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古题要解》考

文章通过对《乐府古题要解》内容的解读及历代著录情况的梳理,认为今本《乐府古题要解》内容虽然是吴兢所作,但序却非原貌,乃是刘餗《乐府古题解》的序言.其作伪时间也应为南宋时期而非《四库全书总目》所认为的元代.     

简论元稹诗中的政治内容

元稹诗中的政治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写政治讽谕诗早于白居易;《新题乐府》、《乐府古题》的政治内涵;《连昌宫词》的政治讽刺意味。其总体成就虽略逊白居易一筹,但从当时总体情况来看,能与白居易相肩随者,也只有元稹一人而已。     

唐人题解与吴兢《乐府古题要解》

题解类乐府诗著作,是唐代乐诗理论建构与批评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其批评史价值主要表现为:注重对本事的释解,并在古乐府创作与理论批评两个方面,均使之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以题解的形式,推动了唐代乐府诗理论的建构与批评;在乐府诗分类、乐府诗与音乐的关系、题解阐释三个方面,对郭茂倩《乐府诗集》产生着直接影响。     

元代诗人杨维桢的古乐府观

杨维桢是元末“铁崖乐府诗派”的领袖人物,其“铁崖古乐府”名震东南,影响巨大而深远.杨维桢的古乐府认识观,主要是蕴含多方面的革新与艺术实践之中.以“与《风》《雅》并行”的诗旨,“无复旧格”的创新追求,新、旧体并用的诗体取向,为其古乐府认识观最为本质的内核.     

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与特点

明代初期的乐府诗创作,既受元末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崖乐府诗派"的影响,又有着其自身的特点.从乐府诗的类别而言,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主要是集中在"古乐府"、宫词类乐府、旧题乐府三个方面,并因此而形成了三股创作潮流.明初的"古乐府",主要是指"杨维桢式"的古乐府诗,其中既包含着旧题乐府,更多的则是一些"自创新题"的新题"古乐府".因"宫词事件"而兴盛于皇族的大型连章体<宫词>,成为了明初乐府诗创作中的一道奇观.从复古的角度进行旧题乐府的创作,并使之具有即事性、讽喻性等特点,是明初乐府诗创作的又一道风景线.     

明代古乐府要略

作为诗文复古运动的一部分,明代古乐府创作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色,其中以李东阳、李梦阳和李攀龙三人的创作最具代表力.李东阳古乐府句律以"三三七"为主,与后来李梦阳等大倡"真诗乃在民间"稍有不同,其创作使咏史乐府一体在古代乐府创作史中占据一重要地位.李梦阳古乐府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其"尺寸古法",继专注于咏史的西涯拟古乐府之后,在古题新创、自创新题、综合古乐府之题义、继承古乐府之句法等多个层面丰富了古乐府创作."临摹帖"、"影响剽贼"、"止规字句"等,实则是李攀龙主观设定的古乐府创作追求,其主要方法是摹仿古辞之程式和运用程式拟写.与宋元古乐府创作同当时礼乐文化建设存在或隐或显的内在关联不同,明代古乐府主要是在文人案头诗歌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层面展开的,更多地体现了明代文人在文本和诗学层面复兴古乐府的努力.这可能也正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最为重要的特性.     

《越裳操》本事考

乐府古诗《越裳操》屡见于典籍文献,从目前的资料看,“越裳”大约位于今越南中部一带,《越裳操》源自于古籍所载西周初年越裳氏献白稚一事。白稚来降在古代有祥瑞之义。而作为乐府古题,《越裳操》最晚在汉代就已经产生。     

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

隋前乐府习称古乐府,隋唐以来古乐府地位日高,甚至成为与《诗经》相提并论的经典。从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可以清晰揭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隋代王通《续诗》开启了古乐府经学化历程;唐代李白古乐府学从学理化、经学化、楷式化三个方面推进了古乐府经典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使古乐府经典地位获得了学理支撑;元代左克明《古乐府》为文人创作古乐府提供了简明读本,对古乐府的楷式化有所助益,杨维桢大量拟作古乐府彰显了古乐府的楷式地位;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对古乐府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均有推进,在揭示古乐府艺术成就、推尊古乐府体式方面均达到顶峰;清代朱嘉征《乐府广序》将古乐府经学化推向极致,朱乾《乐府正义》在义理阐发的同时兼顾史实考证,对朱嘉征的极端经学化又有所纠正。     

