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

在咱中国有“做人”之说。比如说，要做个好人，要好好做人，做人要厚道…… 而在外国，就没有“做人”一说，但他们做人做得却比咱中国人更诚信、更实在、更精彩。面对“做人”的问题，老外百思不得其解：本来就是一个好好的人，干嘛还非得刻意去“做”啊。是的，在咱中国，“人”还就得好好去“做”才行。     

辨析以人为本的人

“以人为本”的“人”是指生而平等的作为类的独立的人,这种人摆脱等级和人身依附关系,是在世界历史中形成的。中国作为典型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国家,经过了“民”—“人民”—“人”的转换历程。中国封建社会民不同于欧洲的农奴,中国的民在人格、经济、政治地位上都是平等的,与“官”相对立。“人民”是“人”与“民”的结合体,兼具人与民的双重特性,人民是与敌人相对立的政治概念,是原来“民”的主体,但已排除了地主富农、官僚资本主义等反动阶级,它是共产党服务的对象,同时,用人民概念表明政权的性质。“人”和“人民”一字之差但不可等同。随着历史的进步,敌人这一与人民相对立的阶级力量退出历史,使人民概念失去了与其相对应的存在前提,人民开始向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类的人回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才提出“以人为本”而不是以人民为本。当然,人民作为世界通用的概念将长久使用,在非严格意义上,称“以人为本”为“以民为本”或“以人民为本”也未为不可。     

从“畏官”到“畏民”看“民愤”风险的化解——法文化视角的透视

当下中国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民关系紧张,致使“民愤”堆积.因此,如何化解“民愤”风险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汲取“畏民”的理念并进行当代转换,实现从“民畏官”到“官畏民”的转换,是化解当下“民愤”风险的有效途径,也是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诗言志”:一个关涉隐喻的诗学命题

“诗言志”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本文通过对“诗学”及“诗”、“志”等概念的辨析和追踪,从释义学、符号学和诗学理论相结合的角度对这个命题作了新的阐释。作者认为,语言的深处是一种信仰,语言的权力就是隐喻的权力。如果在诗学理论上读解“诗言志”而追寻一条意义链的踪迹,这条意义链就是在“诗”、“志”、“意”、“识”、“记”等互为训释中组接而成的。如果认为诗是书写使意义出场的文本形式,那么,主体创作的诗作为既成的书写也仅是在隐喻中使儒家经典文本指归的道德伦理出场而已。说到底,“诗言志”是一个关涉隐喻的诗学命题,儒家诗学批评就是对“经”之隐喻的承诺,是经学中心主义的本体论隐喻     

“法治”与“德治”构成完整的治国方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 ,但二者的内涵和实施方式不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道德经济 ,因此 ,既要加强法制建设 ,又要加强道德建设。目前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给合起来 ,发挥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双重作用 ,才能构成完整、系统、科学的治国方略     

“七一”讲话理论上的新发展、新贡献

“七一”讲话作为建党80周年的重要文献 ,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坚持理论创新而形成的科学体系。“七一”讲话在理论上的新发展、新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 ,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 ;第二 ,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科学理论体系 ,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为“科技创新和科技体制创新”的思想 ,创造性地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学说 ;第三 ,对党建学说做了新的发展 ,提出发展党的群众基础、判断先进性和吸收党员的标准 ;第四 ,首次在党的文献中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在我国当代社会的具体内涵。     

论宪法中的“人的形象”

当代西方宪法人权理论以美国的“个人主义”与德国的“人格主义”人权论为两大典型,前者通过“自由的镜头”观察人、后者则以“尊严的镜头”观察人,并在宪法上塑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的形象”.“个人主义”人权论以个人自由为其至高价值,在“个人自治”与“自我决定”、隐私权、行为自由与表达自由等权利保障领域,呈现更为注重防御政府的单一维度;而“人格主义”人权论则以人性尊严与人格自由发展为核心价值,在上述权利保障领域以人格关系为框架建构权利的具体内涵,强调在实现人的固有价值的同时,以社会责任与义务约束个人的自由,寻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融合性.两种人权理论体现了西方宪法上关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价值两种不同的诠释进路.就中国宪法而言,德国的“人格主义”权利论或许更具“亲和力”和借鉴意义.但由于缺乏个体和权利观念,我国的宪政法律文化若不经过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创造性转化”,为其注入个人权利本位之内核,与人格主义权利论并不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略论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本”原则

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本＂原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和客观必然。引发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人类自身,而解决这种危机的关键仍在于人类自身,并且解决危机的目的仍在于人类自身。人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体,人的需要和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目的,人的需要和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尺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机遇和动力。     

“能力本位论”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能力本位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一在于“破”,即它是对封建主义和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权本位、钱本位、“关系”本位的一种批判;二在于“立”,即它将塑造一个能力社会和能力人。具体而言,它必将为国民精神注入阳刚之气;它是一种现代思维方式;它可为我国改革提供一种思路;它蕴涵着“按能分配”的一种新的分配方式;它将为解决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提供基础;它将为我国组织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一种思路;它支撑着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它蕴涵着一种现代管理方式——能本管理;它是一种实力“主义”;它将有利于推动思想解放;它是一种关注人的生活世界的当代中国人学观     

