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云梦《秦律》的性质

在我国法制史上,自商鞅“改法为律”以相秦,至秦统一,前后不到一个半世纪,秦律便因袭《法经》而确立;汉初萧何继秦律作《九章律》,秦律的影响却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从本质上讲,秦律上承李悝《法经》,下启汉、魏诸律,中经《唐律》,下迄《清律》,没有哪一朝代的法制能脱出它的巢臼。从律学的确立、推广、统一而论,如果说秦律为历代诸律的蓝本,实在是不算过分的。因之,治秦史及中国法制史者,莫不重视秦律的研     

秦王朝灭亡的原因是什么?——驳“四人帮”对秦朝历史的歪曲和篡改

秦王朝为何传至二世而亡?它的原因是什么?“四人帮”的反革命喉舌之一——罗思鼎煞有介事地宣称:“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探讨秦朝为什么二世而亡的问题,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这番说教恰好是“四人帮”的自我暴露。“四人     

巩固政权 教化为本——汉初君臣对思想教育社会效用的探讨

貌似强大的秦王朝,在全民起义的怒潮中,土崩瓦解,短祚而亡。继秦而兴的西汉政权,为了避免重蹈亡秦的覆辙,君臣上下曾对秦亡的原因,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其中,有一个很有价值的命题,这就是“攻守异势”说。首先标揭出这一命题的是汉初政治活动家陆贾,对此进行深入阐述的则是青年政论家贾谊。他们的共     

秦亡与汉初的黄老政治

秦亡与汉初的黄老政治田静陕西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秦王朝的迅速灭亡，宣告了统治者单纯依靠法治思想实行统治的彻底失败。继之而起的汉王朝，及时总结秦亡的原因，调整统治策略，确立以“黄老思想”为主的统治思想，实行约法省禁、休养生息的政治。这一做法，在汉...     

赀刑变迁与秦汉政治转折

秦律赀甲、赀盾之制起码起源于春秋,所收为实物而非货币;体现了商鞅变法以后秦以军事立国的政治特点,与秦重农重牧的经济传统相一致,统一以后依然如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表明,汉律对秦律因革并举,将秦律赀甲、赀盾全部改为罚金,同时扩大了赎刑的施用范围,体现了秦汉由尚武到尚“文”的政治转折,在促进了经济复苏、减轻刑罚的同时,也进一步导致司法不公,弱化了法律惩罚和制止犯罪的功能。     

岐秦政权兴衰存亡管窥

研究繁复记载于旧史而疏淡于当今史学界的岐秦政权与李茂贞,探究存在于唐末五代近60载的岐秦政权成败兴衰的奥妙以及李茂贞的功过是非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岐秦政权兴衰存亡不仅能够反映出唐亡的直接缘由和唐末地方与中央、中央内部南衙北司斗争实情,亦能折射出唐末五代社会嬗变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状貌与流变.     

秦自商鞅变法后的租赋徭役制度

<正> 一租秦征收租赋的标准是什么?杜佑、马端临皆言“舍地而税人”。有的同志认为秦“田租的征收办法,是以一户(五口之家)有田百亩的假设,而按人户征收的”。其实,秦的赋税制度是既“税人”而又未尝“舍地”。一部分按人户征收,若户赋之类。而田租刍稿则是按四亩征收的。这可从如下事实看出。第一、出土秦律《法律答问》指出:已经向农民收了租,不报,叫做“匿田”:“弗徭使,弗令出户赋”,叫做“匿     

从云梦秦简看秦律的阶级本质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极力歪曲秦王朝的历史,把秦律描绘成主要是镇压奴隶主阶级的工具,用以掩盖秦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认真研究《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记载的秦律内容,有助于了解秦代法律制度的阶级本质和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揭露“四人帮”及其御用“史学家”歪曲历史事实的胡说八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亡秦或楚”:基于秦亡之际反秦势局的思考