杨维桢与铁崖古乐府——兼与李白古乐府比论

古乐府是乐府诗史上最悠久的一种乐府诗,自唐代始,历代均有所发展与变化。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的数量之多,创作之富,均盛况空前,无人可比。杨维桢的“古乐府”,是一种广义的古乐府,即其除以先唐旧题创作的旧题乐府外,主要为自创新题的歌行类乐府以及竹枝类乐府等。诗本情性、袭用唐人新题、用吴才老韵,是铁崖古乐府内涵特征的具体表现。在宗唐复古方面,杨维桢以师学李白其人其作为能事,故二人的诗歌主张、人格精神等均较为近似,因之,其“古乐府”在风格、气韵等方面,受李白乐府诗特别是古乐府的影响较为明显。     

李东阳《拟古乐府》新变——兼论对明清咏史乐府的开启

明代著名诗人李东阳作有《拟古乐府》101题101首,学界大多以古乐府评之.其实李东阳创作乐府诗的初衷、乐府诗命题与选材、诗歌的音乐性与体式,以及在时人心中的评价都清楚地表明,其拟古乐府诗的实质为新乐府,非传统意义的古乐府.名为"拟古",其实为"新".李东阳《拟古乐府》不但较唐代元白以诗讽谏天子、写当下史有进一步开拓,而且真正开启了明清乐府咏史创作的先河,乐府诗从汉到清这一发展脉络因之清晰而完整.     

鲍照“代”乐府体探析 ——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

《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是乐府创作中的一个特殊现象,鲍照的代乐府虽然具有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基本特质和不少表现元素,但并非汉魏乐府的复旧。“代”字标示了他在传统基础上的创变。 在《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或借旧题裁己意,或用新题代旧题,标示了鲍照拟乐府与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联系和区别。认识代乐府体所提供的考察角度,便于今人更清楚地看到鲍照对于汉魏古乐府传统和当时新兴乐府的不同,以及处理各种乐府体式的不同创作态度。鲍照的代乐府以五言为多,集中体现了他对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认识：第一,取题多用旧题,小部分自立新题;第二,鲍照的代乐府五言中有一部分吸取了汉乐府偏重叙事以及场景表现单一性的方式,通过某个人物、场景或者故事的设计,集中地抒发自己的感想;第三,多用比兴虽是汉魏古诗共同的表现特征,但鲍照有一部分乐府的比兴句式更接近汉乐府;第四,汉古诗和乐府好从人生感慨和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某些名理,富有训诫意味,鲍照也时有这类总结性的诗句;第五,鲍照的代乐府文气贯通流畅,虽然有些作品已不免俳偶铺陈,但没有两晋古诗的抽象议论,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大体能够保持汉魏乐府的语言风格。当然,鲍照的代乐府最关键的还是抒情视角的普世性,即无论其中包含了多少个人寄托,基本上仍是采用代言体以及与此相应的传统抒情主题：鲍照代乐府古题的抒情都是从普世性的感受出发,所以这些代乐府题的主题内容都不出于生死感叹、去乡远游、人情亲疏、离别相思、从军赴边、游览京洛等汉魏乐府的传统题目范围,没有具体而特定的事件或背景的交代,没有倾诉感情的具体对象,触发感叹的真实原因隐藏在巧妙的比兴以及那些虚构的人物和场景之中,个人特殊的思想矛盾若隐若现地寄寓在人们共同的感受之中。 总之,鲍照的代乐府反映了鲍照对于汉魏乐府的体式及其创作特征的深刻体认,为唐代乐府学习汉魏乐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在代乐府中的创变,特别是乐府古诗化的倾向,带来了乐府表现视角的变化,对于李白的古题乐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谈金宗直乐府观和《东都乐府》的特点

金宗直的乐府观和乐府诗具有比较鲜明的特点.金宗直认为,朝鲜乐府诗不应包括利用乐府古题所创作的诗歌,乐府诗应根植于朝鲜固有的文化,在民间歌谣的基础上,作者进行再创作.金宗直乐府诗选材中的美学标准为淳朴之美与忠贞之美与和谐之美.《东都乐府》的表现技巧特点为反映的内容与表现的形式相符合,利用押韵和音节组合表达朝鲜民歌固有的节奏,运用修饰手法表达朝鲜民歌的某些结构特点,在运用汉字的同时使用本民族语言.     

