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与反思

现行的生态补偿机制无法调整相关主体环境利益及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以及激励生态保护行为,因而它不能满足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的需求.文章通过对生态补偿机制在实践中的运行现状及其原因分析,提出了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相应的政策构建和探索.     

社区参与生态补偿探析

当前我国的生态补偿成本过高、补偿监督不力、补偿方案不合理、补偿渠道不畅、受偿主体普遍贫困,根本原因在于生态补偿中参与机制的缺失.社区参与生态补偿将国际上流行的社区参与方法与生态补偿方法进行结合,根据协商原则让居民参与生态资源的管理以及根据公平原则参与生态资源利益的分配.全方位的参与式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将有助于解决生态补偿中资金短缺与生态保护矛盾的瓶颈问题,真正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全面协调发展.     

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分析

建立一个长效、稳定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对保护生态环境、改善我国的环境质量、提高生态建设者的积极性都是非常重要的。生态补偿在法律实质上反映为人对人的补偿;生态补偿的法学目的是实现环境公平;生态补偿追求的法律价值是环境利益的分配正义。要深入理解生态补偿的法律实质,就必须明确生态补偿与环境损害赔偿、环境资源的有偿使用之间的不同之处。根据生态补偿的主体不同,可以构建国家生态补偿和社会生态补偿两类生态补偿机制。     

长三角地区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伦理研究

我国分布广泛的江河湖海的水环境是我国生态保护的重中之重,水环境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开展对于我国现阶段保护水环境、治理水污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为了让我们生存的水生态环境能够保持稳定,使水环境不再被破坏,水资源不再被浪费.外在上使用各种经济的手段进行补偿,内在上注重伦理观念是生态补偿的思想内核.研究当前水环境生态补偿的伦理依据、伦理问题以及伦理意义,可以抓住生态补偿机制的本质内核,在根本上推动机制的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水环境问题突出,是我国水环境迫切需要治理的地区之一.在长三角地区开展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对于促进长三角区域实现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共同富裕视阈下生态补偿财政政策研究

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指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引发对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大讨论。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是从部分到整体的逐步富裕,也是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过程富裕,更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自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来,生态补偿机制在实践中将“经济蛋糕”和“生态蛋糕”有机结合,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辩证统一,协调了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成为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基于共同富裕视角,梳理了生态补偿制度的理论逻辑,提出生态补偿财政政策的建立应当以可持续为目标,坚持人本主义理念,完善纵向生态补偿制度,构建横向生态补偿引导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     

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分析

建立一个长效、稳定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对保护中国的生态环境,改善中国的环境质量,提高生态建设者的积极性,都是非常重要的。从法学的角度来厘清生态补偿这一概念,明确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确立生态补偿的种类,使国家生态补偿成为生态补偿的核心,以此为出发点,构建中国生态补偿制度的框架。     

水资源生态补偿模式分析与机制构建

水资源的保护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水资源的现状却令人担忧.水资源生态补偿制度对水资源的保护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文章试图从法学的视角,对水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和完善提出思考和建议.     

完善闽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立法思考

当前闽江流域生态补偿存在着补偿主客体模糊不清、补偿标准不科学、补偿资金营运不规范等诸多缺陷.完善机制,立法先行,加快闽江流域生态补偿立法,应当着重从制度上解决"谁补偿谁"、"补偿多少"和"怎么补偿"三个基本问题,即要明确流域生态补偿主客体及其责权利,合理确定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和计价办法,规范流域生态补偿资金运营机制,实现生态补偿体系"科学化、规范化、市场化和法制化"的立法目标.     

论我国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以铀矿开发为例

随着矿产资源开发对我国环境及社会影响的逐渐显现,生态补偿机制问题引起了诸多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关注.铀矿资源开发生态补偿问题在矿产资源开发补偿中具有代表意义,本文以铀矿开发为例,在论述生态补偿机制概念及生态补偿机制原则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铀矿生态补偿机制的现状,并结合国外矿山生态补偿的经验,提出了健全我国铀矿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复合型多层次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通过分析目前我国草原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坚持特殊性、公平性和效率性等原则,借鉴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生态补偿机制的经验,提出解决我国草原生态恶化,实现草原牧区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构建复合型多层次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以此实现补偿主体的多元化、补偿资金的多渠道和补偿方式的多样化.复合型多层次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包括纵横交错的三个层次,即主导层、中间层和基础层,其相互之间既有一定的独立性又相互联系.     

大庆草原生态保护与开发研究

为保护大庆草原生态,为城市提供绿地,防止草原生态恶化,根据大庆草原地情概况、生态现状,提出设立草原生态保护区,恢复草原生态功能;加强草原监管,创新生态补偿机制;利用遥感及大数据技术,建立草原监测和预警体系;拓展草原生态开发与利用领域;严厉打击破坏草原的行为,保证大庆的生态安全等对策.     