秦统一后，楚地爆发过多次反秦叛乱，但皆被镇压。陈胜吴广起事能发展壮大应与秦内部动乱有关。因始皇帝生前未明立储君，胡亥即位后，大肆屠戮秦宗室大臣，这是陈胜吴广起事的政治环境。战国末期，赵国曾多次击败秦国，并一度挫败了秦统一计划。赵人在反秦战争中表现十分积极，亦有灭秦之志。结合秦简中相关记载，秦统一后，整个新地时常发生叛乱，原六国的反秦运动在统一后并未停息，这是秦末六国反秦运动发展迅猛的一大重要原因。章邯击败项梁主力大军后，楚国一度危如累卵，项羽所率援赵大军目的是保楚，而非灭秦，项羽大军在巨鹿击败章邯所率秦军主力，带有较强的偶然性。考虑到秦末内外交困的局面，亡秦是必然的，而由楚国来完成亡秦之业，是偶然的。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解——兼评《“三户”新议》一文

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二语,据项羽的谋臣范增说.出自楚国的阴阳家南公之口。它通常是作为认定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爱国力量的科学预言而被后人引用的。特别是在国内民族矛盾尖锐时期,汉族的文学家常常用此二语支撑自己振兴民族的信念,甚至用它作为激励群众为反抗民族压迫而斗争的政治口号。例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放翁有句云:“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金错刀行》)就是说:象历史上的楚国,仅剩下三家遗民(极言其少),但仍然能推翻强大的秦王朝,难道堂堂的天     

秦亡异于三代震悼古今之考论发覆

考秦人起源东方,西迁后在西戎的包围中发展壮大起来,并受到其蛮勇之风影响。商鞅变法,定立国策,倡立尚武好战及崇重功利之极端精神。其国势崛起及统一大业之完成,端有赖于此;王朝建立不久即溃亡,亦因未能即时变政更化终致其恶果。秦人重母俗,因之制定准许妇女独自立户政策,虽使赋役征收对象为之扩大,亦乃当日急酷征役之证。秦迅猛扫灭六国,但统一不久即因急政暴虐而亡,且以轰轰烈烈之势结束三代亡于女宠女祸之老旧模式,这与战国以来社会历史变化剧烈,及法家急刻的政治功利追求密切相关。若仔细审视秦兴亡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因缘机运,固予人启示良多,但若论其溃亡,终应归于野蛮尚武与急迫惨刻法家意识之结合,所播下的种因。     

秦简中关于官吏的法律责任

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九七五年出土于湖北省云梦县,内容有《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珍式》及《日书》甲种、《日书》乙种等十种.秦简大部分为法律和法律文书,包括秦律的部分条文、解释律文的回答以及冶狱的文书程式.它的出土,为我国封建时代的法律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学术界基本上认为,秦简的法律条文适用于自商鞅变法至秦始皇统一全国这一历史时期.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秦亡原因再考察

自汉以来历代先贤对秦短祚而亡的原因作了诸多方面的评价与探讨,整体而言,多不出严刑役重的"暴秦"说和"废分封,行郡县"的"秦制"说两种归因倾向,但事实上秦亡原因还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如果我们从制度变迁视角来考察,秦亡原因可归结于三个方面:一是正式制度设计存在"制度漏洞",皇帝制度下缺乏必要的监督制度,加之秦始皇个人的认知局限,在面对新的国家形势时未能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导致国家整体制度框架失衡;二是秦始皇"急政"强制剥夺了制度变迁进程中的"制度试验"环节,忽略了分封制的路径依赖性需要一定的缓冲周期,未把握好新旧制度转型或过渡的基本规律;三是制度运行机制的失效,导致制度成本不断增加,国家负担日益沉重。不可否认,缺仁暴酷作为导火索加速了秦的灭亡,但其根本原因则仍需从制度设计层面和制度适应性效率等方面综合考察。     

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汉代社会研究》

近年来,随着秦汉简牍资料的发现与陆续公布,为我们进一步认识秦汉社会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是西汉初年汉律的主体部分,其中有许多民法方面的内容,涉及物权法、继承法、债权法、身份法、婚姻法等,对认识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众所周知,秦汉律令久已亡佚,清末学者虽然做了一些法律文献的辑佚和整理工作,但仍然是一叶泰山。因此,对秦汉律令重见天日的价值如何高估亦不为过,正如作者指出的,我们不仅从云梦秦律、龙岗秦律看到了秦的法律原文,而且从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得见汉律的规模,这是我们足以告慰先贤的旷世佳讯①。     