“三个代表”思想的哲学思考

“三个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具有深远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从哲学的角度对“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进行分析探讨。认为“三个代表”是具有深刻哲学内涵的科学体系,深刻地蕴含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文章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论述了“三个代表”的哲学内涵:第一方面,“三个代表”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二方面,“三个代表”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三方面,“三个代表”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并提出把“三个代表”作为指导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期实际相结合的桥梁,指导我们进行战略思维和科学决策的理论工具。     

重构超越“道德人”和“经济人”的政府人范式

关于政府人的人性预设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转向.第一次转向是由"道德人"转向"经济人",第二次转向是由"经济人"转向"公共人".作为对"道德人"和"经济人"超越的政府人预设,要既能发挥对政府人积极的激励作用,又能起到约束作用,使激励和约束相得益彰,因而"公共人"并不是对政府人的真实揭示.正义一方面和道德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和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相关,因而对政府人的正义要求恰好既能发挥激励作用,又能发挥约束作用.可见,政府人的基本角色是"正义人".     

中西法律文化传统比较与宪政发展之大趋势

各国宪政大多是在本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各有特色。中国宪政发展也带有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烙印。本文从人治与法治、义务本位与权利本位、集体本位与个人本位、伦理入法与否等方面对中西法律文化传统作了比较分析。作者指出，世界各国宪政终将全面汲取西方法律文化传统中的法治主义和权利本位，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汲取其伦理入法与集体本位的精神，其结果必将是法系的接近和融合。     

论魏晋南北朝诗歌“正变”批评的审美化转向

先秦两汉的诗歌"正变"批评主要以伦理批评为主,而魏晋南北朝的"正变"批评发生了向审美中心论的转向。这种转向具体体现在三方面:一在诗歌形态方面,改变以往以四言诗为正的观念,开始肯定五言诗的创作;二在诗歌本质方面,从言志转向缘情;三在诗歌语言上,由推崇实用转为主张绮靡,加强了对诗歌形式美的研究和实践;四是在诗歌发展观念上,由崇正转向崇变。导致转化的主要原因是儒家经学思想的束缚减弱;玄学、儒家思想兴盛,导致了审美意识的自觉。     

农村“小产权房”问题的法律思考

在我国,“小产权房”是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用而在农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本文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小产权房”存在的成因及法律风险,并提出了如何解决“小产权房”存在问题的对策。     

中国信息社会之“道”与跨文化信息伦理学的任务

本文以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的观点为基础,阐述直接陈述和间接陈述在远东和远西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不是语法或修辞上的区别,而是关于存在性的区别。存在性涉及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本文旨在为从跨学科角度思考信息社会的伦理问题提供理论依据。作者认为,信息道德及其在远西语境中反映出的伦理关系强调的是直接陈述的原则,而间接陈述的原则则构成远东人际交往的基本语境。本文解释了存在性在远西和远东语境中的相关性和差异,并就这种区别对中国信息社会和跨文化对话的相关性得出结论。     

中澳关系为何由“冷”转“热”

2009年中澳关系经历了由“冷”到“热”的转变。这种转变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仅从澳大利亚方面来看,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符合它融入亚洲的题中之义及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有利于澳大利亚开拓在华商品市场,从而促进其国内经济发展。而陆克文本人也急于证明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他领导的工党并不像反对党所指责的那样束手无策。     

基于新工科背景的“学科竞赛”&“科研训练”双驱模式下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随着《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战略的实施,社会对高校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该文从分析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现状出发,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以“学科竞赛”“科研训练”这两种训练模式锻炼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以及这种模式顺利开展的保障条件和关键因素,形成“双驱炼双能”的实践模式。     

社会主义思潮在“五四”期间的变迁

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始于19世纪末,当时各种社会主义理论都得到展现,马克思主义并未被显著介绍。但在“五四”期间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主要用来指“马克思社会主义”,从此开始了“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历程。为什么中国人唯独青睐马克思主义呢？当然有社会历史背景,但本文力图从马克思理论的思想内容和方法找到根据,提出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打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     

“解释学转向”，还是“解释的转向”?

本文通过对理解与解释的关系及科学哲学的历史进程的分析，对国内学术界一种流行的见解——科学哲学发展中出现了“解释学转向”——提出质疑，认为科学哲学发展进程中历史主义学派实现的并不是“解释学转向”，而是“解释的转向”。     

“符号经济”论：“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二

建立在马克思“财富哲学”和“关系哲学”基础上的“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从由“实体经济”而“符号经济”的财富流转过程,来批判性地反思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符号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负面影响和后果。从“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关系哲学”的角度来看,作为资本的当代新形态,融入了艺术等文化因素的“符号经济”以及竞争性文化符号消费的无度扩张,一方面,“向内”制造人的等级差异、激化人类内部的“社会冲突”;另一方面,竞争性符号消费又导致物品的无度消耗,进而导致自然物质资源的无度消耗,“向外”激化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冲突”。当今全球社会冲突与生态冲突在相互激化中日趋尖锐。“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批判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