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上饶二泉"其人及其诗

南宋诗人赵蕃与韩淲并称为"上饶二泉".方回将他们续入江西诗派,在其《瀛奎律髓》中选录二人诗歌较多,且在《桐江集》中多次提及他们,且评价颇高."二泉"名节高尚,诗歌渊源有自,慕陶、写陶之作尤多.赵、韩二氏互相学习、彼此唱和,存世诗作更是数目不菲,影响南宋诗坛较大.     

试论“上饶二泉”对陶渊明的推崇

在高扬"渊明风流"的南宋,"上饶二泉"赵蕃与韩氵虎对陶渊明人品和诗文非常推崇。本文从"上饶二泉"在情感上对陶渊明的认同、对陶渊明人格美的追求、对陶渊明艺术的接受三个角度来探讨"二泉"诗歌与陶渊明的关系。     

论南宋“上饶二泉”其人及其诗

南宋诗人赵蕃与韩淲并称为“上饶二泉”。方回将他们续入江西诗派，在其《瀛奎律髓》中选录二人诗歌较多，且在《桐江集》中多次提及他们，且评价颇高。“二泉”名节高尚，诗歌渊源有自，慕陶、写陶之作尤多。赵、韩二氏互相学习、彼此唱和，存世诗作更是数目不菲，影响南宋诗坛较大。     

惠山造新景二泉映彩蝶 ——无锡惠山新区访记

“惠山”是什么地方,也许有些人并不知晓,但提起娓婉凄楚、意境袅绕的二胡曲《二泉映月》,再不知晓的人恐是寥寥无几了。“惠山”与“二泉”其实浑然天成、相拥一体。北宋名词家秦观同大诗人苏东坡游历惠山,为其风光之秀丽而所动,写下了“层峦澹如洗,杰阁森欲翔,林籁含雨湿,岫日开云光”的诗句,惠山从此名扬江南。惠山泉水清澈甘冽,用此泉水伴煮珍茶,饮之顿觉荡气回肠,味醇无比。清乾隆皇帝下江甫,御口钦定惠山泉为“天下第二泉”;民间艺人阿炳以此为题,创作了一曲《二泉映月》,名震天下,位列“世界十大名曲”。“惠山”与“二泉”一样,皆为极其美丽、佳绝之所在。     

阿布都热依木对维吾尔诗论的现代化创新——兼与汉语诗论比较

维吾尔族现代诗歌理论家阿布都热依木·吾提库尔从17个方面回答了"诗是什么"以及"诗人是什么"的诗歌本体理论问题:诗是喷泉,诗是雷鸣,诗并非项链,诗不像星星,诗并非经文粗布,诗不像刺绣画像,诗并非海市蜃楼,诗有美貌与芳香;诗人并非乌鸦,诗人并非鹦鹉,诗人并非蝴蝶,诗人并非懒猫,诗人应是雄鸡,诗人就是夜莺,诗人应是灯蛾,诗人应是雄狮,诗人要为人民。这种论述,视域独特,内容丰富,论述深刻,意义非凡。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新诠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古今中外皆解为"远村近邻景物之描写".本文从诗人的立脚点与视点,诗人所居之景物描写的完整性与统一性,诗人所处时代诗歌语言骈偶化渐趋稳定的情况以及诗人"远人村"与"在人境"前后心境的比较等方面逐一考析,得出结论"暧暧远人村"二句为诗人南亩旧宅之近景描写,它与住宅全景之描写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     

颓败的田园梦——论李金发诗歌的乐园图景与残酷心理幻象

"无家可归"是20世纪文化统摄性的精神危机状态,而对"家园"的刻骨追索则是20世纪世界诗歌的不懈主题。"还乡"意志与冲动催生了世界最优美的抒情诗以及诗人们对"乐园图景"的异质想象。这种"乐园幻象"对"中国象征主义之父"李金发来说尤为刻骨铭心,深深刻写在他早期的离散诗篇中。以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为例可侧重考察:早期中国诗人如何在"异乡"的自我放逐以及对"原乡"的乌托邦的幻化作为解救自我危机的策略;当这批带着现代西方文化对都市化和工业化的批判性否定态度的中国诗人在返回到一个完全别于西方社会的前现代化农业国家以后,其先觉意识或超前意识与本土现实情境的对峙性矛盾以及诗人如何为寻找其真正的精神家园而还乡并由此而产生的内在心理冲突。     

华兹华斯诗歌中女性地位与价值

"湖畔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诗歌除了对自然主题的关注之外,还刻画了大量的纯朴自然的女性形象。她们身上体现出的真、善、美衬托了诗人对于美的坚持与追求。基于对华兹华斯诗歌中的女性形象类型的分析,探讨了诗人对于女性主体价值的叩问与寻找,从而挖掘诗人对于女性形象的观照以及对女性主体地位与价值更加深刻的思索。     

诗意识的沉醉与孤独——诚斋诗之“诗”及“诗人”意象疏议

诚斋诗中大量出现的"诗"及"诗人"意象,充分透示着诗人诗意识的存显状态。这种状态可谓之"感心",此"感心"包含着"沉醉"与"孤独"两个方面的意蕴。通过频繁使用醉、颠、癖、催、觅句、诗债、苦吟,以及瘦、愁、苦、病、闷、穷等一系列极富暗示性的词语,诗人深入地表现了自我精神世界在"沉醉"与"孤独"之间所呈现的巨大矛盾与痛苦。此种精神状态不仅映证着诗人艰苦的诗歌创作之路,更传示出其沉重而丰厚的社会人生经验与个体生命感悟。     

