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胡演奏中情感处理的几点思考

二胡是我国民族乐器,号称“东方的小提琴”,表现力强、感情细腻。20世纪初,经我国国乐大师刘天华先生毕生的努力,二胡从民间自流状态纳入到艺术的领域,在普通高等音乐院校占一席之地,并创立现代二胡学派。目前二胡演奏艺术在音乐教育中已经占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它为载体,作曲家利用它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的真实情感。本文通过对二胡乐曲的时代特征、地域民族特征、人物形象特征等几个不同方面的阐述,揭示了在二胡演奏过程中情感处理方面的重要性。     

对《二泉映月》几种不同演奏谱的初步探讨

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是瞎子阿炳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他毕生从事音乐生涯的创作结晶。这首乐曲不同于一般的抒情性的写景乐曲,它既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现实意义,又在演奏艺术和创作手法上有着很大的发展和创新。 《二泉映月》早已成为当代二胡演奏家经常演奏的曲目之一。但是,许多二胡演奏家在演奏此曲时,根据他个人对乐曲的理解和体会,对原曲进行了不同的剪裁和压缩,     

二胡演奏中的特殊技法

掌握基本的技术是拉好二胡的保证。随着二胡音乐的发展,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二胡曲目层出不穷,为了能准确、出色地演奏好这些音乐,就需要更多特殊的技法来完成,这些技法无论在演奏方法、音响效果上都具有特殊性,并具有较高的技巧,需要进行特别的训练方能掌握。本文对九种不同特殊技法的构成、奏法、在曲目中的表现等进行探讨。     

江南古桥及文化的地域性功能研究

由于江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江南古桥及文化发展兴盛,据此对江南古桥及文化所赋予的多元化和更深层次的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功能及特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从而认为江南古桥不仅是古代江南百姓的生存依托和江南商业经济的枢纽,更为重要的是,江南古桥在与江南社会不断交融的历史进程中,与当地的社会风俗、奇人逸事、风水玄学、政治宗教等紧密相联,浸染了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充分显示出江南古桥及文化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也成为江南地域宝贵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财富。     

从民族视角到现代范式——谈二胡音乐创作的衍变路径

二胡是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的物态符号,经过上千年的风雨洗礼和社会传承,到20世纪中叶,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家演奏家刘天华先生将二胡这种中国民族民间最具代表性和表现力的乐器带进了高等学府,从此,二胡便堂皇地登上了艺术殿堂,走向了专业化的艺术道路。随着时代的进步,二胡音乐在保留原有音乐表现风格的基础之上,也在不断的发展与革新,并且不断拓展它与世界音乐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朝着民族多元化、多样化、世界化的趋势发展。本文拟对二胡音乐创作的衍变路径问题进行分类和探索。     

江南女作家传统民俗技艺书写的美学解读

传统民俗技艺是指民间传承下来的技艺。江南传统民俗技艺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江南女作家地域书写的聚焦点。王安忆、王旭烽、范小青等江南女作家对具有江南地域特色的刺绣、建筑、茶道、评弹等传统民俗技艺进行文学书写,既描摹了江南特色的器物风貌与美学品格,又揭示了地域传统民俗技艺的精神内涵与文化底蕴,展现其独特的传统文化特征与文学审美价值,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二胡演奏中的音乐审美探析

二胡演奏是一项具体生动的音乐审美活动,二胡演奏者除博学识广,技艺超群外,还要对乐曲进行充分理解并加以创造,把握二胡演奏中的音色处理及演奏时的舞台形象、气质与台风,使音乐审美过程更加深入、贴切。     

二胡演奏艺术中的移植乐曲

二胡作为独奏乐器,距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刘天华先生之前,从民间流传下来的二胡曲目屈指可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探索,一批从其他器乐曲、声乐曲中移植和改编而来的二胡曲目,极大地丰富了二胡演奏曲目,而且,通过学习借鉴其他乐器的演奏技巧,扬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二胡的演奏技法及表现力。本文主要论述移植乐曲在二胡演奏艺术发展中的作用。一、发展脉络　　进入20世纪,中国的弓弦乐器在经历了上千年的流变之后,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当二胡作为独奏乐器登上舞台时,除了极少数的一些独奏曲之外,可供演奏的乐曲非常之少。二胡曲的主…     

走进文化感觉区--蒲松龄南游一年的收获

1670年至1671年,蒲松龄作为幕僚走进文化感觉区,即幕主孙蕙所在的扬州。蒲松龄在此一年的最大收获,一是形成了《聊斋志异》鲜明的南北地域风格;二是以江南女子为原型塑造了众多的花妖狐魅。     

二胡曲《战马奔腾》的艺术创新与影响

对二胡演奏家陈耀星的二胡独奏曲《战马奔腾》进行分析,题材上,乐曲首创"二胡舞曲",描绘了骑兵战士守卫祖国边疆的军营生活,开创了二胡表现军事题材的先河。演奏技法上,利用双弦颤滑和内弦连顿下滑表现战马嘶鸣,使用大击弓摹仿急速飞奔的马蹄声,而内外双弦的抛弓演奏则很好地表达了骏马奔腾的艺术效果。这些题材、技法的创新对后世二胡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很多二胡作曲家开始大胆地尝试新题材的创作和新技法的运用。     

二胡音乐的地域特色及其社会影响

二胡独奏艺术从上个世纪至今，在众多二胡音乐家的努力下，已经发展成初具规模的各自的流派，有细腻、甜美风韵的南派，有在演奏上比较注重运弓功力的北派，还有富有秦腔、眉户等戏曲特色的秦派等。各流派在特殊的人文社会环境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影响。     