生态政治视野中的生态补偿

文章考察了生态补偿问题的多维视野后,从生态政治的视野把握生态补偿,认为生态补偿是政府主导下合理分配社会一经济一生态复合系统中的各个不同利益主体间合作所带来的生态收益与成本,以达成生态正义、保护自然资本的生态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生态补偿问题是一个生态政治学问题,这是因为:首先,从生态补偿的目的来看,生态补偿终极的目的是保护"自然资本",以维持人类社会长远的整体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而自然资本作为生命的支持价值,既包含经济学的内涵,又是一个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从生态补偿问题的产生来看,这既是经济的外部性问题,也是整体的公共政治问题,必须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公共主体和市场主体两种方式来解决.第三,生态补偿平等地分配社会生态舍作所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生态正义性的政治制度安排.     

生态补偿意识对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要素视角

以制度经济学和系统论的相关理论为指引,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要素视角出发,沿着"状态-压力-响应"的分析范式,对生态补偿意识影响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作用效果及内在机理进行系统探讨。研究结果表明:生态补偿意识有利于统一人们对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思想认识,降低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推广成本,促进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增长。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的积累是上述促进作用过程得以发挥的中介,且该中介作用的大小在临界生态补偿意识要素配比结构两侧具有非对称性,当基础性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相对过剩时,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的积累将增强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的竞争能力,提高基础性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的积极性,降低市场化与基础性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的结合难度,减少其结合成本,促进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的形成,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增长。但当特异性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相对过剩时,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的积累将加剧特异性生态补偿意识要素对基础性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的竞争,扰乱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要素与基础性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的结合秩序,加大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的结合成本,抑制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增...     

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

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不同利益主体利益需求的差异决定了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并进一步影响其在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中采取的应对措施和行动积极性。生态保护红线外部企业低参与度和高经济利益性的冲突,非核心利益相关者对良好生态环境和优质生态产品的强烈追求与其承担补偿责任较小的冲突,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经济行为的求稳性与积极采取有限人为活动风险性的矛盾等,对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都具有深刻影响。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是一个要素众多、结构复杂的有机整体,其有效运行依靠不同利益主体在补偿额度分摊、补偿方式选择和补偿监管执行等环节中的分工与协作,从而实现价值、战略、组织和信息等多维度协同。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补偿制度的立法完善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旅游等资源丰富,湿地面积大,生物多样.保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淡水资源、均化洪水、调节气候、降解污染和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立足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实际情况,通过制定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建立环境资源价格制度,完善生态补偿税费制度和充分保障公众环境参与权的实现等具体可行的法律制度来调节各主体的责权利关系.     

构建生态修复和贡献二重补偿机制

随着全国不同区域主体功能的划分,需要构建双重生态补偿机制,包括生态修复补偿和生态贡献补偿机制。生态修复补偿实行谁破坏谁补偿原则,分为自行补偿和委托补偿、等量补偿和加倍补偿等方式;生态贡献补偿遵循共建共享原则,以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要补偿途径,需要合理确定补偿水平。     

区域经济发展的生态补偿模式研究

边缘地经济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基本内容之一是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分享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利益和效应。生态补偿既能保证生态生产的持续性,又能体现生态资源的共享和利益互惠,这既是公平性生态伦理观的体现,又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友好相处的体现,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投入型、效应型、预期型、综合型四种生态补偿模式,将为其实践操作提供思路和参考,实际上是构建了一个生态补偿机制的实现机制。     

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标准与机制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生态补偿已成为保护和维护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经济手段,确定补偿标准技术方法成为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瓶颈.自然保护区作为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的最有效方式,边界明确、法规健全,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最典型的区域.通过对云南省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集体林地和人口现状、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调查研究,进行了56个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和机会成本核算,首次建立了以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最高标准、木材采伐价值为最低标准的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方法,提出了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和生态补偿原则的政策建议.     

我国海洋油气管道泄漏生态损害补偿法律问题研究

海洋油气污染作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对自然生态系统、海洋环境、渔业生产和观光旅游都会产生广大的破坏性影响。然而,目前我国海洋油气管道泄漏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仍面临专门立法缺失、程序立法存在漏洞、生态补偿的法律地位未确立、海洋油气管道泄漏生态补偿实施方式较为单一等问题。对此,应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海洋油气管道建设新机制,建立油气资源开发环境风险评价法律制度及多元化的生态补偿金筹措机制,建立完善的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税制度及专门的生态补偿管理机构,并完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从而为海洋油气事业提供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促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协调科学发展。     

生态经济化制度和区域发展协调性——一个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生态经济化制度安排的经验研究

生态补偿机制和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在中国逐渐被运用于生态环境治理之中.此类生态经济化制度安排的初衷在于缓解地区间及地区内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排除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实证研究表明,生态补偿机制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作为生态经济化的主导性制度安排,前者侧重于行政手段,后者侧重于市场手段.两种制度安排在不同程度上均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但通过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更强,且更灵活;而通过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稍弱,且呈现出生态补偿资金的结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