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格尔的“善”及其对现代教育体系的启示

对于“善”,学术界的观点始终不一,一直以来都是中西方学者讨论的话题。黑格尔关于“善”的思想在伦理学中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善”一方面有主观性,同时又具有客观性,即对现实的把握和反思。作为道德的善,他强调目的性和目的性实现的统一;作为义务的善,也不是形式的抽象的规定,而是要经过特殊化的处理进入到个体的具体场景中的义务。总之黑格尔特别的强调我们应追求活的“善”,即主观要和客观统一起来。黑格尔的“善”对我们现代教育也有很大的启示。     

至善或意义？——论康德的终极目的概念

《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至善学说将幸福视作至善的构成要素,并通过配当幸福的概念将至善规定为德福一致。基于康德对幸福的理解及其伦理学对质料性的幸福原则的拒斥,康德将该至善规定为“纯粹实践理性”的整全对象乃至道德的终极目的的做法面临着根本困难。在康德的后续著作,尤其是《判断力批判》的相关讨论中,康德论证至善与道德的终极目的等同的尝试亦未完全成功。但第三批判在目的论问题的视域中对世界的终极目的的思考,具有独立于至善概念的理论价值。基于对意义而非对幸福或至善的需要的终极目的概念,能够为世界性道德秩序即“道德世界”的可实现性的信念做最终辩护。     

论康德的“善恶”观

康德的善、恶范畴是实践理性的对象概念,它来自道德律令,对道德律令的服从就是善,对道德律令的违反就是恶,所以,康德的伦理学离开了具体社会历史内容;康德的善恶观贯穿于其社会历史观始终,认为恶推动历史发展,善对恶的斗争是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的前提;康德善恶观的意义在于把历史进程的关键由个体移到族类,由主观的意识推到客观的天意。     

康德与朱熹"至善"概念之比较

“至善”是伦理学中的最高概念,康德与朱熹都对此概念进行过阐发。康德认为人既是感性的人,又是理性的人,理性的人要承担道德义务,而感性的人需要幸福,因而,道德虽是至上的善,但还不是圆满的善,道德与作为道德之结果的幸福结合在一起,才能够达到“至善”。朱熹认为,道德就是“至善”,“至善”与感性幸福无关而且截然对立,道德就是“至善”的一切。     

宗教对于人类的意义——简论康德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

康德与黑格尔的宗教观出自启蒙运动的思想背景,虽然他们对启蒙的宗教批判持有不同的态度。基于相同的理性主义的立场,他们提出了目标一致的建立道德性宗教的主张,但在对宗教的性质的解释上却有所不同。康德将宗教看作是出自道德的需要,“上帝”是为了实现至善而设定的“公设”;黑格尔则把宗教看作与哲学一样都是纯粹的“思”,其目标是把握真理,“上帝”即是一种真理。他们的宗教哲学的一个共同缺陷,是忽视了宗教最本真的意义在于它作为精神的安身立命之所。     

论黑格尔历史观的双重维度：理性与自由的变奏

黑格尔是近代历史哲学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明确把自己的历史观称之为哲学的历史,本文则立足于理性与自由两个重要维度,对黑格尔的历史观进行深入阐述,意在揭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深层内涵：即阐明历史是合乎理性的历史,而且我们可以通过理性思维把握到历史的内在本质,但在黑格尔这里理性是思辨的理性,历史是在各种本质的规定的联系中的有机统一体,他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区别于知性的把握历史的方式;另一方面,黑格尔继承了康德的目的论思想,赋予了历史的理性以内在的目的,即自由。历史在黑格尔这里是历史理性的自我实现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的自由的实现史。自由是历史理性的内在目的,而理性是作为自由实现的必然性过程展示。理性与自由在黑格尔的历史观中实现了内在统一,二者构成理解黑格尔历史观的两个重要维度。     

从康德道德文化看圆善之铸成——读《圆善论》

康德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论述了人性中原初的善、人性中根本的恶、人的堕落、人的重新向善、道德寻求宗教等内容,尤其是康德"至善"的思想对牟宗三影响很大,牟宗三受到启发创作《圆善论》,重铸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尝试通过梳理康德思想内涵,逐步引出牟宗三的圆教与圆善思想,从而发现此二者之间思想精髓的内在的一致性。     

