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呻吟语》:吕坤人生感悟及其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

吕坤是明后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长期在地方和中央任职。《呻吟语》是其众多著述中的一种,旨在探讨人生哲理。该书共分礼、乐、射、御、书、数六卷,涉及宇宙、自然、人性、命运、修身、治学、品德、治道、人情、物理等多方面内容,具有深邃的思想性和哲理性,充满智慧之光。在该书中,吕坤提出民是国之根本,是国家赖以生存的衣食之源;民重于君,应体察民众的冷暖疾苦,减轻民众负担。这种民本主义观点,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色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吕坤不仅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思想,还努力将之付诸施政之中,以收一时之成效。这在明王朝国势衰微、大厦将倾的时代背景下,尤为难能可贵。     

卷首语

所谓真理 ,固当穷自然宇宙之理 ,但尤当穷人类心灵之理。凡大学问家所著书 ,读之有自然令人心地洁白志趣高尚者。陶渊明诗无论矣 ,余每读《人间词话》,便觉作者把我送入另一圣洁之境界。今之治考据者 ,固亦求真之一道 ,但如无伟大之人格 ,高尚之志趣 ,则纵然于朴学上有大贡献 ,亦只是一种“技术”并非学问也。治此学者只是一种学匠 ,其地位技巧 ,与其他一切木匠、铜匠、成衣匠无分上下 ,不得谓之学者也。　　——吴世昌卷首语@吴世昌引自《睿语珍言——著名社会科学家治学谈》,中国城市出版社,第145页。     

“我不是道学”,“我只是我”——评吕坤反理学思想的学术风格

吕坤(1536——1618)字叔简,号新吾(即与旧我决裂之意),河南宁陵人。明中叶的进步思想家,反理学的先驱者之一。隆庆五年(1571)进士。万历二年(1574)授襄垣知县。后历任户部主事、山东济南道参政、山西按察史,陕西右布政史、右佥都御史等职,官至刑部侍郎。万历二十五年(1597),上疏论天下安危,抨击时弊,疏入不报,又遭张位等诬劾,遂称病辞归。他的学术著作大部分是在辞官后的20年中写的。现存有《去伪斋文集》、《呻吟语》、《阴符经注》、《四礼疑》、《四礼翼》等。吕坤早年的思想不出理学藩篱。他曾作《夜气抄》,阐述性理之义,又作《招良心诗》,发挥心学旨趣。直到中年以后,才渐感理学之非。他曾说:“仆少年自《省心纪》入,苦自束缚,而中年以后,渐自解脱。”(《去伪斋文集·答康庄衢礼部》)他在自撰的《墓志铭》     

从姚雪垠的题诗看《李自成》的美学特征

这是1961年姚雪垠《题<李自成>第一卷原校》组诗中的第一首。作者在该诗的附注中说:“不仅《李自成》第一卷的草稿是在痛哭中写出来的,而且以后我经常为自己创造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激动得热泪横流,泣不成声。”这首诗记载了作者在《李自成》创作过程中的艰难起步,抒发了他强烈的创作激情,也表明了他艺术上的宏大抱负。 “志不立,则如无舵之舟,无勒之马。”(王守仁语)“走你的路,让人们去     

朱维铮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出版

本书为梁启超著名的学术史著作《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合刊本。在这两部著作中,梁启超对近三百年学术变化的崖略,学术流派、人物和著作,清代学者的治学成绩与治学方法,纵横论列,广征博引,作了颇有见地的评述。内容涉及经学、哲学、文字学、音韵学、老据学、史学、方志学、谱牒学、地理学、乐曲学、历     

《车酋 轩语》的治学方法及其意义

张之洞的《车酋轩语》包含“语行”“语学”“语文”三个部分,而有关治学、读书方法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语学篇。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注重根柢之学;第二为学忌分门户;第三读书要博而约,约而博;第四读书不找借口,持之以恒。我们通过对《车酋轩语》治学方法的研究与总结,希望能给现代学人的读书与治学带来重要启示。     

读《文学的调整与再生》

古人说的“十年磨一剑” ,既是对一柄寒光闪闪宝剑的赞美又是对一个有抱负有毅力的匠人或剑客的激励 ;至于它的象征寓意对在治学上进行精益求精追求的历代学人更是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积极效应 ,试想中国学术史上哪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不是学者们在较长时间内深钻苦研的心血结晶 ?摆在我面前的《文学的调整与再生》并不是那种多卷本或数十万字的学术巨著 ,仅仅是一本十多万字的小册子 ,然而它却是季桂起先生用才情与识力花了十年功夫磨出的新颖独特的“学术”宝剑。读着它 ,一方面激起我由衷的敬佩之感和赞美之情 ,意识到学术的质量与品位不…     

