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的局限与自由主义的文化政治

伊拉克战争无疑是21世纪伊始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这场战争之所以与我们有关,不仅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且还因为我们不愿放弃对全人类的整体关怀.     

拷问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观念

表面上看,从"9@11"事件到伊拉克战争,所呈现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与阿拉伯国家的矛盾冲突,正是在这样一种观察视角下,人们的文化价值思考往往围绕这样一些问题展开:野蛮与文明、宗教神权与自由民主、落后的阿拉伯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原教旨主义与开放社会模式……     

启蒙为何未能带来永久和平?

关于文明对话或文化对话的问题 ,已经成为“冷战”后国际社会 (或者用当代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和伦理学家罗尔斯的术语来说“世界社会”[worldsociety])最为紧迫的中心课题之一。十年前 ,美国哈佛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理论 ,一时间让国际学术界失去平静 ,各种见解聚讼于斯。与此同时 ,政治家们也开始寻求“后冷战时代”料理国际关系的各种替代性方案 ,诸如所谓“第三条道路”、“后殖民政治”、“世界多极化”、“政治区域化或集团化” ,等等。“冷战时代”,东西方阵营两极对峙的政治张力曾经支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半个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 ,但随着这一张力的消失 ,国际政治秩序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平衡 ,各种政治力量开始了新一轮“华山论剑” ,强大的美国开始纵横江湖 ,仿佛失去了对手 ,“天下第一剑”的心理滋长了“孤独求败”的傲慢心态。于是 ,国际政治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困境 :失去力量制衡的基础也就意味着失去重建秩序的条件。今天的世界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需要罗尔斯所吁求的“公平的正义”。即使我们不计长期僵持不下的阿以冲突 ,仅仅是最近二十多年间 ,两伊战争 ,解放科威特 ,轰炸科索沃 ,“9·11”恐怖事件 ,直至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 ,已经让“后冷战时代”的世界足够热闹了。这是怎么     

谁之正义?何种合法性?

包括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在内的几乎所有当代人都很清楚,伊拉克战争所引发的问题并没有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而结束.     

伊拉克战争与地缘政治的复归

文章运用当代地缘政治研究中的基本理论,分析伊拉克战争的前因后果及战后世界的演化,指出:能否形成未来国际社会合理的结构空间,其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形成多边合作的均衡体系。     

试论古代两河流域的宗教与战争

本文从两河流域宗教演变过程中的作用 ,两河流域战争中教权与王权关系——并合与冲突两个方面论述古代两河流域的宗教与战争 ,并以此说明两河流域的宗教在一次次战争的胜败中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形态而得到发展 ,并在维护新生的政权中起到重要作用的。     

试析现代伊斯兰主义与中东民族主义的关系

现代伊斯兰主义与中东民族主义具有承接性、共存性,两者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两者具有应对西方挑战,求得中东伊斯兰世界生存的共同方向和根本目的,两者都共同根植于中东特殊的民族多元和文化一元的政治文化环境,只是采取的具体手段和应对的姿态不同罢了。     

史前中原的战争、宗教与“天下结构”国家范式的滥觞

距今5 000年以降的中原地区由于生态与人文环境的压力,导致其社会复杂化演进的特殊路径。由于大规模人口迁徙与军事殖民,在中原地区常常发生族群之间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这种战争的目的、性质、规模都具有与史前中国其它区域不同的特性。它在与史前中原传统的重贵务实习俗的结合中,形成了血缘、文化、资源汇聚的“洼地”效应,这既促进原始宗教由自然神崇拜向祖先神崇拜的转化,又形成史前中原的“血缘旋涡”与“文化旋涡”,由此建构了一种特殊的集血缘性、内聚性、世俗性与开放性、辐射性对立统一的“天下结构”的早期国家制度模式。这种制度模式具有普适性、示范性特征及持续的辐射力与向心力,并延续而成三代王朝体制的“天下结构”国家范式,形成华夏早期国家的“中原”政治制度。     

"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思想及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多年来对胡适与李大钊等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存在一些简单化的观点,其实争论双方都从学理的角度和社会实践的可行性上相互得到了不少启迪。透过这一论争,考察胡适本人的思想以及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状况,分析胡适“再造文明”的思想,对于我国今天的文化现代化建设有其重要的、积极的意义。     

论现代新儒学的内在向度--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现代新儒学相承传统儒学"即哲学即宗教"的特质,面对在儒学中安顿科学理性精神的时代课题,力图将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统一于心性之"一本",作为其基本的义理归趋.这代表了儒学在现代社会谋求新开展所必有的一次历史性转进.新儒学虽然没能真正实现三者的内在统一,但它从一个侧面对于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的解读方式,直接关涉到了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对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新儒家的有关理论取向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一起构成了两种正相反对的基本选择,将有可能为人类寻求更健康、合理的存在方式提供某种有益的借鉴.     

