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股份合作制不能搞“大跃进”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更加突出，实现农村经营制度的创新是实践发展的要求．当前各地在农地经营制度创新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农地入股的股份合作制已经成为了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但这种农地入股经营制度是需要一定的条件．不能搞“大跃进”。     

创新农地制度的理性思考

现行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导致了农业资源配置不合理,农业生产效率低,土地经营收入递减,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土地征用权的滥用两个症结。解决的办法是加快农地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在制度创新的设计上,要遵循效率与公平两大原则,以保证实现制度创新的预期。     

创新农地制度的理性思考

现行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导致了农业资源配置不合理,农业生产效率低,土地经营收入递减,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土地征用权的滥用两个症结.解决的办法是加快农地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在制度创新的设计上,要遵循效率与公平两大原则,以保证实现制度创新的预期.     

农地制度的产权绩效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地制度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效用问题也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从产权的角度分析了均田制,两田制和股份合作制的经济和社会效用,其绩效大小的关键在于所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强度。农地制度改革实质上就是土地使用权的改革,这一过程将进一步持续下去。     

我国城乡非农建设用地市场:垄断、分割与整合

与政府垄断土地市场相比,我国城乡非农建设用地市场分割制度是当事人基于特定环境的最优选择,但是,与城乡土地市场整合状态相比,城乡非农建设用地市场分割制度又潜伏着效率的损失。城乡非农建设用地市场制度由分割走向整合能提高社会总福利水平,诱致着经济当事人进行制度创新,并最终实现城乡非农建设用地市场由分割向整合的变迁。     

PPP 模式用于农地整理项目中的思考

传统模式下农地整理资金使用效率较低.本文从资金供需层面、法律制度层面等角度分析了农地整理项目资金使用效率低的原因,然后又分析了 PPP 模式在我国推广应用的条件并列举了相应的实例.结果表明,在目前我国农地整理项目广泛实施的大背景下, PPP 模式是提升农地整理项目效率的理想模式.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与市场流转困境:理论与政策分析

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不完全性是现阶段农地市场发育缓慢的产权原因 ,而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不完全性又与其法律属性不明确有关。不完全的农地承包经营权降低了农户农地经营收益和农地交易价格 ,提升了农地交易成本 ,降低了农地市场交易的净收益 ,最终减弱了农户的农地需求和供给。要加速我国农地市场化进程 ,就必须按物权理论规范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制度 ,通过法律制度的建设 ,从产权安排上克服我国农地市场发育的产权制度瓶颈。引言已有的大量文献曾致力于评价私有财产与共同财产制度的相对优劣性 ,这一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哈丁“公地的悲剧…     

论我国应当建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对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既涉及行政争议又涉及民事争议的案件,本文从当事人和法院两方利益出发,通过分析两种争议的内在联系及诉讼效率原则,主张建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并对该诉讼模式的适用范围和程序规则进行探讨。     

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思考——从山西票号兴衰看金融协调的重要性

从研究山西票号的兴衰史入手,抓住业务创新与社会需求的协调、客户定位与经济形势的协调、内部竞争与外部依赖的协调以及制度创新与社会变革的协调这四个方面来阐述和归纳金融协调在山西票号的兴盛和衰亡两个重要阶段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挖掘金融协调的重要性,并分析得出金融协调的三大原则,即坚持数量发展与质量发展的统一、坚持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的统一的原则和坚持金融动态效率与静态效率的统一的原则,最后得出结论,并引发对现代社会金融协调重要性的思考。     

论不安抗辩权的法律完善

不安抗辩权制度源于德国法,是大陆法系的一项传统制度.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不安抗辩权,为防止合同欺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交易安全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国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仍然有其不足之处.本文希望通过对不安抗辩权的行使主体、权利人的举证责任以及界定＂适当担保＂和＂合理期限＂这些问题的探讨,以促不安抗辨权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农村劳动力转移急需突破的瓶颈——农地制度创新

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基础的农地制度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就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而言,现行农地制度的某些缺陷又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了多方的制约。为此,我们应当从基本国情出发创新农地制度,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     

基于混合回收的闭环供应链协调定价模型

运用博弈理论在混合回收的情形下建立了再制造闭环供应链模型。首先,在分散化定价决策下研究了闭环供应链中的节点企业为了取得各自最优利润,如何确定自己的批发价、零售价、废旧品的回收价和回收补贴价格,以及分析了混合回收所带来的竞争和冲突对节点企业定价决策和利润的影响。然后,以集中化定价决策下的均衡结果作为基准,指出分散化定价决策将导致一定的效率损失。最后,为弥补效率损失,提出了一个改进的两部定价契约来实现闭环供应链的协调。     

