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出土唐代墓志校理

墓志是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重要产物之一,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汾阳市出土的50方唐代墓志进行了系统校理,发现其中存在着文字误释、标点误施、注释疏误等不足之处,希望研究有助于汾阳唐代墓志的利用,以期对墓志等古代文献的校勘和整理有借鉴作用.     

新出唐代墓志文献释读校理

唐代墓志作为出土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唐代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材料。然因墓志文字俗讹多变、用语典雅凝重等原因,释读偶有失误。通读《文物》《四川文物》《中国典籍与文化》等2010—2017年公布的唐志拓片和释文,校理其误,对其准确释读、科学整理,为汉语史、汉字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资料。     

榆林市出土唐代墓志的文化学阐释

通过对出土墓志墓主身份的考察,可以看出唐代榆林市是胡汉杂居的地区,各民族在此互相融合,其中有胡人的汉化,也有汉人的胡化;由于地处边疆,加之游牧文化发达,榆林市的尚武风气浓烈,随着农业的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唐代榆林不仅佛教兴盛,也有人崇信道教。     

从出土墓志看唐代经济地理的几个问题

出土唐人墓志保留着唐代珍贵的经济地理信息。由于唐人仕宦空间跨越性大、调任频繁,其墓志中往往会记述生前多个任职地的地方社会信息,经济地理信息就是其中之一。就唐代南方社会而言,出土唐人墓志留下了较多的南方地区的经济资源、经济开发的记录,同时,也披露了经济领域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唐人墓志也在一定程度上记载了唐代北方地区的山地经济、都会城市的商品经济特点,此外,墓志还折射出了唐代北方社会经济下降、衰退的某些迹象。     

赋与唐代墓志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唐代墓志刻工三题

唐代墓志撰人、书人、题额者、刻工四者在制撰过程中关系发生变化。墓志刻工具有身份随意性,分工多样化的特征,他们凭借精湛的镌刻技能,可获得丰厚酬金。墓志镌人因出身低微,技艺世代承袭,具有保守性。一般而言,官府墓志刻工只允许担任本署令的伎术官,但在唐代墓志中亦存有特例。撰人、书人、题额者、刻工因墓主形成一种稳定的团队结构,这种结构在墓志制撰过程中因群体性合作得到强化和认同。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资料概述

东晋南朝墓志处于我国古代墓志从产生到定型的关键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迄今为止,历代所见出土东晋南朝墓志共72方,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六朝历史、考古、文物、语言、文字等众多学科领域研究的开展,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元代墓志校读札记

墓志作为一种重要的出土文献,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的宝贵语料。目前,由于各种原因,现行墓志在校点方面仍存在诸多的问题。选取元代墓志为例,通过比照拓片,运用语言学、校勘学、文献学等方法,对其中的校点可商之处进行考辨,以还原墓志之原貌,促进墓志文献的研读。     

卢元福墓志校补

卢元福墓志是涉及初唐史学的重要出土文献,但业已刊布的墓志图版极为模糊,约三分之一的志文无法辨识。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所藏卢元福墓志拓片仅有个别文字缺失,故据之校录墓志全文,并就相关问题略作疏证。     

墓志新辑唐代挽歌考论

挽歌是古代丧葬礼仪的一个重要环节 ,也是哀挽文学的一种特定体裁。但大多数挽歌是在丧葬过程中由乐队演奏的。挽歌镌于碑石者 ,甚为少见。新近出土的唐代墓志中 ,有一批挽歌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唐诗文献。这类挽歌主要有两种类型 :刻在墓志盖上的挽歌和墓志铭中的挽歌。这两种挽歌 ,无论是作者和哀挽对象 ,还是内容与形式 ,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唐代挽歌与唐代丧葬制度、礼仪习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也是我们认识并了解唐代礼仪制度的重要内容。以新出墓志所载挽歌与传世挽歌进行比较研究 ,有助于认识挽歌特殊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文化学意义。     

