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时代经典艺术的命运

经典是后天的 ,它先于其被确认的标准而存在 ;经典是累积的 ,文化变迁对新经典的确认建立在与已有经典并存的基础上 ;经典是统一的 ,尽管文化的不断变迁会产生风貌各异的经典 ,但文化精神的一脉相传却使它们具有某种内在统一性。以此为基础来讨论高新技术时代经典艺术的命运问题 ,可以见出 ,高新技术的发展及对经济、文化的巨大影响 ,危及到经典艺术的生存 ;但是 ,人们对经典艺术的追求仍在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适应文化变迁需要的新的经典确认原则正在形成 ,信息技术的内容革命则将为经典艺术提供崭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与反经典

经典与反经典是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对共生现象。经典的形成和长期发生影响,离不开经典的自身价值品质、时代的审美风尚、主要作家与批评家的阐释,乃至于政治要求、类书和选本的塑造等。这些因素的不断组合、变化,也导致了反经典的出现。反经典使经典的地位动摇,也可能对经典起到必要的补充和激发作用。经典与反经典还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辩证统一。反经典之"反"通常不是激烈的颠覆,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极端反经典形成对照。今天,对古代文学的经典与反经典的反思,需要同时考虑到古代与现代两个不同的"传统",借助于经典以及经典的阐释,我们才能真正将"传统"与"现代"贯通起来,这也使得经典与反经典成为一个当代文化的问题。     

文学史书写与古代文学经典化路径的重塑——以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为考察中心

经典具有永恒的价值内涵,人类对于经典的建构与评判在历史的发展中完成,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变异。无论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抑或学术范式的转型,都可能导致经典化机制的重大调整和经典化路径的重塑。文学史是现代学术体制的产物,通过文学史家对于关汉卿散曲代表作[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的书写,我们可以窥见文化观念形态的嬗变对文学文本经典化的重大影响。     

复古与经典——以清代书法为案例的探析

复古是古今中外历史序轮中常见的文化现象,它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古之经典的挖掘、认定乃至重建,但任何复古都具有特定的指向性,与自身文化的需求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复古的探寻与经典的重建之间,也就可以窥见复古的真实内容以及经典如何予以建构的文化策略。清代书法中碑学复古与重建经典的案例,为我们揭示和解读在中国艺术中复古与经典之间的互动关系。     

经典精读——读书、修身与文化传承

大学应当加大经典精读的教学力度,矫正通史课程重宏观的弊端。经典精读就是在意义追问中学会思考并批判性地审视前贤之观念,追问经文蕴含的圣贤精神、民族特性和普世价值,从而使学生有依据地思考历史文化问题,以此形成理性思辨的能力,养成问题意识和纯正阅读品味。经典中圣贤独立特行蕴含的人文精神可以转化为学生修身的思想源泉,精读经典可以涵养学生品格,培育人文精神。经典中哲人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带有终极性,是我们今日解决人生问题的宝贵借鉴。经典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经典之观念阐释随着时代思潮在不断演进,精读经典是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最佳途径。     

从文学信仰时代到文学失仰时代——对文学经典主义的批判

在我们的历史传统和研究中,文学始终是作为"经典文化现象"而被认识和理解的。我们是事实上的文学经典主义者。从文学的历史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是文学经典主义者,是文学的信仰者或信徒,是完全自然的事情。但是当人类社会走进了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现代社会之后,如果我们再坚持文学经典主义,我们再坚持对文学信仰,就将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应当是一个文学的历史主义者,我们必需看到人类文学生存条件所发生的历史性交化。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文学经典时代了。因此,我们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再无可能去对文学加以信仰了。在一个文学"失仰时代"里,文学边缘化、文学社会教化功能的降低,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文学的文化阐释与经典的形成

本文通过对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学经典问题讨论的回顾 ,分别从接受美学理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等角度阐述了西方文学史上经典的构成以及隐于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作者认为 ,经典的构成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 ,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批评话语、权力机构及其他一些人为的因素。由于“欧洲中心主义”和其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的作祟 ,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优秀作品长期以来被排斥在经典之外 ,因而从跨文化的视野对既定的经典进行质疑乃至重构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者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个主要的研究课题。文章着重讨论了弗莱的《伟大的代码》以及由此而显示出的文学与宗教的关系 ,提出一种既带有精英意识的审美功能同时又具有文化研究的批判精神和去经典化尝试的经典重构策略 ,认为这是使得当今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可赖以进行对话的一个平台     

后现代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从文本到权力

当代文学经典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并在不断历史化的过程中形成新的历史构造.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当代文学经典在流变过程中前后并不一致,这一问题一直包含着诸多超乎于文本之外的内容.立足于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文化视野之下,文化研究的介入无疑会为当代文学的经典问题提供某些值得思考的角度.因此,从返观当代文学经典萌生与发展的角度出发,从现象的出发,文本的指认,"身份"的权力以及经典的再反思,共四个主要方面进行阐释,就成为一道重要的认知线索,并可以为当代中国文学经典话题提供种种思路.     

