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国界河流问题之分析

中国是跨国界河流数量比较丰富的国家,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出现的跨国界河流问题主要集中在水环境污染与保护、水资源分配与利用开发等方面。跨国界河流问题的产生与发展将对中国周边关系的良性发展构成消极影响,并为区域外国家插手中国周边事务创造时机。中国对跨国界河流问题的处理一贯持积极姿态,在主动与周边国家开展国际航道开发利用、水情预报与信息共享等合作的同时,联合周边国家建立一套涉及管理、开发、预防、应急内容在内的合作与协商机制,构建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     

汲取历史教训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

汲取历史教训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赵阶琦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２３周年。回顾１００多年来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可以说最近的２０多年是两国关系发展最好的时期。自从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都十分重视发展相互间的睦邻...     

正确义利观与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与实践

正确义利观是我国外交政策理念的重大突破和创新,用其指导中国周边外交不仅在于周边地区发展中国家多,而且在于周边地区事关中华民族复兴。从学理上看,正确义利观是对西方“利益观”和中国传统“互利观”的超越。理解正确义利观的关键在于理解“义”和“利”的关系。“义”可理解为“讲信义”“讲义气”和“重共赢”。“义”和“利”的辩证关系可分为“以义为先”“义利相兼”。在指导中国周边外交时,正确义利观需要坚持和平发展、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等原则。以正确义利观指导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抗疫合作取得了很好效果,增强了我国在周边地区的感召力、亲和力,同时有利于实现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共赢。     

俄罗斯远东对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在叶利钦执政8年期间，俄罗斯远东对华关系经历了一个由波动、调整到健康稳定发展的过程。展望后叶利钦时代，在中国和俄罗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发展的大格局中，两国边境毗邻地区的经贸合作和睦邻友好关系仍将保持积极的发展势头。     

政经合一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

新世纪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有赖于平衡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两个方面。本文首先梳理了周边外交在整个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格局中的地位,进而分别以中国亚洲贸易格局调整与企业“走出去”战略为例,论述了贸易、投资如何与安全合作、地区合作相互促进,拓展了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建设快速增进了东南亚、中亚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关系,而投资贸易关系的深化又促进了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日渐均衡的相互依赖阶段。     

困境与机遇--美国对华战略中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思考

美国对华战略以遏制为主,造成中国和平发展的困境。但是,全球化导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复杂变化,即使在美国的对华遏制下,中国仍有一定的和平发展机会。同时,中国更应关注到美国全球战略与对华战略的调整,中美共同地缘政治利益正在扩大,为中美地缘政治合作提供契机,其中蕴含着诸多和平发展的机遇。     

中国周边安全新形势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全局中处于首要位置。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形势变化对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影响。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美战略竞争迅速加剧,不少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也出现显著调整,导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出现一系列变化。一方面,美国"印太战略"主导下的联盟体系正朝着协调牵制中国的趋势发展,周边中等强国之间也逐步构建了以联合制华为目标的防务后勤支持体系;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架构正在被削弱,寻求同中国经济相"脱钩"和深度"挂钩"的趋势并行发展。未来,中国需要面对更加复杂而严峻的周边环境。在此背景下,精准判断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影响,准确把握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在此基础上调整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才能妥善应对不同的战略问题及挑战。     

东盟对华政策和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

本文在东盟发展的总体趋势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特点的大背景下,考察了当代东盟与中国的关系,认为现阶段中国—东盟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分析了东盟作为一个东南亚国家的区域性组织对华政策的基本定位、核心内容、重要目的,提出东盟对华关系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整体(东盟)、两大板块(半岛和海岛)和10个国家三个局面,探讨了近期和从更长时期看影响中国—东盟关系的一些重要因素,并对进一层深化和发展中国—东盟关系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周边变局与中国外交思维的创造性发展

近年来，中国周边虽然摩擦不断，但支撑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中国仍处于为期20年的“战略机遇期”之中，而且在可预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不过，周边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预示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已经进入深度调整期。为此，在中、短期内，中国需要因时因地调整某些具体的外交政策，防范周边“战略意外”的发生；长远看，中国周边战略思维尤其需要突出“顶层设计”，积极塑造继续有利于和平发展的态势。     

苏联召开中国学家协会理事会会议

据苏联《远东问题》1987年第3期报道,1987年2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苏联中国学家协会理事会会议。会上,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哲学博士M.季塔连科作了“关于以苏共二十七大和苏共中央一月(1987年)全会精神改革苏联的中国学”的报告。协会副主席、历史博士Ю.М.加列诺维奇作了“关于协会理事会1985—1986年度工作总结和1987—1988年工作计划建议”的报告。报告指出,苏共二十七大决议要求苏联中国学家为苏中人民友谊作多方面的工作,为发展苏中友谊,为巩固两国睦邻友好关系作出更大的贡献。协会应当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必须特别注意研究这些经验     

新世纪初中国周边关系审视

中国拥有漫长的陆地边界和海岸线 ,周边与包括俄罗斯、日本、印度 3大国在内的 2 1个国家相邻 ,安全环境十分复杂 ,地缘地位也十分重要。 2 1世纪初 ,中国应努力处理好与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之间尤其是与美国合作中有对抗的关系 ,同时加强与东盟、中亚诸国和南北朝鲜等的关系 ,积极营造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 ,创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条件 ,努力以和平方式达成国家的完全统一 ,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探索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历程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与世界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新型外交关系便是中国政府矢志不渝的目标。20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特征。至70年代上半期,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至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的对外关系格局,与各方面的关系都显示出新的特点。中国以渐进的方式推动国际秩序的进步,积极倡导合作、共赢与和谐。     

