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基于国际政治公共领域“有限话语民主”情境的研究

由于西方话语霸权的阻滞,导致国际话语格局的失衡,使得话语民主发展尚不充分。世界话语民主发展的有限性态势,亟需中国担负起国际话语责任。为此,应培育一批意识形态精英,使之在国际话语场表达中国价值;立足于文化间性寻求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共义域,在此基础上对国家意识形态进行新的知识叙述,推动文化交往。并且,还应提升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表达的高度,使之超越民族国家利益,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进而建构具有世界魅力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由此,全面提升国家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     

全人类共同价值视域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路径研究

国际话语权是一国在国际社会权力分配格局中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体现,是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国际话语权不仅是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和声誉的必然选择。进入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有了较大程度提升,但在国际话语格局中的弱势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全球性视域的观照全人类的价值观,它的提出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开拓了新方向、提供了新基础。当前,在全人类共同价值视域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还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外部的国际话语规则制约与限制、国际社会误读与曲解、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等诸多挑战,内部的学术话语体系创新有待加强、话语传播体系建设有待完善、话语表达体系阐释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因此,中国亟须从厚植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根基、加强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理论创新、优化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建构策略、创新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传播这四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话语权。     

试论多元文化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的建构

当今世界,伴随着西方强势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全球性扩张与飙兴所形成的多元文化冲突与较量态势,挤迫着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滑向“边缘化”和“弱势化”。面对挑战,秉持合法性与包容性原则,转换思维视角,提炼核心价值理念,优化教化整合功能,提升国际话语能力,是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建构的必然选择。     

和谐世界与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

目前对和谐世界新理念的理解与界说正处于热烈讨论之中。对这一新理念应从价值指向、政治诉求、学理要义三个方面予以审视和挖掘。和谐世界的理念是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中国反思并重新确立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对外战略的标志性成果,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涉及意识形态、国际定位、外交哲学。这一战略转型,无论对于中国本身还是对于世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与影响。     

论控制侦查权的域外经验与本土经验

以法限权和以权限权是法治国家控制侦查权的具有普适性的经验,尽管在强化打击犯罪能力的全球背景下这一经验正面临着挑战。中国侦查程序中的某些制度虽然与西方的经验不尽一致,但这些本土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控制侦查权的精神,其控权效果不容忽视。因此,中国侦查程序的改革应当以融合域外经验与本土经验为路径。     

对疫情危机的反思：从“西方中心论”的弊端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

当今的新冠疫情已经呈现全球大流行的状态,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次疫情危机。在此次疫情危机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与坚持“西方中心论”的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具有完全不同的态度与方式,让“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再次凸显出来。对疫情危机进行反思,能够看到“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这对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与国际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建构的双重境遇与优化路径

“中国的话语权”实质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对于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压制,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良好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目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建构还存在传播“声量”较小、“供给”不足和“本领”不强等现实挑战。为改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不利局面,必须做到“言之有力”,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言之有料”,推进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言之有器”,加强中国理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论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

近代民族主义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之一。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它在引介现代国家观念、推动中国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为中国外交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并由此催生了中国现代外交理念的萌芽。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占据着无可匹敌的话权霸语地位。作为最具号召力的社会意识形态,它为中国外交提供了与西方平等对话的现代文本和评判国际政治行为的价值体系;而被近代民族主义动员起来的历次社会运动,则从实践层面上推动着困境中的中国外交艰难前行。     

新形势下对意识形态认识的几个误区及其启示

意识形态对社会进程和社会生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所遵循的价值观念都受到了同时代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影响。当下,西方思潮开始通过意识形态向发展中国家渗透蔓延。科学认识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认识误区,对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价值功能及凝聚力和吸引力,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智库影响力的国际比较与走向判断

现代智库已经成为各国决策者处理各种社会复杂问题所倚重的重要力量。中国与西方国家智库因为所处的体制环境不同,在独立属性上呈现出本土化运作的特征。通过对中西方智库的独立性的比较、分析和考察,以我国特有的国情为发展的起点,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智库发展的成功经验,找到一条适合我国本土体制和国情的独立性的发展路径,是今后提高我国智库决策影响力的重要价值选择,也是促进我国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动力。     

