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及传统知行观思想新论

本文通过介绍、阐释古代儒家的几位代表人物在知行观问题上的独到思想,包括孔子、子思、朱熹、王守仁,以及近代孙中山等,揭示了他们注重以行为本、知行一致的思想旨趣,澄清了学术界对他们的种种误解,说明了“贴标签式”教条主义研究方法的危害,并试以先哲们的思想成就启示当代人们如何处理自己生活中的知与行。     

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

<正>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     

“知先行后”与“知行合一”异同论

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知行观的最高发展。它们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有某些差异。因此,比较“知先行后”与“知行合一”的异同,对我们总结知行关系问题上的思维经验教训,是有意义的。     

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SSCI

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朱熹与阳明对孟子尽心章理解之异同

在对孟子尽心章的理解上,阳明与朱熹有很大的不同,朱熹是从格物致知角度解释知性与尽心,认为"尽心知性知天"是从知的角度而言,"存心养性事天"是从行的角度而言,"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从态度上而言,知性如同格物,尽心如同知至,知性而后才能尽其心。阳明则将孟子尽心章比配三种不同根器之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尽心知性知天"是生而知之的圣人才能实现的,"存心养性事天"是学而知之的贤人才能实现的,"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而知之的学者能够做到的。阳明以三种不同根器的人来反对朱熹从格物知至注解此章,用知行合一反驳朱熹从前知后行的角度注解此章。     

船山对朱子、阳明“格物致知”二元对立模式之批判性圆融

格物致知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作为宋明理学的主流学派思想家朱熹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彰显为向外和向内、体用和知行等方面的差异。船山从体用互贯角度消解了朱熹、阳明对"格物致知"向外和向内的分歧,将内之本体与外之方法相结合,发展出内思辨与外学问相结合的认识道路,并从知行角度纠正朱子和阳明"格物致知"偏知或偏行的偏执。船山将朱子和阳明对"格物致知"的分歧加以批判性圆融,丰富发展了"格物致知"思想。     

先秦知行范畴三论

中国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知行问题可追溯到先秦。老子、庄子和孟子确立了在主观世界中和谐统一的唯心主义知行观 ,为先验论前提下多种知行学说的萌发播散了充满活力的种子。墨子和荀子系统论述了行先知后的经验论知行观 ,并以此为方法对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孕育了唯物主义知行观的多重萌芽。孔子及其弟子则用中庸的方法 ,多维度论述了知行统一思想 ,其中包涵着无法克服的内蕴矛盾。正是先秦知行范畴的丰富性和不成熟性 ,得以孕育出中国知行观的一切胚芽 ,成为知行范畴发展的逻辑起点     

"体知"探源——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个案考量

立足于中国古代身体观,"体知"所涵括的"身体能够知道"的义项与西方认知理论中"具身化认知"的新进展相一致,但不同于西方认知科学中向经验的彻底回归以及仅仅将身体看作认知的基础,"体知"也是在高层次上对事物复杂性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体知"之"知"在于"身体自然知-‘道'",则"体知"不是一个纯粹认识论的范畴,"体知"之"体"的动、名词区分,显示了作为隐暗维度的"气",这一"存有的连续"的一体之本然是"‘体知'何以可能"的本体论基础,同时,在此框架下,"身体自然知-‘道'"也体现出修身哲学中"不待修饰把捉"这一实践工夫的独特的理论内涵.因此,作为一个"新"词,"体知"能自然地相承于古代话语,又顺畅地契入于当代生活,可视之为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一个典范.     

朱熹论(道德)意志软弱及其心理机制

意志软弱,是伦理学中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存在性也获得了不同的解释。一般认为,意志软弱者总体上呈"知而不行"的表现形式,但意志软弱者又常常具有某种复杂的心理机制,其内在的实质是理性与欲望之间的不协调。为了克服意志软弱的发生,朱熹推崇一种将内在工夫与外在实践结合起来的敬义夹持的修养方法,以培养行为主体的道德意志力。朱熹的理论建构虽具有其自身的圆融性,但也难免有其缺陷。     

从孙中山看中国近代知行观念的更新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未曾发生西方式的知识论转向,而是发生了中国特有的知行观转向.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说,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他对知行范畴作了新的界定,重新探讨了知行关系,强调知与行之间的统一不再表现为单个人的"知行舍一",而是社会范围内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从而得出了"知行分任"的结论.     

论王船山知行观

知行关系,是宋明时期两种认识斗争的焦点,针对"销行以归知"的"知行合一"说,王船山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是对认识论的突出贡献之所在.     