江南地域传统对明代诗文的渗透——以吴中“皇甫四杰”为对象

文章以明代吴中皇甫四杰诗文为对象,考察江南地域传统如何影响明代的诗文创作。从中发现,江南地域传统一直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渗透在诗文创作中。选择富有江南地域特色的物象,营造清新自然的意境,采用繁复的描写和修辞手法,表现江南人的高超才情和文化优越感,是显性渗透的主要方式;而江南士人追求自由、崇尚隐逸的精神诉求正是其内在隐性支撑。江南地域传统伴随着江南人的足迹在明代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江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从江南区域史研究出发,可以看到江南地区对外贸易史和对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国内相关成果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涉及江南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多数局限在中外关系史领域,没有将之延伸到江南区域史的讨论范围;其次,江南区域史研究者对相关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进展关注有限。为此,从对外关系史的视角,江南区域史研究有以下两方面值得进一步推进：一是要深入探寻历史上江南对外贸易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二是要把江南放在东亚乃至世界的范围中加以讨论,在东亚及全球视野下思考江南社会所具有的区域性特点和发展脉络,以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日本江南史研究管窥——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为中心

日本的江南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历史学曾经有过依据以“阶级斗争”等为代表的特定历史观来设定研究对象的情况，这种僵化的、从既有结论出发的研究难免会出现漏洞，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江南等地域为对象、尝试脱离战后历史学桎梏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意在分析中国特定地域的社会形态，吸引了多数研究者的注意。而如今，直接针对江南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并不多，地域研究大多成为更大的问题意识中的一部分。如同战后的历史学史观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地域社会史取代一般，随着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对江南这一地域看法的改变，江南地域史研究也在改变。目前，由于受到全球化的强烈影响，单纯细致观察某一地域状况的做法已经难以得到有意义的结论。可以说，对某一地域的研究已经成了“东亚史”等更大的研究范畴的一部分。     

略论江南文化的现代转型及内涵重构——以上海为中心

江南文化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方国文化、地域文化与城市文化,分别对应了三个维度,即历史维度、地理纬度与城市维度,其中,城市文化是近代江南文化的典型形态。在江南区域城市文化实现精神内涵的现代性蜕变中,现代传媒的革命性意义尤其值得关注。现代传媒的出现,从整体上改变了城市文化的内在结构,推动了江南区域文化的现代转型,具体表现在文化主体、生活内容、文化精神等方面。从城市生活内容到文化精神,我们可以看到,以上海为代表的江南城市文化之发展俯仰依违于传统趣味与现代意识之间,顺着言情文化与时议文化两条主要线索前进,此两重文化主题的发展演进,形象地诠释了江南城市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内涵重构。     

区域政策与李约瑟之谜——基于明清时期江南政策的研究

中国没有实现工业革命的基本原因在于,明清王朝对江南实行错误的区域政策,歧视和屠杀江南士绅的政策摧毁了工业革命的人才基础。破坏了工业革命产生的人文土壤;对江南工商业的重税政策和海禁政策切断了工业革命资金来源的渠道,堵死了中国走向世界的通道。当前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制订正确的区域政策,实现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起飞。     

江南史研究与问题意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理论的检讨

半个多世纪的江南区域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与贯穿其中的问题意识息息相关。问题意识关系着宏大叙事,通常为从西方历史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理论范式所主导。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到资本主义发生的探索,再到近些年早期现代化、工业化的争议,以江南为检验重心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无不以西方经验作为主要参照系,在不断冲击瓶颈中推进。经验主义的实证方法固然是一切史学研究的基础,但江南史研究的实质进展亦有赖于问题意识的创新、理论思辩的提升。     

江南文化精神的“在”与“说”

在今天阐释江南文化精神，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就是江南文化的“在”与“说”。前者属于存在论问题，主要是江南自然、社会与人文的存在现状；后者属于语言本体论问题。主要是有没有人可以把江南文化的“在”讲清楚、说出来。在“怎么说都行”的后现代文化中，关于江南的“说”比关于江南的“在”显得更加重要与紧迫。以“江南诗性文化”为核心范畴的“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以区别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为空间背景，追溯江南文化的文化背景与渊源；以区别江南文化与齐鲁文化为区域背景，揭示江南文化的诗性与审美本质；以江南轴心期为理论基础，还原江南美学与文化的历史生成；以江南城乡差别为解释框架，探索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精神结构，推动了江南文化从实学向美学的学科飞跃，是研究者进入江南最重要的学术配置与基本的主体条件。     

乐府江南诗中“江南”意象的形塑及其流变简

乐府诗对“江南”的展现经历了汉末古辞奠定基调、萧梁文人雅化与唐代重回现实风俗三个阶段,形成了以采莲与采莲女为基本要素的经典“江南意象”,这一意象的提炼形成与继承转变体现着一定时期内创作者的文化意图,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个时期的社会风貌：汉代古辞《江南》是后世江南乐府诗的起点,它本身的叙事策略使有限的文字提供了风情无限的情境。如何在表达文人理念、创造新的写作传统、表达旧有的江南主题间寻求一种平衡,梁代诗人雅化的《江南弄》即是一种回答。从这些浓郁文人风的乐府诗里,很容易捕捉到粱代文人与民间对江南不同认识的微妙差异。梁代江南乐府诗开创了一个描写江南的新经典,它构成了粱式的江南中心和主要意象。关于江南,唐代诗人的意图与其说是塑造一个符合现实理念的形象,不如说是一种体现作者官方职责的诗歌表达。文人利用诗文等进行社会教化,拯弊匡俗的心理甚于以往。而另一类诗人选择江南某些地区进行追慕式的述怀,略带夸张的描述连同诗人的过于浓重的情感,或许是一种避开朝廷党争纠缠、偏居一方乐山乐水的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