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生育伦理之差异

关于生育行为,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天生的权利,也有人认为这是每个人对自己、家庭、社会应该履行的义务。中国文化认为“生”是一种义务,“育”是一种权利;西方文化认为“生”是一种权利,“育”是一种义务。在生育政策方面,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而西方则鼓励生育。了解中西生育伦理的异同及其发展走向,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人类生育伦理的丰富内涵。     

鲁迅翻译思想之伦理审视

从事外国文学翻译是鲁迅实践其文艺价值观的重要途径。鲁迅的翻译理论触及了翻译目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与方法、译作读者分类、翻译评价等方面,始终贯穿了"窃得洋火照人间"、为大众读者服务的翻译价值取向。其翻译价值观、"他者"文化价值观、译者责任观蕴含了颇为深刻的翻译伦理思想,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翻译伦理:翻译研究新途径

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伦理行为.翻译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出现文化转向后,翻译伦理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成为翻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回顾国内外学者在翻译伦理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同时分析其中的不足,提出翻译伦理研究应该建立在描述性研究基础之上并关注具体社会场景中的翻译主体及其翻译行为.     

超文本视角下翻译的伦理探索

从副文本和超文本的特点出发,将超文本视角作为翻译伦理研究的新视角,重新考虑翻译活动参与元素之间的关系,探讨网络环境中的翻译伦理,在已有翻译伦理观的基础上探索具有时代意义的伦理观。描绘了翻译参与元素的关系网,提出应遵守对网络环境本身的超文本空间负责的"时空"伦理观,翻译参与者应当共同维护在网络翻译过程中新形成的自由与限制,最终使翻译有益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翻译的承诺伦理——传统翻译伦理的逾越

建立在传统翻译伦理包括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及规范伦理上的翻译的承诺伦理以交往伦理学为理论基础,融合了传统翻译伦理各流派的价值理念,明确指出了自身的适用范围以及译者在翻译中承担的责任,从宏观层面探讨翻译,平等对待与翻译活动相关的所有主体,是对传统翻译伦理的逾越。     

论翻译中差异的张力与伦理的回归

解构主义彻底颠覆了“翻译就是翻译意义”的观点。意义的不稳定性使语言差异、文化差异和权力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地彰显了其无尽的张力与能量。翻译行为最终演变成社会行为，这就要求译者在多种选择中、在跨文化交流中，肩负起社会责任，寻求翻译伦理，回归翻译初衰。     

翻译伦理模式理论普适性思考之翻译主体指涉与定位探究

由翻译的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和承诺伦理组成的翻译伦理模式理论对中西方翻译伦理学的发展贡献巨大,以致于国内翻译界出现了以该理论为基础构建普适性翻译伦理的建议。然而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和规范伦理没有明确翻译主体(译者除外)的具体指涉,对翻译主体(译者除外)的定位也不一致,旨在融合这4种翻译伦理的承诺伦理也没有解决这两个问题。因此,以翻译伦理模式理论为基础构建普世翻译伦理的设想不可行。     

西方翻译伦理模式探讨

伦理思想一直贯穿于西方两千多年的翻译实践中,翻译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并遵从某种价值观,因而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翻译实践体现了不同的伦理取向.西方翻译伦理模式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五种:对等伦理模式、功能伦理模式、对话伦理模式、规范伦理模式以及差异伦理模式.各种模式不仅为特定的翻译策略或行为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证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塑造着一定时期的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     

卞之琳诗歌英文自译翻译伦理之透视

卞之琳将自己的诗歌翻译成英文的过程所遵从的翻译伦理与其在英诗汉译过程中所遵从的翻译伦理不一样。英诗汉译过程中,其遵从翻译的再现伦理,不仅再现英文诗歌的内容,还能再现英文诗歌的形式;自译过程中,其遵从广义的翻译规范伦理,译文虽再现了汉语新诗的内容,却没有完全再现汉语新诗的形式。在诗歌意象传达方面,其译文传达了原诗的意象所指,却没有保留这些意象原有的表现方式;在格律和韵律的传达方面,其译文保留了原诗的诗行数目、跨行方式,却没有保留原诗的节奏和押韵方式。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弱势话语地位,是导致卞之琳在自译过程中践行广义的翻译规范伦理的主要原因。     

论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

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给我们的翻译研究带来一定的启示,同时该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各模式间缺乏相容性,应用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模糊了伦理层次,忽视了主体间的平等。     