唐代洛阳的职业墓志撰稿人

在洛阳出土的唐代墓志中,有不少志文几乎相同或大致相同者。究其原因,应该是志文撰者自留底稿,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加以修改而成。这些志文撰者是职业墓志撰稿人。墓志作为随葬物,是埋于地下的,一般不容易穿帮。但随着一方方墓志的出土,这一情况也随之大白于天下。这种墓志文一般都不署作者大名。     

唐代墓志职官文化词语考辨

摘要(Abstract):\"职官\"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中国古代的职官是纷繁复杂的,在严密的等级制度和严格的礼制制度下,不同职官的品级所持有的印绶、所乘坐的车饰以及服装、佩饰是不同的,故而产生出一大批职官文化词语。论文以出土的唐代墓志为文献资料,考释职官文化词语,对其词义进行辨析,可以为汉语词汇史、文化史研究提供新证据。     

唐代墓志讹混俗字考释

唐代墓志仍有不少讹混俗字待考。选取25例加以考释,认为“■”当是“因”字俗讹,“■”当是“周”字俗讹,“■”当是“旦”字俗讹,“■”当是“晷”字俗讹,“■”当是“折”字俗讹,“■”当是“郵”字俗讹,“■”当是“贊”字俗讹,“■”当是“雨”字俗讹,“■”当是“丹”字俗讹,“■”当是“逝”字俗讹,“■”当是“蠖”字俗讹,“■”当是“纏”字俗讹,“■”当是“予”字俗讹,“■”当是“峩”字俗讹,“■”当是“痛”字俗讹,“■”当是“砆”字俗讹,“■”当是“澂”字俗讹,“■”当是“群”字俗讹,“■”当是“挹”字俗讹,“■”当是“勝”字俗讹,“■”当是“八”字俗讹,“■”当是“鵷”字俗讹,“■”当是“顧”字俗讹,“■”当是“青”字俗讹,“■”当是“庶”字俗讹。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东晋南朝墓志的渊源、摆放位置、纪时格式及"一志多方"现象等若干问题,是前人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却仍有待深入的重要方面。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东晋至南朝墓志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吻合的是,墓志的摆放位置、纪时格式也同样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变化过程。东晋、南朝墓志中的"一志多方"现象,虽然比较特殊,但大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且出现的时间也不稳定。     

新出土唐代诗人廖有方墓志考论

<廖有方墓志>是最近出土的唐代诗人墓志.这篇墓志提供了廖有方生平事迹的诸多信息,对于研究其名字与籍贯、科举与仕宦、婚姻与家庭、交游与经历等情况,具有重要价值.廖有方是交州人,墓志为了解与研究安南人物在唐代的进身出处、家族迁移等方面,也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唐代吐谷浑慕容氏王室墓志研究述评

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北地区陆续出土了11方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不少学者利用墓志从吐谷浑史和唐吐关系方面入手进行了研究.由于志文的残缺以及其内容和史传记载相矛盾,学界对其研究成果不尽一致,有些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新出土唐代卢公亮夫妇墓志考疏

千唐志斋博物馆新藏一合形制特殊的卢公亮夫妇墓志,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就形制而言,它是一合龟形墓志;就家族而言,是唐代望族家世和望族婚姻的集中体现;就科举而言,涉及唐代影响最大的长庆元年科举案;就文学而言,卢公亮原本是一位诗人,值得进一步钩稽;就撰者而言,志文撰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殷尧藩,铭文撰者是卢公亮的再从弟卢罕,因而这是一篇志铭分撰的墓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文章体式.     

王绩诗校理札记

《全唐五代诗》中王绩诗的整理.起初是约请韩理洲教授承担的。理洲君对王绩研究有素.不仅有论文发表.而且有《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行于世.受到学界瞩目.影响深远。他无疑是整理王绩诗的首选作者。不巧的是当时理洲君忙于别的任务.腾不出手,于是《全唐五代诗》,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