材料·视野·方法——杨义学术访谈录

2003年杨义先生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出版后,《中华读书报》曾发表一篇题名为《学术演讲与“杨义现象”》的文章,对他演讲中的大家风采和深厚的学术含量大加赞叹,并使用了“杨义现象”这样的词。的确,把学术演讲作为学术表达的一种形式,也是现代学术发展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一个学者只有对自己的专业烂熟于心才能够控制和把握不同的对象和现场,甚至会在演讲中迸发出许多在正襟危坐写就的论文中被“平面化”、条理化遮蔽的思想火花。最近几年,杨义先生的多篇学术访谈也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赵稀方关于治学问题的访谈(《东南学术》2003年第1期)、邵宁宁关于“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访谈(《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袁盛勇关于“重构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的访谈(《学术月刊》2005年第11期)等等,可以说作为学术演讲的变体——学术访谈也已经成为杨先生的一种新的述学文体,由于访谈是在问答对话中完成学术表达,他的许多学术思考获得了更为及时的、鲜活的呈现,如果写一篇《学术访谈的“杨义现象”》大约也不为过吧!尽管即便是谈同一个内容,时间和场合不同,杨义先生兴致所致也总是新意叠现,但我们这次的访谈的着重点并不是他现在具体在做什么样的研究?有什么样新的学术思考?我们希望通过访谈,把他多年治学的经验介绍给大家,能够对研究者有所启发。当然所有的话题都是从他的新著、新文章中生发出来的,因为离开了具体的学术,任何的方法都会显得飘忽。(安文军)     

从《经传释词》看王引之的治学

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以下简称《释词》)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训诂著作。它编次的科学性和释义的准确性,是前此关于虚词训诂的专书所不及的。研究这部著作,从中认识王氏治学的精神和方法,对发展训诂这门科学是有益的。王氏的治学精神是实事求是的。他受到前辈学者,特别是他父亲王念孙的影响很深。王氏撰写《释词》,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以为《经传释词》十卷,凡百六十字。”(《释词》自序)《九经》、《三     

试探《论语》语境恢复法

读书分两种目的,或为修身（做人）而读书,或为治学（立业）而读书,相应有两种读法：为修身而读书当重在一个“悟”字,为治学而读书则当重在一个“懂”字。《论语》在记载、誊写、编纂各个环节造成了语境缺失,使读“懂”《论语》变得很困难,要读懂《论语》就要尽可能恢复《论语》的语境。其基本做法,就是根据《论语》章中所透露的信息（诸如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等）来追寻某言某事得以发生的场景,以追溯其言语背景。     

赚得康寿说从容

明代养生学家吕坤在其著作《呻吟语》中写道:“天地万物之理,皆始于从容,而卒于急促。事从容则有余年。”大学问家梁漱溟的座右铭是“情贵淡,气贵和”。他一生淡泊,不尚奢华,几经大起大落的磨难,活到了95岁的高龄。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梁老曾写过一首题为《咏臭老九》的打油诗:“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假如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其笑对磨难的心态跃然纸上。所以能如此者,从容也。一代大师马寅初因“新人口论”而蒙冤获罪,遭到蛮横无理的批判,终被撤销北…     

宋诗理趣漫论

对于宋诗,明清时即有以其“主理”而发的微辞。如明人李梦阳说:“宋人主理,作理语。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空同集·缶音序》)清初吴乔又说:“唐诗主达性情,故于三百篇近,宋人主于议论,故于三百篇远。”(《围炉诗话》卷二)然而,诗歌与理并非完全背驰的。就是上述李梦阳之语,不是也承认“诗何尝无理”么?他是不要“专作理语”罢了;清人沈德潜也说:“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说诗啐语》六十三)宋诗中确乎有直接说理与不带情韵的议论者,缺乏诗的意境,无疑不足取。但宋诗中含“理”的篇什更有不少是富于“理趣”的,这“理趣”是宋诗研究中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课题。     

学术是愚人的事业——治学随想录(上)

<正>刘炜评君约我为《西北大学学报》"大家学术随笔"专栏写篇文章,但我当不起"大家"二字,况且我认为当代无"大家"。但炜评君盛意难却,我就写点治学随想,但算不得"大家"心得,只是一位普通学者做学问的体会。在我写的书中,除《红楼采珠》与《红楼梦谫论》那几本算是理论著述,其余如《东坡词编年笺证》     