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效率

财政分权作为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资源配置的方式、效率与水平。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逐步回归方法和面板联立方程,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促进了区域创新效率提升,但也会抑制政府创新偏好,导致区域创新系统中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发挥不够,引起创新效率损失;就综合作用效果而言,财政分权仍能够提升区域创新效率。分地区考察发现,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与政府创新偏好的遮掩效应均存在区域差异。从综合作用来看,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财政分权能够提升区域创新效率;但在中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就作用机制而言,在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在提升区域创新效率的同时,也会抑制地方政府创新偏好,导致创新效率损失;而在西部地区,控制政府创新偏好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财政分权会降低政府对区域创新活动的过度干预,间接提升区域创新效率。     

中国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从两难到双赢

城市化与工业化需要更多的建设用地,而现阶段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就是农地资源的非农化。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农地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为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农地进行保护。将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由两难的境地转变为双赢的局面,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农地保护政策的执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寻找合理农地非农化的数量出发,提出了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的概念,并将其与实际非农化过程结合起来,把现阶段农地非农化的数量细分为代价性损失、过度性损失Ⅰ和过度性损失Ⅱ。然后通过生产函数模型估计土地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边际效益曲线,计算出1989~2003年间中国农地非农化的代价性损失比例为33.4%,过度性损失I比例为44.9%,过度性损失Ⅱ的比例为21.7%。结合可操作性,得到中国1989~2003年期间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应该为不超过实际非农化数量的78.3%。过度性损失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对土地市场价格的干预,因此文章提出为了减少农地非农化的过度性损失,应该加快完善国有土地市场体系,减少对土地价格的行政干预等政策建议。     

我国西部资源开发企业外部不经济问题探讨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不断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刺激了西部地区资源开发企业的生产,许多企业为了利润,其生产过程给社会带来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资源配置不当、人力和物质资本损失等外部不经济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正确认识企业成本、促进资源开发产业组织的监管、优化此类企业的分工合作竞争生模式,以及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EVA会计利润、经济利润与剩余收益之关系分析

自从思腾思特公司推出EVA以来,由于EVA作为对公司管理者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现了真正的股东价值创造,客观地评价了管理者的经营绩效,受到了许多大公司的广泛关注和应用。但EVA不是一个新的财务创新,它源于经济利润的概念,本文就EVA与会计利润、经济利润及剩余收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试论外部取向管理创新模式生成机理的研究框架

根据DAMANPOUR等的研究建议,结合对企业典型管理创新的实地调研,提出了管理创新的分类体系,并对内外部取向管理创新的内涵进行了界定;选择外部取向管理创新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模式的生成过程和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企业家个体决策、企业家-组织过渡、组织创新行为3个层面的研究框架,分析了每个层面的研究内容,并进行了相应的研究方法设计;使用大连亨利测控仪表工程有限公司的战略创新案例对理论框架进行了初验,试图以此解读外部取向管理创新模式的生成过程及其机理,为提高我国企业管理创新的成功率提供理论指导。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

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风险偏好信息非对称下的供应链寄存契约研究

分析了寄存契约下,供应商损失规避程度对供应商生产量及供应链中成员利润的影响,进一步考虑损失规避信息为对称和非对称情况下,损失规避程度对供应链中成员利润的影响,以及对零售商而言风险态度信息的价值。研究发现,供应链中成员利润为损失规避程度的减函数,信息对称情况下供应链中成员利润要优于非对称信息情况下。最后,基于信号博弈探讨供应商风险偏好信息的揭示机制,证明信号博弈的分离均衡和混同均衡的存在,为供应商的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双边道德风险下供应链质量协调契约研究

契约的公平性是契约有效性的前提,也是提高供应链协调效率的基本保证。本文基于外部市场变化对契约公平性影响,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同时考虑供应商和制造商质量失误的基础上,构建双边道德风险下二级供应链质量控制博弈模型,分析外部损失分担与内部惩罚质量契约协调下双方产品质量控制水平,研究外部市场及质量成本变化对两种契约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的影响,并对模型分析结果进行仿真验证。结果显示：外部认证系统直接影响外部损失分担契约的公平性与有效性,而对内部惩罚契约无效;当供应商不必为制造商质量失误负责时,外部损失契约将实现对供应链的质量协调;随着供应商质量控制成本的提高,内部惩罚契约质量控制效果将高于外部损失分担契约,而当制造商质量控制成本下降时,外部损失分担契约较内部损失分担契更有效。因此,保证契约的公平性是实现供应链产品质量协调的根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