文学翻译中的伦理问题——译什么、怎么译、译后如何

当前对有关‘钼译伦理”的探讨日益升温,论文试图梳理翻译和伦理两大范畴的交叠之处,以便更好地从伦理角度来反思翻译问题。     

翻译伦理再思考

翻译伦理作为翻译领域的一个热点,相关研究刚刚开始,文章通过对翻译主体间伦理的系统回顾,指出翻译主体间伦理的讨论不能单纯强调译者单方的责任或权力,其他主体如赞助人、评论人同样对于理想翻译的语言或文化动因的实现负有责任。同时,对译者忠实于文化间伦理的必要性、作者给予译者不忠实的权利、Lefevere有关中西方忠实策略的不完善之处、译者的可读性、责任的相对性以及赞助人的多层次性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翻译理论与翻译伦理

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和加深,翻译活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在翻译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一直以来颇有争议。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对译者角色的理解和社会预期也相应提升。近年翻译界讨论的"归化"、"异化",其实也包含翻译伦理问题。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其实践涉及译者译作的多元文化态度、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对原文重写的尺度、译者的责任等翻译伦理方面的问题。作为译者,在翻译时有必要对相关伦理问题有所思考,并体现在其翻译实践活动中,真正做到尊重多元文化、沟通多元文化。但翻译伦理的内涵与外延究竟是什么,应保持在一个什么度上,作为翻译研究,更应深入探讨。     

重释鲁迅翻译之＂硬译＂——以翻译伦理为视角

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为人们认识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契机,翻译伦理探讨译者对翻译职责及其翻译标准的厘定。鲁迅"硬译"问题近年来得到学术界的密切关注,许多学者从诸多方面进行探讨,如翻译策略、文化因素、意识形态等。文章将从翻译伦理的四种模式:再现模式,服务模式,交际模式和基于规范模式来探讨鲁迅翻译中的"硬译"。     

翻译伦理与译者的职责

翻译研究经历语文学派、语言学派、阐释学派、解构学派几个发展阶段后,使译者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主体性,但同时也带来了译者主体意识的过分张扬,为一些不负责任的乱译找到了借口。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它也有其自身的行为规范。译者在实施跨文化沟通行为时,必须遵从此类交际的规范和伦理,明确自己的职责,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交际的成功;而本文正是作者对翻译伦理问题所作的初步探讨。     

翻译伦理视角下的典籍英译——《楚辞》国内英译本探析

以《楚辞》的四个国内译本为研究对象,在我国国际影响力提升、文化输出重要性逐渐彰显的大环境下,从翻译伦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典籍英译的翻译方法,走出文本分析的局限,强调译本的整体传播效果。回顾了翻译学回归伦理探讨的历史,针对译本体例编排和异质转化两个方面,从翻译伦理角度评析近十年来《楚辞》的四个国内译本,突出翻译伦理在典籍英译中的指导作用以及“丰厚翻译”法对今后典籍英译的启迪。     

忠实观视域下的中西方翻译理论对比研究

忠实观是翻译实践中要实现的一个标准。中西方翻译理论中关于忠实观的阐释各有差异。分析研究中西方翻译理论中忠实观的差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丰富翻译理论,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厘清中西译学源流，构建中国译学体系——张柏然比较译学观探析

张柏然以西方翻译理论为参照,探析中国翻译理论的民族特点。他的比较译学研究主要围绕追溯中西译学根源、梳理译学现代发展、打造中国特色译学理论三个方面展开,旨在通过辩证地吸收西方译学研究成果,实现中国翻译理论现代化,为构建普遍翻译学作出贡献。张柏然在构建中国译学的理据探索和论证中,体现出少有的开创性、前瞻性和世界性。他的比较译学理论始终把握和放眼中西译学理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强调古今参照,中西融通,不仅打造“民族特色”,更为普通翻译学贡献“中国智慧”。     

归化、异化翻译策略与翻译伦理

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是翻译伦理讨论的重点。归化与异化之间不应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关系,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与道德／不道德的翻译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在不同的翻译背景下,二者的伦理性质可能会相互转化。只有在这两种翻译策略相结合时才能产生真正道德的翻译。     

和合翻译观视阈下的科技翻译伦理

在科技翻译活动中,随着译者主体性的地位从＂隐形＂到＂显形＂的发展,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日益受到道德层面上的翻译伦理的制约和指导。多视角、多层次的翻译伦理的出现激发译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据,以和合学理论为基础,在和合翻译观的视阈下寻找一种＂和谐＂之伦理——和合翻译伦理＂诚＂,从科技翻译的灵活性和模式化的融合、科学性和文学性的融合两方面指导科技翻译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