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俊与明代“大礼议”

刑部尚书林俊在嘉靖初年的遭遇是朝臣中极力拥护首辅杨廷和一派的缩影,研究他对认识嘉靖初年政局有重要的意义。议礼时林俊对明孝宗有深切怀念之情,对杨廷和的主张给予了大力支持。但他对世宗的打压过甚,加上议礼之外的政事处置上与世宗的矛盾颇多,就大大加剧了嘉靖初年的君臣矛盾,也导致了他和其他反对世宗者的迅速去位。     

明世宗朝官修《明伦大典》述论

在明嘉靖朝大礼议的过程中,出现了《大礼奏议》《大礼集议》《大礼纂要》《大礼要略》《大礼全书》《明伦大典》等紧扣议礼而进行的系列礼书编纂活动,从个人倡导到国家行为,最终《明伦大典》以国家政典的形式刊行,为大礼议进行了一次官方理论总结,成为打击反对派、传播大礼定论的工具,显现出了朝内政争与官方史学之间的特殊联系。     

杨廷和与武宗绝嗣危机———中国古代政治危机应对失败的典型案例

武宗绝嗣危机是明代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一。这一危机是正德君臣懈怠、乱政的集中反映。在这一危机中,除武宗外,首辅杨廷和是另一关键性人物。在武宗生前,杨廷和对群臣上疏劝谏预立皇储漠不关心,没有对武宗形成强大压力,使解决危机丧失了最佳时机。在武宗死后,杨廷和自作主张,选立武宗堂弟朱厚熜为君,直接造成了武宗绝子。但当世宗继位后,他削足适履,违背遗诏,想当然地提出要让武宗堂弟变成武宗亲弟,试图通过改换皇帝的父母为其造成的武宗绝子弥补遗憾,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从整个危机处理过程来看,在每一个关键环节,杨廷和不得要领,胡乱作为,大搞一言堂,要么隐忍,要么张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处理政治危机时拙劣表现的典型代表。     

左顺门事件——大礼议的转折

近十多年来,嘉靖朝历史研究成为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对大礼议的研究又是嘉靖朝历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在大礼议复杂而又曲折的争论过程中,发生在嘉靖三年(1524)七月的"左顺门事件"显得格外重要,且成为大礼议的转折点.     

皇权视阈下的张璁与张居正

张璁与张居正是明代中后期的两位重臣。他们之所以在各自的时代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就在于各自与当朝皇帝皆有密切的关系和极强的担当意识。正是由于他们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加上各自敢作敢为,故在各自时代做出了突出成就。但由于两人与皇帝关系存在着明显差异,所以各自的作用和遭遇也就大不相同。作为张居正的前辈,张璁能够面对政情变化而不贪恋权位,多次离职,进退自如,赢得了世宗的尊重,确保了政局的平稳。而张居正以“顾命大臣”的身份被动管教神宗,未能得到神宗真正的信任与尊重,故死后遭到声讨与清算,万历政治因全面否定张居正而江河日下。     

“大礼议”与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蜕变

嘉靖大礼议以还,专制皇权的高度强化、社会文化和思想禁锢的加剧与经济发展、繁荣之间存在的错位,导致了明代中后期知识分子与君主间的严峻对立以及知识分子内部的急剧分化。士人阶层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受挫,转向建设和享受日常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生活观,使人得以正视自己的身体、欲望和个体生存。但与之相应的,却是对国家前景、社会事业的淡漠。     

论杨一清四入陕西及其边塞书写的意义

出身馆阁的杨一清把台阁文学中的禁体诗创作和联句唱和风气注入陕西藩臬唱和之中,边塞风物也赋予杨一清诗歌以新面貌,改变着其书写形态。特别是二次入陕以来,杨一清以政治家的格局写西北风物与边地战事,视野恢宏而"意气健畅"。这种边塞书写是明中叶明蒙战局深化的逻辑结果,促成了杨一清诗歌在题材与风格上的重要转进,影响了以李梦阳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的创作趋势。杨一清从馆阁唱和向边塞书写的转向,展现了明中叶文学的发展趋势与内在逻辑。文学创作的重点逐渐从台阁体趋向文学复古运动,从中央文学趋向地方文学,从馆阁唱和趋向江山朔漠的广阔天地。     

明代"大礼议"前后的内阁体势变化

明代内阁最初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其权力呈现逐渐增长趋势。至正嘉之际,皇权虚空,事实上形成了以内阁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官僚行政系统。这种中枢权力结构体势由于杨廷和一派在"大礼议"事件中的失败而未制度化,从而形成议礼后内阁权力相对于皇权的削弱,相对于行政系统的增大,以及阁臣间更频繁争斗的局面。这些变化对明后期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大礼议”与朱熹王阳明思想的冲突

明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到嘉靖三年（１５２４）间,以杨延和为首的旧阁权集团同张璁等新进士大夫之间围绕着当时“继统”与“继嗣”的礼仪形式所进行的“大礼议”之争,前后经过三个回合,最后以张璁等人的主张得到采纳而告终。“大礼议”的论争不仅是当时旧阁权集团与新进士大夫的冲突以及新主权与旧阁权冲突的交织,更体现了正统程朱道学（理学）与新兴王阳明心学的冲突和较量,其实质是天理与人情之争的反映。     