论现代新儒学的内在向度——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

现代新儒学相承传统儒学“即哲学即宗教”的特质 ,面对在儒学中安顿科学理性精神的时代课题 ,力图将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统一于心性之“一本”,作为其基本的义理归趋。这代表了儒学在现代社会谋求新开展所必有的一次历史性转进。新儒学虽然没能真正实现三者的内在统一 ,但它从一个侧面对于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的解读方式 ,直接关涉到了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对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 ,新儒家的有关理论取向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一起构成了两种正相反对的基本选择 ,将有可能为人类寻求更健康、合理的存在方式提供某种有益的借鉴。     

美国现代史学主要流派的演变与反思

美国现代史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进步主义史学、新保守主义史学、新左派史学和多元文化主义史学等四大流派。美国现代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实用主义、多元化和国际化这三种鲜明的特点。美国现代史学每一学派的兴盛与衰落都是和美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分不开的,每一学派既是美国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美国历史发展在史学领域的反映。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史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开创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发明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但也产生了诸如史学研究“破碎化”、缺乏统一的课题等问题。进入新世纪后,美国史学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开始重新提倡史学的综合性和叙事性。     

寻求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对话关系

鲁迅曾经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精神是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对黑暗的坚韧反抗,被称之为民族魂。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柢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鲁迅精神的现实意义。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的变换,人们对于鲁迅精神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出现了杂音,那么鲁迅精神是不是过时了?鲁迅对于我们今天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到底还有没有作用?价值多大?本专栏以"鲁迅精神与现代社会"为讨论专题,目的是唤醒人们重新认识鲁迅及鲁迅精神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理一分殊：对话时代的儒家者言

全球化、多元主义、文明对话——这些词汇在今天显得并不陌生，特别是在“9·11”之后，如何对待不同的宗教文化传统，如何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来寻求宗教冲突的化解之道，业已成为宗教界人士和当代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作为享誉海内外的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的对话——甘肃省哲学学会2009年年会综述

甘肃省哲学学会2009年年会于10月24日在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举行,来自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各高校和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等科研院所以及甘肃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有关专家、学者、领导和相关人士80余人参加了会议.     

贺麟与唐君毅新儒学的比较

贺麟与唐君毅都是四川人,他们的新儒学思想有很多契合之处,从1938年的神交,到1945年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面对面交流,结下了友谊。因此,比较他们哲学思想是很有意义的。这两位哲学家的思想,可以说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异之间不可分离;在方法论方面,他们的指导思想都与黑格尔有关,但是,贺麟用的是新黑格尔哲学,唐君毅用的是精神现象学。他们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有不同看法。他们都很重视船山学,同时也利用程朱陆王,唐君毅还发挥了佛学的"当下即是"。     

我国民族声乐的传承与发展

民族声乐艺术作为我国音乐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我国各族人民抒发真挚情感、传扬美德与理想、激励人们积极向上的重要音乐形式。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振兴传统民族声乐，如何让现代民族声乐更好地吸收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民族声乐中的文化精髓与科学元素来发展、完善自身，如何处理好“传统”与“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使我国的民族声乐共同协调发展。这是一个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     

抗战前后文化思潮与“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主题及其发展

中国现代文明成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新儒学派、西化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文化的论争,形成了现代的人文基础,并且于抗战之后都介入了现代民族精神的构筑。新儒学派有其为国立本的合理之处,西化派的民主、科学在适应变革需求上也有它的适应性,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民本位"观点,又为民族精神的发展构筑了意识形态上的"体"。因而,"三位一体"的现代民族精神与文明构型,即以民族文化为本,世界文明为用,人民性为体的民族精神发展现与文明构型的复合体。在今后多元开放的时代,更应该承认三大思潮并存的现实。当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体系是不能动摇的,但也需要走出意识形态的范围,制、充东方文明成果,完成历史起点的综合文化创造。以东方文化构筑民族精神介入新世纪的发展,则成为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一种普遍共识。     

从宗教传播到文化融合的历史转型——对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的考察

燕京大学自1919年创办时起,借鉴一流大学模式构建教学体系,实现了"传教机构"向"教育机构"的功能转型,不少学科的设立开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之先河.考察燕大的成长历程可发现,多元文化融合是促成这一转型的关键,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则在其中发挥了推动作用.