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再保险合同

再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以其所承保的危险向他保险人保险的保险合同。它具有分散风险的作用,但与共同保险和重复保险相区别。再保险合同一方面离不开原保险合同,另一方面则是独立于原保险合同的。在性质上,再保险合同具有责任保险的性质。     

论网约车危险显著增加与保险法应对

网约车是互联网技术在出行领域的具体应用,投保人改变投保车辆的用途导致投保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人是否应该承担保险责任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上均存在不同的观点.投保人擅自改变投保车辆的用途,不仅违反了保险合同的约定,而且也破坏了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通知义务属于约定义务,投保人应该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通知保险人.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合同约定属于免除责任条款,保险人应该对此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否则将不产生法律效力.保险法在应对网约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该引入比例原则进行调整.比例原则在网约车保险责任中适用的具体表现是比例赔付,不仅有效缓解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未通知不利后果的僵化,而且也是进一步对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进行矫正,以保证保险合同各方的利益均衡.     

诚信 筑保险金桥

行有行规,我国保险市场在世界范围内是新生儿,恪守诚信尤为重要。落到实处——●首先是保险人的诚实信用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 保险人的信息披露义务,亦称据实说明义务。依据是保险合同是专业性合同,投保人无法全面了解合同内容,其对保险合同的了解往往基於保险人（包括其代理人）的说明。如果保险人对合同内容作虚假陈述,则投保人     

保险合同若干问题探讨

保险合同是一种重要的商事合同 ,具有双务性、诺成性、不要式性 ;保险利益包括人身保险利益和财产保险利益 ,对保险合同的效力有着重要的影响 ;保险代位求偿权是保险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所享有的一项权利 ,其行使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被保险人法律地位的反思与重构

被保险人在我国学界被认定为保险合同的关系人，但该认定本身依然存在内在的困惑与矛盾。基于保险合同分散风险、补偿损失的功能特点，保险合同中权利义务的结构分配相对于传统的民事合同有所不同：被保险人虽非订立合同的主体，但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是保险合同所保障的对象。而保险合同关系人显然已无法完全体现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的重要性。鉴于被保险人的实际功能以及理论体系的考量，应当将被保险人重新定位为保险合同的实际当事人，并将其体现于我国的立法之中：在投保人解除制度中，增加被保险人的介入权；在团体保险中增加被保险人的契约转换权；在中止复效制度中增加保险人催缴保费并说明后果的义务以及被保险人申请复效的资格；在投保人造成被保险人伤亡的制度中，规定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一致时保险人仍需承担责任的除外情形；在总原则中增加对被保险人倾斜保护的原则，使得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得以充分体现。     

关于保险合同法中的最大诚信原则问题

保险合同的特殊性衍生了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合同对于诚信原则的要求远远大于其他合同,这体现在对投保人与保险人的特殊要求。最大诚信原则对投保人的要求主要是如实告知与履行保证,对保险人的要求则主要是弃权与禁止反言,我国保险法上对此均有一定的特殊反映,同时也存在不容忽视的立法缺陷。     

关于保险合同法中的最大诚信原则问题

保险合同的特殊性衍生了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合同对于诚信原则的要求远远大于其他合同，这体现在对投保人与保险人的特殊要求。最大诚信原则对投保人的要求主要是如实告知与履行保证，对保险人的要求则主要是弃权与禁止反言，我国保险法上对此均有一定的特殊反映，同时也存在不容忽视的立法缺陷。     

论保险合同的最大善意原则

善意是一切合同有效的必要条件。本文揭示了善意原则在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的特殊表现,指出保险合同对善意原则的要求程度大大超过其他内容的合同,故称之为保险合同的最大善意原则。文章还进一步指出,最大善意原则对投保人的要求主要是如实告知和履行保证;对保险人的要求主要是弃权与禁止反言     

保险诈骗罪与保险法不可抗辩条款的关系及法律适用

刑法规定的保险诈骗罪和保险法规定的不可抗辩条款之间并不存在法律冲突,民事上合法的行为,在刑事上不可能是犯罪。不可抗辩条款限制了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维持了合同的效力,但并不具有赋予欺诈行为以合法性的法律效果,适用不可抗辩条款的保险合同,仍有存在保险诈骗罪的余地。刑法和保险法从不同角度均对保险秩序予以保护,刑法是对保险法的有益补充和有力保障。     