论海子诗歌中麦子/麦地意象

麦子与麦地形象在海子诗歌中不断复现,构成了一个意象系统,寄寓和熔铸了诗人对生命意义多层面的思考和想象。"麦子/麦地"之于海子,首先,意味着延续肉体生命所必需的物质层面的需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恩情怀。其次,"麦地"被海子想象为所有诗人共同的精神家园,"麦子"和梵高笔下的向日葵交相辉映,二者存在着一场深刻的精神对话。再次,麦子/麦地也是海子生命灵魂的化身,凝聚了诗人孤独的生命体验以及他对灵魂复活的信念和想象。第四,"麦子/麦地"作为诗人海子对自身存在意义进行哲学式"痛苦质问"之场所的意义。     

朱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朱子民本思想与当代"学术研讨会综述

安徽省朱子研究会、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福建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朱子民本思想与当代"学术研讨会主要就朱子民本思想内涵及其现实意义、朱子理学思想渊源与影响等专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朱子学说作了广泛研讨,丰富了朱子学研究成果。     

群贤聚武夷 兴会论朱子——“朱子学与东亚文化”研讨会综述

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安徽省朱子学会、江西省上饶师范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朱子学与东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就朱子理学思想内涵及其教化作用、朱熹的教育思想与书院建设、朱子学及相关的文献学研究、朱熹的生态伦理思想、朱子学的源流与海外传播等专题进行研讨,丰富了朱子学的研究成果.     

上饶市建设用地供给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

研究建设用地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为政府相关部门合理制订建设用地供给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以上饶市为例,研究建设用地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建设用地供给弹性系数最高,其次为固定资产投资弹性系数,而劳动力投入弹性系数最小;建设用地成为资本之后的第二大生产要素,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不可忽视;上饶市各县(市、区)建设用地供给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区域差异很大     

论旅游业的关系营销

文章探讨了新兴的关系营销模式在旅游业中的应用问题。结合江西省上饶市旅游业发展规划,针对旅游产品特点,提出旅游业关系营销的中心是形成顾客友好。为此提出实行全面质量管理、提供额外的服务和多样化奖励、实行"回头客"优惠制、产品开发与游客互动、开展顾客化营销、建立旅游服务链、建立信息系统和参与慈善活动等,并且提出了实行旅游业关系营销的10个技术要点。     

江西省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研究

以人口、经济、空间和生活方式等4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构建了江西省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的指标体系,并对阻碍江西省城市化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96至2005年间,江西省的城市化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同时江西省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可以划分为4种类型,南昌城市化水平最高,新余和萍乡次之,景德镇和鹰潭属中等,九江、宜春、吉安、抚州、上饶和赣州最低.城市化水平呈现北高南低的特点.     

江西城市化发展水平的聚类分析与评估

采用聚类分析方法,选取城市化率、城市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城市二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率、城市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率、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人均城镇新增固定资产等指标,对江西省各主要城市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加以分析评估,其结果是南昌名列第一,其它依次为新余、景德镇、萍乡、鹰潭、九江、宜春、抚州、赣州、吉安、上饶。     

论唐代贬谪文学创作的情感内容

对唐代贬谪者来说,以反映其贬谪处境与谪居感受及心路历程为内容的贬谪文学创作,是他们渲泄内心骚怨情感,表达谪居心态的一种常用且主要的方式。特别是在对屈原生命遭遇及情感反应的理解与认同、对朝阙的迷恋、对自己道德品格的清白自认、对自身生命现状与生命前景的忧怀、对小人的讥刺批判、对超越现实苦难及骚怨消解方式的探寻等方面,是他们在贬谪文学创作中共同关注的重要内容和在文学情感生成与表达上的相通之处。     

苏州市外来农民工维权意识调查

以苏州农民工群体为对象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和报酬待遇等权益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侵害,而农民工害怕失去工作机会,维权成本过高,维权知识缺乏以及维权意识淡薄等因素制约着农民工维权意识的提高。因此,我们应当唤醒和提高城市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并为维权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从而真正改变农民工群体权益受损的状况,实现其向现代市民群体的转化。     

《呼啸山庄》中的“亲和力”

《呼啸山庄》中男女主人公不同寻常的爱情源于主人公彼此强烈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产生的源泉是大自然与主人公的孩提时代。亲和力的发展使成年岳的主人公命运相联。彼此不可分离．他们反叛社会。追求自己的爱情。希望借助死亡来实现爱情的完美。最终导致毁灭性的结局。     

人力资本：农民工城市社会整合的根本

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高是实现其城市社会整合的根本。职业技能与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民工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就业竞争能力,改善经济地位,奠定城市社会整合的经济基础。法律意识的增强有利于农民工理性维护权益,适应从机械整合向有机整合的转变以及进行自我规制,从行为模式上融入城市社会。职业道德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则是农民工城市社会整合的文化基础,有利于形成职业认同和主体意识,从精神上融入城市社会,最终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与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