论“汉承秦制”与“汉变秦治”——汉朝的政体改良与大政方针

汉朝吸取“秦亡于暴”与“秦亡于专”的“秦鉴”,^[1]在政治制度和治国方针方面作了重大改革,但同时,也保留了秦朝维护皇权统一、防止诸侯割据、天下分裂的合理制度内核,形成了“汉承秦制”与“汉变秦治”互补的政治模式,为后世历朝历代所遵循。所谓“汉承秦制”,是指汉代继承秦朝实行的直接向皇帝负责的郡县制,同时恢复并改良了封建制,一方面用它笼络皇室子弟,共同拱卫皇家天下,另一方面削弱封国的实力,确保它们无法与中央分庭抗礼。于是,郡县为经,封国为纬,寓封建于郡县之中,成为汉朝在制度建设上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所谓“汉变秦治”,是指汉代吸取秦暴而亡的教训,以儒家仁政德治学说为本体论,以道家清虚无为学说为方法论,制定了爱民利民、与民养生、长治久安的大政方针。郡国一体和仁政德治,是汉朝留给后世的两大政治遗产。准确、深刻地理解汉代政治的双重特征,意义重大而非凡。     

法家政治思想研究二十年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重要一派 ,其思想对此后中国社会的影响极为深远 ,战国时秦国能在诸雄争霸中胜出 ,吞并其他六国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秦国采纳了法家的政治主张。公元前 2 2 1年统一的秦帝国的建立 ,也就标志着法家思想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虽然秦政苛暴 ,二世而亡 ,法家学派也随着秦的灭亡而烟消云散 ,但法家思想 ,尤其是其政治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没有随法家学派的灭亡而消失。法家所设计和缔造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 ,从秦一直沿用到清代。历代封建王朝一面标榜儒学 ,一面又不得不暗中推行法家的治国之术 ,即所谓“…     

西汉“过秦”风潮与儒者的“王霸之辩”

汉初陆贾对秦朝灭亡原因的检讨，依托战国诸子“帝王霸亡”的叙述模式展开，着意于凸显秦政之苛暴，客观上丰富了先秦以来诸子批判暴政的历史素材。此后贾谊之《过秦》在继承诸子论政传统的同时，开始从秦统一历程的视角反思秦政之得失，初步指出秦亡于不行王道。后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则明确强调秦政的“霸道”属性，进而将“周秦之别”作为“王霸之辩”的历史参照，从而反向论证儒家王道政治的合理性。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时代发展，西汉初年的诸子政治哲学至西汉中叶已逐渐让位于儒家五经之学，而儒家倡导“王霸之辩”的历史与学理依据也日益完善。     

秦汉之际的两次分封──应当重新评价项羽“分封十八王”

一、问题的提出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秦王朝后，项羽以盟主身份压服刘邦等人，封立随他入关的主要将领和秦的重要降将及刘邦等明人为王，它就是项羽“分封十八王”。它是项羽政治事业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对这一措施，史学界一般持否定的评价，并认为它是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如：张传查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史纲》就说：“项羽虽在反秦斗争中立有大功，但在秦亡以后，他已成为旧贵族复辟势力的代表，搞分裂割据，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小南开大学历史系编的（中国古代史）也说：“当农民革命高潮一过，主要敌人已消灭，那些夹在反秦队伍中的…     

耻感的价值——兼论孔子德治思想的内在依据

中国儒家政治思想将"政"释为"正",即是校正、纠正之义.政作为制度,其目的在于正民,但又以何为"正"呢?孔子的立场是坚决的"扬德抑法",即赞成以德治为基本而反对以法制为基本.本文由此人手.分析扬德抑法背后蕴含的道理,最后揭示出其逻辑核心是耻感的确立.因为德治能让人"知耻",法治只能让人"知罪",而耻感与罪感的区别在于耻感蕴含了更多的伦理价值.使人能培养亲善远恶的自觉性,成为实现从德性到德行的转化,而这恰是个体道德修养和大众道德文明的根基.这便是耻感的价值.     

秦代道路安全问题及其治理

道路安全问题关乎交通秩序与国家治理,是秦交通行政的重要内容。秦时道路交通存在诸如道桥损坏失修、盗贼杀伤、虎患、物资截留等问题。官府通过强力执法、完善制度等举措对此予以管控,民间百姓出行择吉信仰背后的安全防护观念及协助捕盗活动展现了官民的协同治理。但囿于秦政的急法与重役,终使该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推动秦亡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