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威与现代化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权威才能保障社会的长久稳定和高速发展。历史经验证明,尤其在“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公共权威,包括国家政权、法律和政策,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有效动员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加速现代化进程的保障。审视现实,当代中国一方面政治发展前景光明,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危机,主要是权力的泛化使政治权威削弱,危及国家的稳定和展。要真正维护政治权威,根本出路是要对权力实现有效的制约。     

俄罗斯政治生态下的权力运作与权威构建

1999年普京上台后,开始改变激进民主化给俄罗斯国内政治带来的混乱和无序状态,着力加强国家权力,提升国家权威,致力于发展符合本国特点的俄式民主政治。本文意在通过分析俄罗斯独特政治生态中权力运作与权威构建,透视俄罗斯国家政治安全发展的全景,探析俄罗斯国家政治安全的基本共识。     

论“权威”

权威,涵盖着权力、职位、作为和威信等要素,需要逐个地品味。权,即权力,有能力才有权。 权力是谁给的？总的来说是人民给的,给的来源大体有四：一是钦定的,即上级任命的;二是自荐的,凭能力靠竞争得到的；     

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

“天子有德四海来归”的传统文化资源,对于通过武力夺得皇帝宝座但却缺乏政治权威的朱棣来说,提供了一个通过对外交往来改变自己“篡逆者”形象的行动指南。而郑和使团面对着不同宗教信仰所坚持的“和而不同”立场,和对某些海外势力的挑衅行为所采取的“以德服人”方针,也确保了朱棣赋予他们的外交使命的成功实现。     

小议“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关于“政治权力”的一项基础性研究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政治权力,它既可以表现为既定政治体制的制度化规定,也可以表现为一定政治主体在既定政治体制环境下的具体运作的动态过程.从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出发,从形式层面对政治权力作二元界分,即划分为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并作深入分析、探究,不仅必要而且具有现实的意义.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二者的现实作用既有对立冲突的一面,又有功能互补的一面.     

权力离散与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主要包括四个人群:乡村基层干部、财富型能人、知识型能人、地方拳头势力,此四个群体之间不同的相互关系塑造出不同的乡村类型;但其共同的"四种人结构"是稳定的,而且其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共同点,即乡村社会权力的离散化和公共权威的虚拟化.当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已深陷于"权力异化"的处境,并且失去了自我塑造公共权威的能力,"整合政治"正在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核心话题;但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整合已经难以通过传统的"乡绅治理"方式予以实现,而更加依靠宏观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的变革与完善.     

论课堂教学管理中教师权威的有限性

教师权威是教师教育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师在课堂教学管理中经常使用的教育手段。在现代社会里,使用权威进行管理,是不可避免的。而教师以权威作为课堂上管理学生的手段,也有一定的效果。但对教师如何恰当地使用权威和过度使用权威带来的影响,却很少有人作深入的探讨。笔者将分析权威以及教师权威的本质,探讨教师权威使用的理由,着重阐述教师权威的使用限度和过度使用权威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课堂教学中教师权威应有的来源。     

政治权力的权威性：来源、生成与限制

从政治视角看,权力并不自然而然具有权威。分析权力与权威的描述关系和规范关系,可以确认权威乃是被认同的权力。因此,权力与权威并不是包含的关系。具有权威的权力必须捍卫集群成员的自由,即便其内含强制性,宗旨也必须是为了维护成员的自由。权威与权威主义的旨趣迥异,不能混淆,即使是新权威主义的论说,也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具有权威的权力,有着限制易变性、维持稳定性的双重特点。以现代立宪民主政治的严格限权而塑造的权威,方是足以维持稳定的权威,也才是值得人们期待的权威形式。     

自然权力与政治权力——基于“三人决斗”的分析

自然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自然权力向政治权力的转化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通过“三人决斗”分析自然权力向政治权力的转化过程可以发现,一方面,人们从不合作走向合作是自然权力双重含义的矛盾运动过程;另一方面,任何合作的前提是,具体的个人期望在联合起来与他方发生冲突以后．参与合作的各方能够达到彼此所设想和同意的力量均衡。     

法治建设中国家主义立场的“国家”内涵

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法律学说具有丰富的内涵,对西方和中国社会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中,"国家"是奠基性的概念。对于"国家是什么"的理论命题,国家主义者给予了四个方面的回答,即国家是世俗权威的化身、无上权力的归宿、最高利益的代表和驯化公民的牧者。近代中国语境中的"国家"与西方迥异,带有救亡图存的工具性色彩。对百年前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想,有必要进行批判性的吸收与借鉴,从而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有效的理论资源。     

