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自觉的意义及途径

生态伦理观认为自然拥有自己的权利和内在价值。人类对于其与自然关系的错误认识是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人类应该突破旧的生态观,从生态伦理观出发,形成和强化生态自觉意识。因此,从生态伦理观出发,深入理解生态自觉的时代内涵,明确生态自觉的意义,初步探讨生态自觉的途径,对于人类从价值观和实践活动方面关怀大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具有重大意义。     

走进壮美荒野——美国生态文学对生态审美和生态旅游的启示

随着环保意识的高涨,生态文学、生态旅游当前日益受到关注。通过风景审美与生态审美的对比,指出生态审美是一场美学变革,深刻影响了生态旅游的发展。溯源了美国生态审美的肇端——边疆传统,选取梭罗、缪尔、利奥波德、爱德华·艾比等影响力较大的美国生态文学作家为研究对象,兼及其他生态文学作家,从"荒野成为家园"、刀下救荒野、多样和谐之美、空间之美、广义荒野等几方面,梳理美国生态文学对美国生态审美和生态旅游的影响。最后浅析其对中国生态旅游的启示。     

略论纳西族的生态伦理观

纳西族认为人和自然是兄弟,这也是纳西族生态伦理观的宗教和哲学基础,并有对自然界"欠债"和"还债"的观念,认为人得到大自然的恩惠应感激和回报,须善待大自然.反映了纳西人的生存状态亦取决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自然界不依赖于人类,而人类则需要依赖于大自然才能生存.纳西族还有本土的"署神"信仰与外来的龙神信仰的差异和整合;同时还具有社区生态保护习俗;反映了纳西族生态伦理观中的多元文化因素.     

论普里什文哲理散文中的生态文学思想与猎人情结

普里什文哲理散文中所具有的预言式生态思想与环保理念备受当代“生态文学”理论家的青睐。但他热衷描写狩猎场景的猎人情结却又遭到新世纪中“生态伦理”理论的诟病。其实从文本的本体性观念来理解，普里什文的诗性自然情怀、生态观念与他的猎人情结并非只有冲突的一面，他所表达出的是人对大自然万物之本能与道义之间的尺度衡量，而这种衡量也可反观当代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现状，实际上表达出一种更为深刻的天人关系的批判性。     

亨利·大卫·梭罗与自然

亨利.大卫.梭罗是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哲学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也是美国环保事业先驱。在美国自然观的演变过程中,梭罗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从巴特姆、科尔到爱默生、梭罗以及缪尔、利奥波德,美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由既欣赏又畏惧逐渐转化为重视环境保护。     

漫谈《狼图腾》

《狼图腾》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其所反映出的带给人类以昂扬、振奋精神的狼性,在竞争残酷的当今时代,对于国民性的优化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作品中所透露、暗示的人与大自然应和谐共处的生态环保观念,也值得我们深思。略感遗憾的是作品的叙述风格,议论颇多的夹叙夹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余味。     

生态伦理视野中的自然价值

自然价值是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支点之一，也是生态伦理思潮中不同学派争论的焦点之一。对自然价值的不同理解、界定将直接影响到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建构。人类中心论生态伦理学是在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与超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并不否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但强调人具有比其他非人类存在物更高的内在价值，坚持人的主导性地位，主张以维护人类自身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为价值尺度，对人类实践行为加以限制，人对自然负有间接性的义务。非人类中心主义学者以价值问题为环境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价值中心论，主张将价值审视的目光扩展到非人类存在物。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又经历了动物权利论的自然价值观、生物中心论的自然价值观、生态中心论的自然价值观这一演变，逐渐将自然价价值从生命个体拓展到生态整体乃至整个大自然，从而为人类从更高的道德角度去关怀自然、保护环境提供哲学依据。     

对“自然有权利”的伦理质疑

生态伦理学界有一个带有共识的观点:自然权利是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支点,这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对生态伦理学的这个中心观点进行质疑,不仅是生态伦理学理论争鸣的需要,而且对生态伦理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     

解读罗伯特·弗罗斯特自然诗中的生态智慧

罗伯特·弗罗斯特是偏爱于自然诗创作的诗人。通过他的自然诗,弗罗斯特展示了大自然的价值,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爱与关注,并促使人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包括人类内部自然在内的地球生态平衡。所有这些都表明,弗罗斯特的自然诗是极具价值的生态文学,是闪耀着生态智慧光芒的文化遗产。     

真实言说中的自然与女性——伍尔夫短篇小说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伍尔夫在书写女性生存处境和地位的同时,自觉地表现出对大自然的深切关怀。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看,伍尔夫的《邱园记事》和《墙上的斑点》展示了其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对父权制文化将自然与女性"他者化"进行了批判,同时赋予自然和女性以主体性,使处于失语状态的自然和女性发出声音,并抒发了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望。     