宋人的乐府观与乐府诗创作——前者以宋人三部总集为例

姚铉《唐文粹》、李昉等《文苑英华》、郭茂倩《乐府诗集》三部宋人总集,均对汉唐乐府进行了关注,其中尤以《乐府诗集》共12大类5205首乐府诗之量,而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但三部总集在对唐人乐府诗的收录方面,却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表明姚铉、李?、郭茂倩等人对于"乐府"的认识并非一致,更有甚者是模糊不清。宋代的乐府诗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新题乐府又有即事类乐府、宫词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之分。宋代诗人创作乐府诗不在其乐府诗题中冠"乐府"或"新乐府"字样者,既与其没有这种创作习惯相关,又与受李?等人于《文苑英华》中之模糊不清的乐府认识有着一定联系。而此,即构成了宋代乐府诗的一种特殊性。宋代的乐府诗还具有可配乐而唱的特点。     

李东阳拟古乐府综论——以其创作实况、理论认识及后人批评为重点

李东阳是明代创作拟古乐府的代表诗人,其《拟古乐府》为乐府诗史上第一组大型连章体咏史之作,在明、清两朝影响深远。"因人命题,缘事立义","长短丰约,唯其所止","内取达意,外求合律",为李东阳拟古乐府理论的核心所在。时人与后人对李东阳《拟古乐府》的批评,重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太涉议论";二为"不取古题"与"不咏时事"。后者的批评,违背了李东阳的创作宗旨与《拟古乐府》的咏史特性,因而乃不可取。     

元代诗人的乐府观与乐府批评

元代是一个乐府诗创作非常繁荣发达的时代,顾嗣立《元诗选》所收340家元代诗人半数以上有乐府创作,同时元代的乐府批评也相当丰富,既有"题解类批评",也有"专论类批评",且各具特色。除左克明《乐府集》"题解类批评"、杨维桢于"古乐府"所持种种认识外,方回、黄景昌、吴莱、胡翰、虞集、孟昉、赵德、李孝光、周巽等人,则为其中之佼佼者。方回的乐府诗创作与乐府观、黄景昌的"古今乐府体"论、吴莱对《乐府诗集》的批评、李孝光的"古乐府"认识观、周巽的拟古乐府的创作与认识等,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对乐府批评进行关照,他们崇尚商周雅乐,揭示出在蒙元文化背景下的各自不同乐府观与批评个性,他们乐府观的核心是尊宗汉魏乐府。     

试论闻一多的乐府观念

闻一多乐府观念主要体现在《乐府诗笺》和未刊稿《乐府叙论》中,具体表现为重视乐府古辞的文本示范价值、主张乐府诗以入乐为正格、强调乐府诗作情感以及艺术表现以及重视六朝乐府相关文献的价值四个方面。在民国时期的乐府研究中,闻一多的乐府观独树一帜,并对建国后的乐府诗选编著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作年考辩

学界关于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的写作时间有"元和十年"和"元和初年"两说,本文从该诗文本出发,结合有关文史资料,详加考证,认为"元和十年"说切合实际.     

汉魏六朝的珍贵语音资料 --"声辞合写"乐府诗

沈约《宋书·乐志》收录了一些汉魏六朝时期的“声辞合写”的乐府古辞。所谓“声辞合写”就是将歌词与虚词(有声无义)以及音乐、舞蹈术语一起记录。原本是歌词用大字书写,“声辞”用小字书写;后来大小字不分,因此,无法解读,遂成千古之谜。另外,乐工在抄录时用了若干音同、音近的别字。现在这些乐府古辞大体上已经被解读出来,这就为汉语语音史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语音资料。     

乐府古辞《陌上桑》异文笺证与解读

乐府古辞《陌上桑》就其母题来说可以追溯到上古桑林母题,其本事来源恐亦非止一事,然而就其文本所流露的线索推断,其写作时间似为东汉末年;该诗在不同版本中出现了文字上的差异,而部分词语也存在解释上的差异,亦可为其写作时间提供语言文字上的佐证。文本字词的改动里隐约有着时代的因素,因此对《陌上桑》文本中的字词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对乐府古辞的理解。     

刘次庄《乐府集》及其题解批评

北宋初、中期的乐府诗批评,以刘次庄的《乐府集》最为著名。刘次庄的《乐府集》与《乐府集序解》为一书二题之合刻,前者收"止于陈、隋人"的古乐府21类428首,后者的"序解"是对428首乐府诗所作的题解。刘次庄于"序解"中,不仅主张乐府诗创作应"得意外之趣"、"不以辞害意"、"不与古人同圈模",并且还以"作是诗"云云,形成了乐府诗题解论评的一种批评范式。"序解"从内容到形式,是北宋初、中期乐府诗批评渐趋成熟与完善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