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上不确定性现象”对法律的诉求——以环境软法为视角

环境法中存在的“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现象,与软法治理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不确定之情势下,还要进行治理,这无疑对传统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何况不确定性现象具有普遍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等特征,需要多样的法律形式才能解决问题。传统硬法已经无法满足这方面的需求,而软法以其固有的优点刚好能够弥补硬法的诸多不足,能够妥善解决复杂的、特殊性的环境法域问题,并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制度。     

人的尊严在现代法律上的意义

近代以来,人的尊严已被普遍接受为社会伦理的基础.同样,在法律上,人的尊严也是现代法律价值秩序的根基,是现代法律的根本预设,其奠定了法律主体成立的基础,是评价法律内容正当性的标准,而且还代表着法律的终极目的.     

从“感性的人”到“美的艺术”——浪漫主义艺术的美学观念探析

浪漫主义艺术是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风行于欧洲大陆的一场艺术运动。浪漫主义艺术强调个性、主观性、激情和想象,浪漫主义艺术家们崇尚天才,反叛对规范性的模仿,追求唯美、自由和超越性。"美的艺术"从传统的艺术概念中独立出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艺术的本质和功用,美的艺术就是天才的艺术。浪漫主义运动持续的时间很短,却是一场波及全欧洲的一次文化和艺术思潮,它因为具有深刻的思想基石、伟大的作品、传奇的艺术家和旺盛的生命力在历史和人的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一带一路”实施与部署的法律呼应——以甘肃省为例

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道路,前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引进来,今后的改革开放是走出去,这条崭新的道路是经济与融合之路,团结与平等之路,共赢与繁荣之路,物质与精神结合的文明之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离不开现有法律制度的保障,但更需要与时俱进地对新问题提供法律解决办法,甘肃省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应当对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有所预见,并做好法律上的保障措施。     

论法律人的职业伦理建设——以新《律师法》律师会见权和阅卷权虚置化为切入点

修订后的《律师法》扩大了律师的会见权和阅卷权，但在实践中却遭到了侦检部门的普遍抵制，这种现象的形成本质上是司法人员的职业伦理发生了集体失语。原因在于修订后的律师会见权和阅卷权直接影响了侦检部门的整体利益和个人私益，司法人员的职业伦理偏离了社会公义和法治理念，这是现代法治社会法律人所不应该有的伦理失范。故应当从法治理念、法学教育和自身教育几个层面上进一步加强法律人的职业伦理建设，这是法治国家成败的关键。     

从制高点到地平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底线探析

无底线伦理现象的大量出现源于我们的道德伦理空间只有制高点没有地平线,深层哲学根源是将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个人作为抽象化的理想存在,而没有将之作为由经济关系主导的社会关系中的生命存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着不同的人性假设和伦理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要求伦理道德基石从道德高地转到伦理底线。这种伦理底线就是人人平等基础上的利己而不损他,它构成了人是其所是的人伦底线和仰望道德理想星空的坚实大地。     

从集体身份到集体记忆:“三线人”的时空流变研究

新中国工业化建设过程中,作为时代主人翁的"三线人"经历了国家政治意志下的政策性身份生产、单位制框架下的身份实践与体制改革下的结构性身份消解,后又被动地进入了一个变动不居的时空情境,尤其是单位制向市场制的结构之变、体制改革集体主义到个体主义的价值之变以及主人翁到边缘人的身份之变,形成了一股新时代追求群体认同与群体价值的力量,与历史和回忆的自然动力共同驱动"三线人"的自我建构,形成了以艰苦的身体记忆、光荣的心理记忆与愉悦的生活记忆为主要内容的集体记忆。基于内在动力的集体记忆外展延伸与客观的社会主流价值外在联结,共同形成了公共视域下的"三线精神"。从集体身份到集体记忆到"三线精神",串起了"三线人"的情感社会化历程,也串起了宏大历史过程中"三线人"的时空变迁。     

一代人的肖像——看《当代英雄》中的“不多余的人”

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以皮巧林这个优缺点都特别鲜明的“多余人”为串联主线,写出了他周围其他俄罗斯青年的群像。作者对那些“不多余的人”内心世界的揭示,尤其是对渴望精神恋爱的俄罗斯女性的解剖,使得我们看到主人公皮巧林何以成了俄罗斯启蒙思想的先驱者、传播者和“当代英雄”。     

“中国梦”理想下的价值观路径探析——以中国价值观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嬗变为视角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既为复兴,自然蕴含着再次之意,而此再次并不等同于先次,而是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先次,其深层次蕴涵着价值观的再造和重构。从中国梦背后的价值支撑能够生动体现中国价值观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嬗变。以此嬗变过程为视角,足见崭新价值观的复兴正是中国梦实现的重要支撑和内涵。只有在充分展现个人能动性的基础之上,树立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将物质性和精神性、社会性和公共性、个人梦想和集体梦想完美统一,才能最大程度地凝聚人民的力量,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科技进步、人的科学素质与现代教育