生活与世界境域"之中"的良知——王阳明良知说的现象学分析

王阳明良知说内在地包含了"心即理"和"知行合一"这两大核心思想.良知不是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主体性"的"自我立法".它是德性的切身化与世界的境域化的交融合一,是生活"之中"显发出来的生活之"道"、生命之"道".     

“不知之知”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贯通——对《庄子·应帝王》开端的理解

《庄子》对政治生活的思考以"四问而四不知"为起点,以浑沌之死为终点,"知"作为"人的机制"乃是凿破浑沌的关键。"不知"不是知的"否定",而是意味着更深层的"不知之知",从"知"到"明"到"神"的层层深入、上达的认识运动,内蕴在"不知之知"的深层。也正是"神"、"明"构成了通达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帝王之德的内容,与此相对,"知"则将认识限制在"人的机制"中,阻碍了对未知的天道、地道的开放。就此而言,庄子以"不知之知"为起点的政治思考,通向的则是天地人三才贯通的帝王政治类型。     

以史为镜创建学习型社会--试论中国学习思想史的基本特征

中国学习思想史是华夏民族转识成智的历史。它的基本特征或曰规律性特色有四 :一、性与天道。这是中国人学习理论基础。二、知行观。讲知行合一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更重行 (实践 )。三、官学与私学互动、互补而兴衰转换。四、史官文化形态。中国人重视史鉴 (历史智慧与历史教训 ) ,以史为镜 ,原始察终。中国学习思想史 ,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在创造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方面所积累的思想智慧 ,为人类提供学习智慧     

孟子的性命之辨及其内圣走向

有见于主体在外王实践中的相对局限性,孟子通过辨析“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的复杂关联,完成了对性命之辫的宏观划界工作。与此相比,孟子以知命／立命为内涵的“哲学整合工作”就更为关键。原因在于,惟有以内圣统摄外王,活生生的道德实践主体最终才能以主观能动性内在地超越相对局限性。     

朱熹《小学》的蒙养教育思想

朱熹为儿童编写的启蒙教材《小学》一书中蕴含着许多合理性的教育思想,如:重视道德养成教育的思想,重视道德规范教育的思想,重视道德榜样教育的思想,重视道德榜样教育的思想以及重视儿童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的思想等。朱熹的蒙养教育思想对于今天的道德教育实践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余三定先生的学术追求

余三定先生具有多重身份,这使他从不同角度立体地看待文学、学术与学术史,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想,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倡快乐读书与知书,要知读书,知评书,知藏书;二是对学术腐败和学术规范的思考,提倡优化学术环境和培养学术情趣,从制度层面反思学术评价机制和提倡无为而治;三是提出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对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运用与史论结合的方法研究当代学术史:这三者又都源于湖湘文化的浸染.     

道德认知的默会维度——基于认知结构的分析

在道德认知的研究中,对认知结构、道德判断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方式存在不同见解,需要一种新的认识进路来诠释。采用默会知识论的一些观点来分析道德认知,可以发现,默会认识的结构与道德认知结构都从格式塔学派的观点发展而来,在发展方向上也都强调认识者主动的整合能力和结构的动态平衡。道德认知的结构与内容之间的关系,与默会知识论中知道怎样(knowhow)和知道那个事实(knowthat)之间的关系表述在方式上基本一致,并强调道德判断的产生须借助于道德主体的情感和价值取向在具体特定条件下完成。因此,道德认知具备人类认识的默会维度,道德认知的发展需要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以及个体在道德认知结构中的身体在位。道德认知的默会维度支持一种实践性的教育方法,强调通过生活实践来促进道德认知结构的发展,从而最终促进道德的发展。     

毛泽东、邓小平若干经济伦理思想比较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二者在为人民群众谋利益、集体主义原则等问题上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但因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不同以及经济体制等方面的不同，又使二者对一些经济问题有不同的认识。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研究和比较两个伟人经济伦理思想的异同，对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规范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爱因斯坦的两种性质不同的道德和伦理

我国学术界在对爱因斯坦的道德和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宣传中,把爱因斯坦塑造成为一个可疑的“圣人”形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对爱因斯坦的道德和伦理思想的片面理解。爱因斯坦的人生经历、科学追求和哲学思想,是他的道德和伦理观念的思想背景。在爱因斯坦的道德和伦理思想中,除了他所主张的那种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外,还有一个他所没有意识到的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爱因斯坦的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与他的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道德和伦理。爱因斯坦的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因而他的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是对他的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的合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