论黑格尔关于善的思想

黑格尔关于善的思想说出了人类的崇高尊严,揭示了伦理学的根本使命,是比肯定恶更伟大的思想。     

康德与黑格尔美学思想比较

康德和黑格尔在西方美学史上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 :康德是奠基者 ,黑格尔乃集大成者。康德提出了“主观的合目的性” ,力图调和经验派和理性派美学 ,把感性和理性统一起来 ;黑格尔首次将辩证法引入美学中 ,同时在康德的基础上 ,他提出了“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力图在一个新的基点上 ,解决在康德那里处于极端矛盾状态的感性和理性的统一问题。于是 ,二人在继承和发展的前提下 ,分别探讨了美学范畴中的诸多重大的艺术理论问题     

黑格尔的早期宗教思想

18-19世纪的德国,基督教信仰被法国启蒙运动批判得体无完肤,却在德国相对虔诚保守的土壤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费希特、谢林,都面对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黑格尔并非用理性来取代信仰,而是辩证说明二者关系.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黑格尔神学可以说是其哲学思想的滥觞,在走向辩证思想和其整体真理观之前,黑格尔历经了希腊式的情感主义、康德道德主义和神秘主义.在“爱”和“生命”等神秘主义范畴中,黑格尔克服了对立的局限走向了合一.黑格尔早期神学的自我扬弃也代表了自我的否定.黑格尔的几篇早期神学著作,从《民众宗教与基督教》、《基督教的权威性》以及《耶稣传》等著作中,可以看出黑格尔早期神学思想的路线及其对后来思想的影响.     

论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四重误解

理论界长期存在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误解:一是把黑格尔对“旧形而上学”或“过去的形而上学”的批判误解为对“形而上学”本身的批判,并认为“形而上学”就是“反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二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误解为“否定性辩证法”,认为“否定性”是辩证法的“推动原则”或“革命本质”,实际上黑格尔更强调辩证法的“肯定性”;三是把黑格尔有关“善恶”关系的辩证法误解为取消“善恶”差别的相对主义,并提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四是把黑格尔寻求理性与现实统一的“两个凡是”命题误解与发挥为脱离理性的单纯经验论命题,并提出“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等相对主义观点.这四重误解,既遮蔽了哲学的形上本质,也曲解了辩证法的肯定性与确定性特征,理应予以纠正.     

圆教与圆善:康德与牟宗三--读牟宗三先生《圆善论》

康德提出了最高善即德福一致的圆善问题 ,但他将圆善可能的根据放在起于情识作用而有虚幻性的上帝上 ,这是依基督教传统的处理方式。中国儒释道三家传统提供了对圆善彻头彻尾的理性决定的说明模式 ,这就是圆教模式。牟宗三先生所著《圆善论》即就圆教而处理圆善问题。它判摄通贯儒释道三家圆教义理而归宗于儒 ,对康德的圆善论作了归虚于实的扭转、消融及提升 ,以人皆可呈现的创生性的无限智心 (仁心、道德本心 ) ,与儒释道三家的共法“诡谲的相即”方式 ,建立了他的新儒家德慧圆教的圆善论。在牟先生的圆善论中 ,康德的三个“设准” (自由意志、灵魂不灭、上帝存在 )皆被撤消。《圆善论》以圆教证成圆善 ,是牟宗三哲学的究极完成。其所启示的根本意义是 :天堂就在人间 ,人间自可创建天堂。     

康德至善论与康德伦理学

康德的"至善"通常被理解为"最高的善"和"完满的善",即德性及其与幸福的统一。但除此以外,这一概念还指"共同的善"和"最高的本源的善",前者指"伦理共同体",后者指上帝。四种内涵及其逻辑关系不仅形成了康德的至善论思想,而且构成了康德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体系,反映了康德伦理学的主题及其逻辑发展。     

孟轲的"四善"论

孟轲从一个儒家的"私淑"弟子成就为儒家学派中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确立"亚圣"地位,主要得力于他的善性、善养、善政、善教的"四善"主张.孟轲的善性论,为儒家理想人格的普及提供了依据;善养浩然之气说,为"义"找到了一个落实处;善政即仁政说,将孔子的"为仁"重心,从个体移向整个社会,使"仁"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功能;善教说,则为封建统治者指示了"王天下"的最佳途径.     