文化经典、文论话语与比较文学

总体而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上的大师级人物大多是传统文化学养深厚的学者,因此,文化经典是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最起码的根基。但是,也必须看到,王国维、朱光潜、刘若愚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由于没有处理好文化经典与西方文学话语之间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学术上的失误。这说明,有了文化经典的素养,也不一定能够较好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众多学术大师的失误都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抛开经典,仅仅只是有文论话语,搞好比较文学研究更是一厢情愿。只有把文化经典与文论话语相结合,才能搞好比较文学研究。也就是说,要以自我的学术规则为主,融汇西方文化进行创新。文化经典、文论话语在当今的中国文化语境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文学的问题。因为经典的确立必须是为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化建设服务的,文论话语也同样如此。     

互文性与文学经典

互文性理论注重把经典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坐标体系中予以观照：从横向上看,它将一个经典文本与其他文化文本、潜文本进行对比研究,让经典文本在与其他非经典文本的对话和移位中显露出它的平民特性;从纵向上看,它打破传统文学研究中对影响、渊源和承继的探讨,否认经典的崇高地位,从而获得对文学史和文化传统的全新认识。用“互文性”来描述经典文本间涉的问题,不仅显示出了经典文本内部多元文化、多种话语相互交织的事实,而且也呈示出了经典的深广性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内蕴和社会历史内涵,但是也有抹煞经典文本此时此地的独一无二性和原创性之弊。     

经典的品性与守望

超越时空性、内容普适性和民族文化史诗性,是经典赖以穿透商业文化而亘久焕发生命力的品性特征。在文化多元的时代,善待经典并非是故步自封的文化守成,而是维护人类精神家园的虔诚。     

论中国典籍译介的适度文化自觉

一个民族能否保持自身的文化认同,其先决条件是实现本民族的文化自觉。中国典籍译介在本质上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精髓。适度文化自觉体现在通过理性认知中西文化特征,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髓的前提下,以合适方式译介具有普世价值的中国典籍,满足西方受众了解中国文化的需要。适应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中国典籍译介的适度文化自觉,是建设多元共生和谐世界文化秩序的关键。     

明太祖的经学政策

明太祖在进一步加强君主集权统治的同时,在经学领域施行一系列经学政策.他重用儒生,逐渐形成以儒家学者为核心的幕僚集团;重视经书,同时加强经学教育,大力兴办各级学校,对经学的传播与发展有积极作用;颁令八股取士,尤其重视程朱理学的作用,要求生徒恪守儒家正统,从而以程朱理学来统一士人的思想.明太祖重视儒家经学,以程朱理学为学术正宗,对于明初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奠定了有明一代王权统治的根基.     

苦难的变迁——红色经典文学中的诉苦运动

红色经典文学沿袭了左翼文学中的诉苦笔法,同时契合了诉苦运动的技术机制,在特殊年代参与了阶级苦从个体经验到意识形态的生产,也记录了诉苦运动的意识过程。红色经典文学成为研究诉苦运动历史过程的一种思想史料,它承载着历史时刻的思想状态,往往又具有完整的历时演化轨迹。不同年代的红色经典作品,显示出诉苦运动的操作手段逐步升级的趋势。     

古、今文经学之争与许慎的《说文解字》

两汉时期的古、今文经学之争 ,促进了文字训诂学的发展。作为古文经学家的一代宗师 ,许慎在反对今文经学的斗争中 ,撰成了他的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 ,为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今文经学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同时 ,许慎又以其博大的胸怀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今文经学的成果 ,成为两汉经学合流的先导。     

信于本,传以真——论理雅各的儒经翻译观

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世人对其一以贯之的"信本"原则褒贬不一,对其内涵丰富的翻译观不甚了了。文章将理氏儒经翻译观概括为"信于本,传以真",即:立足(原文)文本,探求本义,揭示本真;诚待作者、读者和译事,以实现文化传真。在此翻译观指导下,理氏采用"绪论、注释文外导读,显化、异化文内传真"的翻译策略,取得较好的翻译效果。理氏译经理念及成就对我国典籍英译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人文与市场的纠结:第三次国学思潮反思

第三次国学思潮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方兴未艾。在这次国学思潮中,人们对于国学的含义有较大争议,并由此导致了重倡派、反对派、缓行派、谨慎派、补充派、重估派等各种流派的纷争。其所展现的是现代化与传统性颉颃、人文性与市场化纠结、学术性与大众化并存的思想生态。由于这次国学思潮处于中国工业化中期与市场化完善期,因此其人文主义诉求显著。无论是从学术发展、人文熏育、文化创新,还是从身份标志、文化认同来看,国学的昌盛都是必要的,但必须以现代化的、开放的、多元的、创新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     

论俞樾的“因文见道”思想及其学术风格

俞樾是晚清著名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他继承了乾嘉汉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文见道"是他治经治学的基本原则,他强调对儒家经典的训释要尊重古人、原本经典。"以疑存疑"、"大胆致疑"集中体现了俞樾治经治学的态度与风格。     

文化软实力与典籍外译之话语权研究

典籍翻译对于提升中国形象、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抵制文化霸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中华典籍英译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或汉学家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其译本在国内外评价很高,在国外销量也很大,影响很广,但我们却发现理雅各《易经》英译本存在着许多误译,作为文化殖民者,他还有意通过翻译消解和扭曲了中国特有的文化意象,剥夺了中国人的话语权,严重损害了中国形象.典籍外译利在千秋,为了确保典籍文化在输出的同时不变形、不失真,汉语学者的译本断不可缺,不能简单地仅以销量作为典籍翻译成功与否的标准.     

战国法家、儒家的经典诠释与诠释的经典

每一个时代都有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经典和经典诠释学。作为中国经典诠释学勃发的战国时期，当然也带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价值及意义。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讨论问题，大都以诠释经典为立足点，以社会政治学说为中心，包括礼乐、政刑、道德、名辩、治国、用人等诸多方面，各有侧重，但其着重点都在于为当时的社会寻找一统天下、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于是，在经典诠释过程中，又产生了一批诠释经典的经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