共权力。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轴的社会自主领域。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各有其限度,政治国家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淹没公民社会、背离公共利益、权力寻租以及政治合法性限度;公民社会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它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双向适度制衡和发展型互惠,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     

国家与社会:内涵、分化及其范式转换分析

市场经济的迅速发育和社会生活的逐渐非政治化,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开始进行,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发展要求从国家本位走向社会优位.国家本位强调政府体现和维护公共性的一面,而忽视政府偏离和危害公共性的一面.社会优位强调国家与社会两重分化之下的社会自治.社会优位是以维护公民基本权利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取向的理念.它主张社会高...     

“限娱令”的法理解读

广电总局一系列"限娱令"的出台,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议,特别是限娱令本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就实质合法性而言,限娱令有违背法律保留原则之嫌疑,而由于限娱令不符合程序正义和法律公开性的要求,因而并不具备形式合法性。与此同时,限娱令的内容严重侵犯传媒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也将严重威胁传媒企业公共责任与新闻自由权利的行使。更为重要的是,限娱令不尊重公民的理性、自治和自尊,干涉了公民的私人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