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思想——康德、黑格尔的辩证综合

文章通过分析《否定的辩证法》中关于“非同一性”的论述,从而阐明阿多诺的“非同一性”理论脉络一定程度上是在对康德与黑格尔进行内在反思的基础之上而展开：在阿多诺看来,康德意在通过对人类认识能力的考察揭示使统一的自我意识得以可能的先验主体性,然而康德并未能真正指出其根据所在,只是将其视作不容置疑的构成性原则;黑格尔虽然注意到了辩证运动所依靠的非同一要素,却在试图构建“同一性与非同一性之间的同一性”时将具体的“非同一物”扬弃为一种抽象的同一性,并以绝对精神的内在运动掩盖了主体对客体的吞并。阿多诺进而指出黑格尔达成这一目标所借助的“否定之否定”实质上仍然意味着向主体性原则的倒退,与之相对,康德在对人类理性能力的限制中隐含着否定性的要素。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哲学”充分吸收了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中的合理因素,同时借助于康德以纠黑格尔之偏。任何把阿多诺简单界定为“康德主义者”或“黑格尔主义者”的做法都必然会落入同一性思维的窠臼。     

再论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学说

一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以前,十七、十八世纪的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如斯宾诺莎和法国唯物主义者,他们虽然承认认识对象不依赖于人们的思想、意识而独立存在,并且主张事物的可知性;但是,他们没有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他们以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去把握客观事物,不知道思想、认识是有矛盾发展的。黑格尔把这种观点称为“思想对于客观性的第一态度为一种素朴的态度”,他指责这种“态度”“尚没有意识到思想中的矛盾,和思想自身与自身的对立”,它“未能达到具体的同一性,而只是执着那抽象的同一性”,它用一些“非此即彼”或者片面范畴去规定具体事物。     

论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及其辩证法意义

康德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混淆了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的原则界限,把自在之物当成了可认识的现象,于是便产生了“先验的幻相”,并为其所欺骗。与之相应,康德在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中展开了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学说,赋予理性矛盾特有的形式,破除了旧形而上学的独断迷梦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促使黑格尔比较全面地从多方面对矛盾进行更深入地探讨,“二律背反”学说达到了消极的辩证法,成为达到黑格尔的积极辩证法的桥梁。     

论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区别及其不同影响

下述定义长期以来一直是勿庸置疑的:康德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开创人;他引发了一场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辩证方法为终结的哲学革命;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的、必然的思想联系。笔者无意否认康德对黑格尔的影响,但是把这种影响强调得过多,却无助于真正了解这两位伟大哲学家各自的哲学特点。事实上,康德对黑格尔的影响主要是反面的启发,即他提出了一些黑格尔不能容忍却又必须作为某种理论出发点的东西。因此,黑格尔对康德哲学更多地是进行批判和改造,而非继承和发扬。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在一些最主要的方面都有原则的区别,并且造成了迥然不同的哲学影响。     

从至善向圆善的转化——《大学》“至善”思想新解

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它必随时代的发展而被赋予新的内涵,哲学经典亦然。“古本大学”中的“至善”只是从德行上强调道德的实践意义,“今本大学”中的“至善”已经获得了本体论的思想内涵。现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在以儒家道德本心消解康德灵魂不朽、上帝存在的公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圆善思想对《大学》“至善”的理解有新的启发意义,即《大学》“至善”在现代中国哲学的语境下获得了一种更完备的理论阐释：德福相谐和。并且这一转化对当下建设幸福中国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论康德的理性神学批判及其现时代意义——兼论蒂利希对康德的超越

康德的理性神学批判对于19世纪基督教神学的震撼是深刻的。蒂利希在其经典著作《基督教思想史》中指出。康德对于19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影响甚至超过了黑格尔和施莱尔马赫。针对基督教神学传统中存在的理性僭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全部结论在于:纯粹理性无力达到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真理。康德的这一结论受到近现代基督教神学家的普遍赞扬,即使像巴特这样深深植根于经典基督教传统的正统神学家,也对康德的理性神学批判保持高度尊重。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对于基督教神学的真正贡献在于,在基督教神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这一著作深刻而精辟地指出了面对无限存在的人类纯粹理性的有限性。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确以某种方式表达了基督教新教的思想原则,犹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