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在我国重新成为热点问题,这其中既有自由主义理论本身的原因,也与我国社会出现的新的特点有关。自由主义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对我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方法论是形而上学的抽象分析法,理论基础是个人主义,要完全依靠它来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是不现实的。     

中国英语学习广告中的意识形态宣传

在英语的全球影响力之下,英语培训市场繁荣发展,意识形态的宣传也随着英语培训产业的广告话语渗入人们的思想。对中国私人英语学校的广告和网站进行批评性话语分析,发现其中含有大量意识形态的表达。这些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策略有：将英语学习资本化、西方化,将西方教育神圣化,把英语学习等同于现代、时尚和科学,将学习者置于消费主义的幻像和快感中。这些话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宣扬了自由竞争、消费主义、西方优越的价值观,维持、巩固西方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对中国人的本族母语态度、文化认同及道德规范具有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     

在华外国商会及其政治参与

在华外国商会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国内社会网络,它们参与了中国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一些活动。它们的政治参与表现在: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监督政府、为中国利益游说母国政府、增大法院的压力,等等。在这些外国商会的政治参与中,展现出中国政府过程"压力政治国际化"的一面。     

论文化全球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

当今文化全球化席卷世界各个国家,随之呈现出新的特征,其渗透性和隐蔽性更强,对我们民族国家产生双重效应,对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重大影响,在带来机遇的同时,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受到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政治强势推行文化霸权,离散我国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意在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西化"。对此我们必须采取对策,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而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党对主流意形态的指导地位要更加牢固,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制度。而且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我们要占领属于自己的网络文化阵地,掌握信息主动权,利用多种方式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政治学分析——选举民主的制度缺陷

以选举为特征和标志的西方民主政治,不仅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也是西方国家输出给发展中国家的一种重要的政治价值、政治理念和民主模式。西方国家以实行了这种选举民主制度而标榜为自由国家、民主国家、法治国家、福利国家,甚至将选举民主模式作为干涉他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手段,搞政治输出。然而,只要深入分析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就会发现,西方国家债务危机正是这种选举民主制度缺陷的集中反映和体现,表明了西方国家的选举民主制度已陷入困境和面临变革的巨大压力,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要么继续推行这种选举民主,要么明确承认这种选举民主的制度缺陷,积极推行变革。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美国的一个债权国,须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及选举制度,强化社会建设以健全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完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民主模式"。     

中亚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认知与思考

中亚国家既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方向,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随即得到了中亚国家在内的多国热烈相应和积极参与。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工笔画"阶段,作为首倡之地,随着"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在中亚国家的深入推进,中亚国家对此认知也出现了诸多新变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离不开中国与中亚国家提高共同利益的认知水平,离不开相互发展战略之间的精准对接,着力构建以"周边命运共同体"为导向的中国—中亚国家合作新模式。     

李大钊对史学价值的思考

李大钊对史学价值的思考,是他史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史学与人生、史学与国家、史学与治学三个维度探讨了史学的价值,从而大大地拓宽了传统史学的价值。在李大钊看来,史学不仅能提高人生修养、端正人生态度、规划人生道路、领悟人生真谛,而且它还是激发爱国情感的源泉、“感奋兴起”的“救国学术”、制定革命策略的依据。同时,李大钊认为史学能训练治学者的思维和技能,而其中最主要的是能培植“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思想,培养求真务实、严谨周全的学风．培育融汇古今、贯通中外的学识。回顾和探讨李大钊的史学价值观对当代弘扬党重史、读史和鉴史的优良传统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扩张的现代性路径及应对方略

生态、潮流、反恐、普世等问题已异化为西方意识形态扩张的现代性路径;从全球化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弱化、新媒体发展和普及等方面着力分析西方意识形态扩张现代性路径的诸多原因,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交往的主动权和影响力、促进社会发展和惠民建设等进行应对。     

国际态势的转化与中国国际战略的选择

进入21世纪后,2001年发生的美国"9.11"恐怖事件和2008年出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件具有标志性事件的发生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兴起导致了国际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此消彼长变化。在这十年间,由于美国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后事务,又因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经济衰退的困扰而疲惫不堪;欧洲国家遭受金融危机打击后又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之中;而此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大国的崛起,使国际政治、经济态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方向发展。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国际态势的演变,意味着未来中国仍有不可估量的发展空间,而如何把握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发展的机遇和选择中国发展的国际战略,又如何与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和协调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审视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