中国古代的生态环保思想与法律规定

中国古代至少在西周时就有关于生态环保方面的规定,秦汉时将这些规定以法律形式予以颁布。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我国西夏王朝亦制定了较为完备的涉及生态环保方面的法律。在生态环保思想上,儒家以“仁”为出发点,主张善待自然万物。宋时程朱理学的“天人合一”主张对于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发掘搜罗中国古代有关生态环保方面的法规定,探讨各家各阶段环保思想源流,对于我们今天的环保工作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化观念,如自然观、系统观、保护观、科学观和宗教观等。先民们对自然的看法以客观的、自然主义的态度为主,提倡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并且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产生了系统的生态观念,在此基础上,先民主张实行生态保护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生态科学观及实践是其重要的表现。此外,生态观念在文化中还有一个显著的体现,即生态宗教观念。深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它将有利于加深对中国传统的认识和促进中国的生态文化建设。     

论自然体权利及其保护

自然体权利能否在环境法中确认,是近几年来环境法学界一直探讨的话题。传统法学囿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从权利、义务和法律关系理论否认自然体权利的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从人与自然整体性视角重新解读自然体的主体性地位,为自然体权利的法律化进程提供了理论依据。针对我国自然体权利在法律规范上的缺失,借鉴国外自然体权利保护实践经验,我国应以自然互惠原则、风险预防原则为基础,以代理制度、公共信托制度、公众参与制度为实践方式,注重自然体受到损害时的补救,提倡自然法庭,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自然权利观的中国方案。     

垂直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环保部门的权责对称取向

当前,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以及环境治理困境倒逼环保管理体制改革,省级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实行垂直管理正是结合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一种应然的理性选择。基于地方政府限权和环保部门放权的分析框架认为,环保部门实行垂直管理体制虽然能突破"属地管理"和"双重领导"带来的执法困境,但并不能完全抵制地方政府以其他形式进行合法性行政干预造成的权责不对称。因此,应通过加强"权责匹配"与"执法下沉"协同规避"地方化";突出"责任倒查"与"执法督察"结合强化"行政问责";注重"跨部门合作"与"社会参与"互动实现"协同治理"等方式动态调整地方政府限权与环保部门放权之间的平衡点,进而实现地方政府与环保部门权责对称。     

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体系的优化路径

针对生态环境损害,我国逐步形成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三诉并行”的司法救济体系,旨在为生态环境公共利益提供全方位保护与监督。在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体系的发展过程中,不同诉讼制度性质界分的论争和适用范围的扩张渗透、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职能错位、检察机关公益诉权的内容模糊等问题逐渐暴露出其面临的内生困境,亟须作出精细化和系统化的规范设计。为此,应基于权利（权力）与义务的衡量,重新审视主体的角色功能和权责分配,合理设置不同诉讼制度的适用位序;基于制度功能的考察,根据“风险预防”“损害填补”“法律监督”等不同功能面向划定“三诉”各自的适用范围;同时,通过强化不同诉讼制度间的互动关系,确保体系性协同,从而构建层层递进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体系。     

尊重生命 热爱自然——佛教的生态伦理观浅析

在佛教对自然和生命的神秘解释中 ,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佛教的自然观包含了自然万物共生、共存和万物皆有佛性的思想 ,蕴含了人类与万物平等、万物皆有其价值的朴素的生态伦理思想 ,佛教的生命观坚持生命主体与自然环境的整体性 ,认为万物共生、相互依存 ,这些朴素的生态伦理思想为解决当今的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精神基础     

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

面对近代以来人与自然关系的空前恶化和生态危机的全球化 ,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已成为现代社会人类不可回避的任务。工业社会以来的传统自然观和科技观是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主要思想根源。人们在对现实的反思中逐渐形成了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重构的目标和基本要求 ,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全球共识。目前 ,这种重构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和基础 ,但同时又有重重障碍。探寻重构之路必须从经济、社会、法律、文教、技术等多方面入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将为全世界做出重大贡献     

践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唯物史观和实践观为基石,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关系体系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它要求人类充分认识自然规律,把握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实现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实践观强调人的主体作用,人的发展有利于对自然的保护,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反过来又有助于人类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践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要求在遵循客观规律原则、以人为本原则的同时,又要体现注重实践的原则,更要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二元耦合结构——基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的考察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第七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规定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侵权责任。“造成他人损害”侵犯的客体是《侵权责任法》所调整的传统的人身或财产（私）权益，“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侵犯的客体则是未被现行《侵权责任法》所调整的生态环境（公）权益。由此，广义的环境侵权概念可分为侵犯私权益的普通环境侵权和侵犯公权益的生态环境侵权。无论普通环境侵权还是生态环境侵权，其行为都涉及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的事实，因此在责任分担所考虑的因素、惩罚性赔偿等方面应适用形式上相同的规则。而由于普通环境侵权和生态环境侵权在侵犯的权益性质、原被告举证能力上存在不同，因此在归责原则、举证责任、第三人责任的规范上应体现出适用上的差异。为更合理地展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这种二元耦合结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第七章的七个条文在排序和文字细节上尚有值得调整的空间。     

走向"荒野"还是走出"荒野"?--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的困境及其根源

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主要表现为:自然价值的悖论、自然权利的混乱、认知方法的神秘主义、走向荒野的反人道主义。而造成这些困境的根源,便是以排斥实践为特征的本体论的荒野自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