本文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着重探讨了科技进步、人的科学素质与现代教育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社会,科技进步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标志,同时科技进步又是以人的科学素质的提高为核心内容的,即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以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与人的科学素质的现代化同步发展为前提条件的。而现代教育不仅是实现人的科学素质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同时也是科学技术从知识形态转化为现实社会生产力的中间环节,是推动现代科技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从上博简孔子言论看孔子“君子观”

"君子"是儒家的重要概念,在先秦时期的儒家典籍中频繁出现。近年来,随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公布,一些关于孔子言论的重要儒家文献相继问世,经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政论两方面言论与《论语》《礼记》等传世文献参照、对读,不仅使传统的孔子"君子观"得到很好的诠释,而且还能发现前所未见的崭新内涵,对于全面、深入研究孔子"君子观"具有较强的发覆、补苴之功用。     

文学如何表现完整的人?——以大江健三郎为例

文学如何表现完整的人?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其小说中,把"性的人"与"政治的人"这两个维度连结起来,从两者之间的对立和联系中把握复杂的人性,对二战后的日本社会中的一些边缘人形象作了相当深入的刻画.他的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往往是一些极端化的分裂型的人格,但就在这些人物中,也有着作为个体的人的整体性的存在,以及个体性生存与社会环境的互动.通过边缘的发现去认识、构筑和表现整体,这是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创作给予我们的一个启示.     

“人本发展观”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伦理意蕴

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中都有着丰富的源流,在当代,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以人为本又具有了新的理论起点与涵义。以人为本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主体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同时又是其在当代我国改革实践中的发展与创新。在当代中国,以人为本的实践价值指向便是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在伦理意蕴的观照下,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指向。     

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伦理价值追求——以“民生”引领“美好生活”

何谓“民生”问题？通俗地讲就是与人民生活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人民就能过上“美好生活”。千百年来,人类孜孜追求的目标就是“美好生活”。那么,什么是“美好生活”,如何塑造“美好生活”呢？“美好生活”是一种伦理价值追求,其塑造与“发展”本身相关联,求得“美好生活”的关键取决于发展是不是“好的发展”。研究民生问题,必须与发展研究结合起来。     

从存在主义伦理观看《一九八四》的“虚化”思想

存在主义伦理的兴起与极权主义具有一定的关联,以自由感知为基础,包括社会责任、自由、人道和诚实等。小说《一九八四》的双重思想作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违背存在主义伦理,具有欺骗性、荒谬性和＂虚化＂性。文章探讨了存在主义伦理的基本观点和小说中双重思想的本质,分析了双重思想对存在主义伦理的消解及其与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作者对极权主义的悲观情绪和对公正社会主义的信念。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臆想的“欧洲中心论”

韦伯在本书的重要贡献是探究宗教改革对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意义。事实上也是在告诉我们宗教思想解放对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重要性。这种理论探讨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但是中国学术界一些学者却认为韦伯是＂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这种结论无疑是错误的。而对韦伯理论臆想出＂欧洲中心＂后,又乐此不疲地加以批判,实在是不良风气。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需要的是理性对待西方先进文化的态度。而一些学者对难以接受的西方理论观点动辄以＂欧洲中心论＂批判之,则是根本错误的文风。     

从“物的解放”到“人的解放”——马克思关于社会正义的历史辩证法原理

马克思的社会正义理论是建立在历史辩证法原理基础之上的。根据这一原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表现为从物的解放到人的解放的辩证逻辑发展过程。马克思实现了从天国道路的批判转向尘世的批判,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扬弃了社会契约论并提出了共产主义公有制,从而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开辟了历史辩证法的道路。     

略论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本”原则

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本＂原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和客观必然。引发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人类自身,而解决这种危机的关键仍在于人类自身,并且解决危机的目的仍在于人类自身。人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体,人的需要和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目的,人的需要和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尺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机遇和动力。     

构建“以德治国”的制度伦理体系

市场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道德生活的外部条件 ,迫切需要适应新的社会条件的道德运作方式 ,制度伦理体系的构建是贯彻落实“以德治国”的有效方法。法律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是制度伦理体系构建的两个维度。制度伦理体系的操作系统应体现经济、政治和伦理目标的一致性、相应监督机制的完善和社会利益制约机制的建立     

从“畏官”到“畏民”看“民愤”风险的化解——法文化视角的透视

当下中国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民关系紧张,致使“民愤”堆积.因此,如何化解“民愤”风险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汲取“畏民”的理念并进行当代转换,实现从“民畏官”到“官畏民”的转换,是化解当下“民愤”风险的有效途径,也是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