保证保险与保险——保险法与担保法的交错

保证保险虽巳成为金融担保的一种重要方式,但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其法律性质、法律适用等重要问题,仍然存在很大争议.保证保险在为消费信贷的金融债权提供信用保障方面,虽然具有与保证相同的经济功能,法律关系上亦与担保法发生交错,但不能因经济效果的相近而将二者等同.尤其在目前保险公司不能经营保证业务的金融政策背景下,应当承认保证保险符合保险的法律特征,是一种新型的财产保险.保证保险所承保的是被保险人的债权因债务人不履行义务而无法实现的信用风险,投保人通过保险人为其信用承保而获取了金融机构的贷款.因此,此类案件应当首先适用<保险法>,<保险法>没有明确规定的,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其他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     

特殊保证期间相关问题探讨

最高额保证可以不规定保证合同的持续期间,担保法27条中的“保证期间”实际应当是指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持续期间,担保法在立法技术上有检讨必要。按揭合同中的阶段性保证指出卖人在贷款合同签订之日起到买受人取得房产权属证明与银行办妥抵押登记并将有关凭证交给银行收执之日止,对买受人所欠银行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此规定违反担保法规定也有背社会公平。担保法从实然和应然角度分析,票据保证都不会适用保证期间。     

论无效保证合同中保证人的缔约过失责任

保证合同既可能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亦可因自身的原因而无效。导致无效的原因不同，保证人承担的责任也不同。若因保证人的过错致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将丧失预期的担保，保证人则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其构成要件与赔偿范围与保证人承担的其他赔偿责任皆不相同。保证人所负责任的妥当与否影响着保证的担保功能的发挥。     

对营业转让合同作为非典型合同的典型分析

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纷,营业转让合同以采取书面形式为宜.我国法律将来对营业转让作出规制时,应将营业转让合同的书面形式规定为任意性条款,同时应规定营业转让合同的一般条款,供当事人签订合同时选择.对于营业转让的范围,一般情况下,应以当事人约定为准.营业转让人负有移转营业的义务和竞业禁止的义务,在立法上应赋予营业转让人营业优先权;营业受让人负有支付转让价金的义务,商法应确立营业受让人的减价权.     

论保证保险之法律性质

保证保险作为一个全新的保险类型，目前对其性质的界定存在立法空白，加之理论界争议颇多，以致出现大量纠纷。本文通过保证保险与保证的比较分析，论证保证保险的保险属性。     

多民族“混居”自治区域人权司法保障研究

多民族“混居”自治区域因其特殊性,在人权司法保障方面出现诸多的难点,个体人权和集体人权在法治的正常状态下不仅会失去司法的保障,而且还会受到司法自身的侵害。然而,人权司法保障是无条件的,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民族关系、统一的司法制度、司法行政化和司法“自治”等方面在多民族“混居”自治区域容易出现司法漏洞,损害人权。消除人权司法保障的隐患,是多民族“混居”自治区域社会发展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当事人若干问题的探讨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当事人资格的认定规则应体现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特殊功能。为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知情权,申请公开信息之诉的原告只需符合行政诉讼原告的一般条件,并没有特殊限制;反信息公开之诉的原告资格认定的关键是确定其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受到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侵害。为监督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明确政府信息公开法律责任,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适格被告应具有信息公开行政主体资格并实施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第三人的范围不仅包括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应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公共企事业单位。     

民法典背景下股权让与担保案件裁判路径的反思与再造

《九民纪要》第71条确立了“名为股权让与,实为债权担保”的裁判路径,对股权让与担保案件审理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尚有若干问题有待澄清: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股权转让公示的法律效果以及债权人的法律地位。最高法院司法政策确立的裁判路径在克服股权让与担保中“担保手段超越经济目的”缺陷的同时,引发了理论上的争议、技术上的困惑以及体系上的龃龉,实际上并不可取。新颁布的《民法典》对既有担保规范和制度进行调适,为股权让与担保裁判路径的重构提供实质性的保障。《民法典》所确立的担保体系下,应该承认股权转让合同以及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明确债权人的股东地位,尊重当事人运用股、债这两种融资工具所创设的交易模式来处理相关纠纷。针对股权让与担保的固有缺陷,法院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分股权的享有和行使,对债权人行使股东权利予以限制,以平衡当事人的利益,激活股权让与担保的融资潜力。     

保险人说明义务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我国《保险法》第171、8条关于保险人说明义务的规定,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实际情况是保险人不说明或说明流于形式化。对于非消费性保险合同、续保的保险合同、个别协商条款、非责任免除条款、法定免责条款,保险人勿须履行主动说明义务。当前最重要的是促进保险条款说明方式的实质化:一是推进保险条款的通俗化,提高保险条款的可读性;二是促进责任免除条款说明方式的实质化。保险人未明确说明责任免除条款的,其法律后果仍应维持不产生效力的现行规定,而不宜引入国外的冷静观察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