闻一多与中国传统文化

闻一多早就被称为集诗人、学者、斗士三重人格于一身的人物.作为诗人,他以《红烛》《死水》等著名诗集确立了自己在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为斗士,他以自己的生命在现代民主运动史上写上了光辉的一页.毫无疑问,作为学者,他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但究竟如何认识和评价这位学者,他是否也像他在现代诗歌史上、民主运动史上的地位那样,也在现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问题,直到目前仍然是研究得不够不充分的.新编12卷本的《闻一多全集》的出版,为认识和评价学者闻一多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在中国现代学术上,闻一多是个博通古今中外、才华横溢、见解独特、成就卓著、影响巨大的杰出学者.他以中国古代文学为研究中心,而又眼光辐射整个传统文化;他以中国传统学问为根基,而又大力汲收西方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他治学态度严谨,实事求是,而又曾于创造性思维,勇于提出并证成种种假设;他长期在“故纸堆”中生活,而又将历史与现实沟通,有浓厚的忧患意识、强烈的使命感和为真理献身的大无畏斗争精神.他是以自己的特殊学术个性和贡献研身于屈指可数的近代大学者之列的人物.     

意境说初论——王国维美学研究之一

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之交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不论在国内、国际,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学术生涯只有短暂的二十余年,但是在史学、哲学、美学、文学、考古学、古文字学、音韵学、版本目录学、敦煌学、西北地理等多种学科领域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鲁迅先生称赞“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老实到象火腿一般”(《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郭沫若同志认为他的论著“领导着百万后学”(《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吴文祺先生称他是“在黑暗的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一盏引路的明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     

中国近代革命历史风云的画卷——试论郭沫若的传记文学

郭沫若同志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仅就文学创作来说,他不但是新诗、历史话剧创作的伟大奠基者,而且在传记文学的创作上,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无与伦比的。“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郭老的传记文学作品有《少年时代》以(《沫若自传》第一卷)、《学生时代》(《沫若自传》第二卷)、《革命春秋》(《沫若自传》第三卷)和《洪波曲》。这些作品卷帙浩瀚,长达百万余言,确属鸿篇巨制。但是,过去对郭老这方面的成就,研究的人不多,评论文章也很少。有的文章还说什么郭老的传记文学连卢骚的《忏悔录》都不如,纯属“个人的流水账”。这显然是诬蔑。实际上,郭老的传记文学尽管是用自传的形式,但他自己说得明白:“我不是想学奥古斯都和卢骚要表述甚么忏悔,我也不是想学歌德和托尔斯泰要描写甚么天才。”写作的动机很明确:“便是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在郭老的传记文学中上起十九世纪末下至抗日战争的初期,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我们知道,在这半个世纪里,中国革命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义革命阶段,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其间,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变革。     

“诗词有别”—城市经济带给词的印记

很久以来,有相当多的人抱有一种“诗词有别”的观念。以宋人为例:陈师道就批评过苏轼的词,认为他是“以诗为词,要非本色”(《后山诗话》),晁补之评论黄庭坚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李清照更是干脆提出,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     

《凤凰涅槃》的情绪结构

郭沫若强调诗的抒情特性,认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论诗三札》,《沫若文集》第十卷第二一一页);“诗的本身乃是情绪的潮流”(《诗歌的创作》,《文学》1944年二卷三、四期),是“情绪的自然消涨”构成为诗的“内在的韵律”(《论诗三札》,《沫若文集》第十卷第二○○页),“表现成一种旋律的言语”(《论诗三札》,《沫若文集》第十卷第二一一页)。     

唐伯元的心性论与修身崇礼说

本文从唐伯元的治学经历入手,探讨他的学术、思想的渊源与主要内涵:唐伯元心性论的基本结构,他对性与身、心与物、理与欲的看法;在此基础上,他将修身看作一个包容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渐次扩展的过程,以此为孔门学问之要旨;因此,他批评阳明学派“以心为学”的倾向,并着力推崇“礼”学,以礼为儒者内外双修、成己成物的必须遵循的途径。     

方国瑜教授的治学之路

云南大学已故教授方国瑜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他在民族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对此，他在（略述治学经历）一文中对自己的治学之路曾作过回顾。但由于那篇文章只是（滇史论丛）一书的“自序”，因此不可能对其治学经历进行详述。作为一个学者，他所走过的道路也和别的学者并无两样，但作为一个出身在旧中国的少数民族学者，他却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艰辛。方国瑜先生1903年正月十八日出生在云南省丽江县文治村一个有十几口人的家庭里，儿时由于体弱多病，三岁始学走路，五岁还走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