简论嘉靖首辅毛纪的宗族思想——以大礼议与明代士大夫日常生活为视角

毛纪在文化活动中,体验礼制文化,增强对其理解;在宗族生活中,感知宗族文化,努力实现礼制与宗族生活的结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宗族思想。毛纪作为首辅,亲历大礼议,其礼制思想受到冲击,宗族生活观念发生明显变化,由坚持礼制,维护大宗法,保守不灵活,转变为主张礼以义起,不拘泥宗子说,呈现合乎礼制的变通特点。他的宗族思想是士大夫文化对宗族生活经验的总结,映照了士大夫宗族生活理念的嬗变历程,体现出社会教化思想在宗族建设中的实践作用,促进了礼制与宗族生活的融合。     

杨一清事迹几个问题的研究

~~杨一清事迹几个问题的研究@何兆吉$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4~~~~~~     

论文化建设的内在冲突

进入 2 1世纪 ,中国面临着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文化转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人们不同的思想文化观念将会经受激烈的碰撞和深刻的变革 ,由此在价值和现实层面将产生一系列必须正视和予以解决的内在冲突 :1.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 ;2 .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冲突 ;3.总体本位与个体本位的冲突 ;4 .严肃文化 (主流文化、精英文化 )与大众文化的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制约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 ,而问题的具体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文化建设的未来     

论隋炀帝的文学思想

据现有文献资料梳理出隋炀帝文学思想的内容,并对隋炀帝文学思想的渊源作了探寻,在此基础上对隋炀帝文学思想作出一个基本评价.本文认为,在隋炀帝的文学思想中表现出1.隋炀帝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评价标准是高指标的.2.隋炀帝对文学创作的评价完全是文学意义的,这是与齐梁以来文学与政治、学术分离而各自建立起不同评价体系的传统认识相吻合的.3.隋炀帝对文学创作评价的标准中无地域文化限制,却更渗透着多种文化因子融合的意蕴,眼界是宏阔的,有一种跨时空的襟度.本文提出:1.隋炀帝文学思想是萧梁时期刘勰等折中派和萧纲等新变派文艺思想的再融合.2.隋炀帝"非轻侧论"具有积极的文学思想内涵.3.隋炀帝的文学观,或说他的相关于文学创作的思想和主张,是建立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基础上的,同时亦得益于他的融通南北不同文化因子与不同文化传统于一体的文化旨趣和文化构想.     

大理国段氏为云南土著说质疑

相关资料考证,大理国段氏为云南土著说存在诸多质疑,其段氏祖籍当在西北,为天水地区氐族南迁的段氏之后裔。     

暴君隋炀帝评价的论辨——关于暴君之暴的政治分析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隋炀帝的评价众说纷纭。国内外学界提出了为炀帝翻案摘掉暴君帽子的新观点。实际上,隋炀帝大兴工役要创不世功业,虽然不是昏君;但是好大喜功超越历史限度,虐用民力,不尊重子民最起码的生存权,以苛政、急政形成系统的大规模暴政,成为千古暴君。     

对商业秘密保护中竞业禁止问题的思考

本文考察了商业秘密随人才流动而遭受泄漏的三种主要情形 ,提出对竞业禁止的内容作出规范化的六条要求 ,最后认为 ,为确保商业秘密 ,企业必须从六个方面采取措施 ,达到竞业禁止的目的     

试论大理国的建立和段思平的出身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传统的大理国是通海节度段思平发动兵变 ,夺取政权和段思平的贵族出身提出质疑 ,认为大理国的建立是平民出身的段思平领导的一场有广大劳动人民参加的大起义 ,它是南诏经济封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同时又是南诏后期激烈矛盾斗争的产物     

杨毓麟入自立军辨

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事是一次由改良向革命的过渡性运动。杨毓麟由于当时思想还停留在改良阶段,加之,他又在乡人时任江苏学政的瞿鸿禨幕府中担任襄校一职,无法分身,尽管他对自立军起事持同情态度,但他并没有参加。本文以大量原始资料为依据,辨清了杨毓麟参加过自立军起事这一以讹传讹的说法。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善后中的战和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到南京即扣押了张学良,同时对西安进行政治分化与军事威胁,企图用武力实现“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西北形势迅速恶化。对南京方面,究竟是“战”还是“和”?西安方面内部分歧较大。身为西北地区最高负责人的杨虎城,由于自身实力较小和受中共态度的影响,时而主战,时而主和,总体上是主战大于主和。杨虎城的主战主张对于争取张学良回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和抗日大局相比,又是微不足道的。对此,“千古功臣”杨虎城是有所认识的,只不过不愿放弃昔日的好友。     

大历诗人李幼卿考论

李幼卿是大历时期诗人,由于未有诗文集传世,后代人对其所知甚少。然李幼卿为当时名士,也是大历时期诗人间相互唱和的参与者之一。勾稽现存资料,考证大历时期诗人李幼卿生平事迹、现存诗歌作品及《全唐诗补编》的误录,进而论述大历诗坛的唱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