日本推进“政治大国”战略中“软权力”运用论析

成为“政治大国”是日本所确定的国家战略目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灵活运用“软权力”,以推进“政治大国”战略。通过增进共同价值观,扩大文化吸引力,打造“地球贡献国家”等外交手段,日本拓展了国际政治空间,提升了国际地位,扩大了国际事务发言权,改善了国际形象,为走向政治大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以德治国”与教育

江泽民同志在今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讲话中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大方略。这必将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 ,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极大的影响。深刻领会以德治国思想的深刻内涵以及与教育的关系 ,对于我们增强以德治国、以德治教的自觉性 ,全面开创素质教育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教育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的事业 ,作为培养人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崇高事业 ,在落实江泽民同志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方面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 ,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的思想也必将对教育事业的发展 ,对学校德…     

1360年前后邵荣的地位及“应天集团”的性质

邵荣是“应天集团”的重要将领,却因后来蹊跷的叛乱事件,在明初史籍中的形象遂晦暗不明。近年,李新峰有《邵荣事迹钩沉》一文,简要勾勒出邵氏长期作为该集团“首将”的地位,但对其具体表现未尝深究。本文考释相关史实,具体说明邵荣的身份和地位,认为他在应天集团的地位甚至要更高一些,实际上是“首帅”,而不止“首将”而已。通过对这一历史实相的阐明,笔者力图指出,当时的“应天集团”的性质是韩宋政权的地方政权,尚未长成独立的江南政权。     

影响红卫兵政治心理塑造的政治环境因素

探讨红卫兵政治心理,分析红卫兵存在的社会政治环境必不可少。这其中主要包括“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国教育制度、建国后政治体制—社会结构下的红卫兵家庭、舆论传媒的政治指向性、突发政治事件的爆发与刺激。本文对影响红卫兵政治心理塑造的政治环境因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领袖权威与制度成长:基于互动的视角

领袖与制度存在互动关系.领袖对制度的作用主要体现为:预见制度需求、定向制度价值、传播制度理念、开启制度运行、维护制度文本、调适制度实践等;制度对领袖的作用主要体现为:维护领袖权威、保障权力行使、制约权力失范、型塑政治性格等.领袖与制度关系的趋向是:领袖对制度的能动作用不断减弱;制度对领袖的规范作用逐步增强.领袖与制度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文武之道的特质与“民本”意涵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孔子认同的儒家政治道统。在孔子看来,文武,在儒家政治道统谱系中是可以取法和效仿的典范。文武之道,简而言之,就是周文王、周武王之道。文王之德纯,武王以义成。文王传授武王“中”道及其“敬德保民”的意涵,客观上为儒家政治价值观的早期形成奠定了民本的根基。文王尚德,是美德政治的楷模;武王以义成,评判武王克商事件的政治合法性,是先秦儒家政治发生史上的重要事件。周初对天命政治的新诠,使得文武之道有了“重民本”的特性,突显了儒家政治道统“敬德保民”的核心意涵。     

汪康年与政治权威的依违离合

本文通过探寻汪康年与张之洞、刘坤一、瞿鸿机等清廷重臣的关系 ,剖析了汪康年对政治权威人物的双重态度。一方面 ,汪康年希望得到当权者的赏识 ,以借助其力量实现自己变法图强的愿望 ;另一方面 ,他又不能背弃自己的政治理想 ,在与政治权威人物打交道时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     

“以德治国”的政治学思考

以德治国是继依法治国之后我们党提出的第二个治国方略,从政治学角度分析理解这两个治国方略的辩证关系,对于深刻认识、贯彻落实"以德治国"方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领袖与政治结构的互动关系研究——兼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角色

领袖在现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而言,领袖就是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组织结构、制度结构,还是权力结构中,领袖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但是另一方面,领袖对于政治结构的作用又是多样化的。从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角色来看,主要包括政治结构的建构者、强化者、冲击者和终结者等。所以领袖可能在政治结构的建构与发展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也可能扮演消极的角色。如何避免领袖扮演消极角色,充分发扬领袖的积极角色,是领袖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使命。     

“发现”政治回应：政治权威建构的有效路径——基于中国语境的分析

政治权威建构直接影响权威主体执政合法性与有效性。既有研究多立足单一主体视角,探讨权威主体控制、动员、嵌入权威客体以建构政治权威的过程,对于从政治回应角度建构政治权威尚缺乏深度分析和足够重视。在考察三种典型权威建构方式的基础上,将政治回应的中国实践划分为三种类型——诱致性回应、主导性回应和本体性回应,以政治回应建构政治权威,契合当下中国政治发展现实诉求和整体趋势,有助于增强政治合法性,保持政治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