中尼建交的历史及其意义

尼泊尔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重要陆地邻国,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尼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于1955年8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于1956年9月20日签订了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双边关系的《中尼友好条约》.中尼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及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促进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地缘战略与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基本走势的再分析CSSCI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两国主要通过高层沟通、捐赠物资等手段来合作抗疫。“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话语给双边关系注入了温情。菅义伟上台后,中日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现任岸田文雄首相更是提出了要把“对付中国”作为首要目标。2020年的“疫情外交”对改善和升温中日关系的短暂效应,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在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后,日本以制衡中国为国家安全利益定位的“国家利益论”和“国际贡献论”都变得越发清晰。日本已经成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完全“选边美国”的少数亚太国家。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被日本政界似乎铁了心的“制衡中国论”所取代。已经完全超出“周边事态”、一心想要助力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日本,给中国周边外交增加了新的变数。     

中国发展南太平洋地区关系的外交战略

南太平洋地处中国外交大周边,构建良好的南太平洋周边环境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南太平洋地区独特的外交环境以及中国与南太平洋国家关系的现状,中国应坚持将南太平洋地区作为"经济伙伴"、"政治依托"和"安全保障"的战略定位,抓住双方的共同需求和合作愿望,通过多种途径推进双方关系的发展。尽管中国与南太平洋国家关系的发展受到一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双方在各自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将会继续得到提升,从而为双方关系持续、稳定、深入发展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     

中不边界问题述论

不丹是目前中国周边14个陆地邻国中唯一没有建交的国家。中不边界是目前中国周边14条边界线中仅剩的两条没有正式划定的边界之一（另一条为中印边界）。由于不丹与印度的特殊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不边界问题,是经常被迫与中印边界问题牵缠在一起的。80年代后,随着中印关系的逐步改善并实现正常化,也随着不丹在对外关系方面逐步推进其＂独立自主＂进程,中不两国政府开始进行直接的双边外交谈判。从1984年开始一直到2010年,中不边界谈判（副部长级）已经进行了十九轮。但是,谈判进程起伏很大,有进展,但是没有重大突破。其中,＂印度因素＂仍然是绕不开的最重要的制约。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演进——关于国际组织对成员国影响的实证研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作用最为关键的政府间智力合作组织,同时,也是多种多样的非政府智力合作组织的网络节点所在。自中国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来,通过该组织,中国的教科文事业与整个世界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既包括已经融入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的全球共识在中国的扩散和光大,也包括中国的改革实践和发展模式对全球教科文事业的裨益和启发。本文通过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与会员国中国之间的关系变化,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具体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若干理念如何被中国接受并内化为政府的政策;中国如何接受并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公约谈判,如何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现软实力构建。通过考察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系的演进,有助于厘清这一历史过程的基本史实,亦可在国际组织与国家相互关系的层面上,以实证方式验证乃至发掘出新的理论天地。     

中阿建交问题探析

1950年1月12日,阿富汗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达了建立阿中双边外交关系的愿望和建议,但其后不久却又以国内财政困难为由单方面地搁置了建交进程.当然这里自然有反映其国内实情的一面,而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值得深究:一方面,当时的阿富汗政府虽继续坚持中立政策,但把加强阿美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美国为遏制苏联,加强了对阿富汗的拉拢和渗透.因此,阿美关系日益发展.在美国孤立、封锁、包围新中国的大形势下,阿富汗出于维护其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暂时搁置了中阿建交进程.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阿富汗国内政局的变化和阿美关系出现裂痕、阿苏关系不断改善、中国积极推行睦邻外交政策以及此一时期中印正处于“蜜月期”等综合因素,导致中阿建交进程开始出现转机.经过一系列政治对话和外交谈判,1955年1月20日中阿发表建交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成为其后几十年中阿友好合作关系发展的历史起点.     

20世纪以来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综述

中国学界对太平洋岛国的研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萌芽期、初创及缓慢发展时期、较快发展时期。本文从历史及发展的视角对中国百余年来关于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梳理,并对影响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历史背景与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促进研究、提升水平、形成特色,为中国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外交关系服务。     

中日关系:知命之年的新认知CSSCI

自1972年恢复邦交,中日关系已走过整整半个世纪的历程,步入了知命之年。由于围绕中日关系的两国自身、地区和全球环境均已发生全面、深刻变化,导致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依然存有诸多事关重大、亟待重新认知的“未知”。本文主要从两国各自的基本发展态势、环绕周围的东亚地区秩序,以及身处其中的世界百年变局等三大层面,对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重新认知。在两国各自发展态势层面,主要分析了增长态势逆转、实力对比变化、依存位势转变、政经互动态势改变等产生的多重影响,对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了新的定位;在东亚地区秩序层面,重点讨论了中日关系发展与东亚秩序演变之间的多重关联和高度互动,基于东亚“增长奇迹”和“合作奇迹”的“创造”与“再造”的地域视域,对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了新的观察;在世界百年变局层面,系统探究了世界百年变局快速变化和加速演进,尤其是新兴市场群体快速崛起、全球治理体系快速变革、大国实力对比快速变化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对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